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第十名：南麻、临朐战役
1947年10月，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在南麻、临朐发生激战。连续进攻十天，未能攻克两地，伤亡达五万多人，歼敌仅二万多人，被迫撤退。
第九名：广昌战役
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江西广昌地区筑垒阻击国民党军进攻。苦战18天，被迫放弃广昌，伤亡5093人，歼敌仅2626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八名：西府战役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向宝鸡发动进攻，连克数城，初期大胜。但国民党军迅速组织反击，解放军反陷入重围之中。后转战一千余里，突出重围，弄得极为狼狈。此战歼敌二万，自身伤亡一万五千。
第七名：第一次四平战役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四平之战。坚守一月，歼敌一万，自损八千，被迫后撤，被国民党军追了上千里，一直撵过松花江。
第六名：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转移，与国民党军在湘江边展开激战。经六天血战，红军冲过湘江脱险，但此战损兵三万余人，全军从长征开始的八万六千减至不足三万，损失惨重，而歼敌仅七千余人，几遭全军覆灭之险。
第五名：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之战
1951 年5月，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进攻歼敌阶段完成后，志愿军参战各兵团开始向北转移。因过于轻敌，掩护计划不周密，遭到美军的快速反击，一时陷入被敌分割包围之中。后主力部队脱险，但三兵团六十军第一八零师损失大半，几乎覆灭。整个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中朝方损失八万五千，其中志愿军损失七万五千。仅转移阶段失踪就达二万多人，后证实其中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其余估计在战地死亡。
第四名：兵败怀玉山
1934年末，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围攻，最后弹尽粮绝，遭到溃灭。全军2万多人仅千人突出重围，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牺牲。 第三名：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2个纵队在皖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个师围攻，经10天战斗，全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余人突围外，余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
第二名：西路军之战
1936年末，红军四方面军部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西征，组成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遭优势的青海军阀马家军围攻，因战略错误，苦战不脱，最后全军覆灭。全军二万一千余人中，一万余人战死，六千余人被俘，余下大部逃散，最后冲到新疆的仅四百余人。
第一名：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对金门发起进攻。因战役发起过于仓促，渡船被毁，后援不济，苦战三天后，全部主攻部队共9086人，除数人渡海逃回外，全部牺牲或被俘，是解放军战史上成建制覆灭的最惨烈之战。
作者：米虫虫(shit555)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作于1964年公开发表，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少年王尚茂全家在泰国曼谷，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教师，爷爷开了一个花生油厂。他是个独生子，家里人都很喜爱他，每天上学、放学，都用小汽车送接。
虽然王尚茂的物质生活很优越，但他的心里，却深深感受到“海外孤儿” 的屈辱和痛苦。新中国诞生了，他决定回到祖国。那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禁运，回国是很不容易的。
1952年7月23日清晨，他瞒着爸爸、妈妈，说是到海滨去旅行，却悄悄钻进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上船，他就藏在船舱底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呆了七天七夜，几次昏了过去。到了香港，他又藏进另一艘轮船大锅炉的隔壁，忍受着摄氏六十度高温的熬煎。接着，他又藏进堆满几千包大米的货舱缝隙里。经过种种艰难困苦，他终于回到了祖国。那时，他才14岁。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出生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他14岁时只身投奔湘军，4年后脱离旧军队，到长沙粤汉铁路湘局当铁路工人，并在此结识了正在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3月，随校并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期间，他曾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1924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1925年2月，陈赓随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宣传队长。10月，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第一师第四团任连长，后调任蒋介石护卫连连长。华阳战役中，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了险境。东征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特调到身边任侍从参谋。
一天，陈赓从蒋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花名册，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向蒋辞行。蒋竭力挽留，但却坚决要他脱离共产党。然而，陈赓去意已定，蒋介石大失所望，恼怒地说：“你走吧！你只能当你的连长！你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1926年9月，陈赓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2月回国，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并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7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决裂，陈赓随周恩来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会昌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与部队失散。后来，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傅连樟院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他腿上的烂肉挂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来。之后，陈赓经香港到达上海，驻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在宋庆龄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疗下，他多处负伤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陈赓伤未痊愈，就被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在这期间，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遣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从敌特机关内部发展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报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图谋。他还指挥特科红队，惩处了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9月，陈赓离开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任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1月，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攻克黄安。此后，陈赓挥师一路打到潢光，四战四捷，歼敌6万多，显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战斗中，陈赓右腿受了重伤，于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疗。
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严重得多的腿伤。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7年7月，毛泽东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毛泽东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
，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代康
2001年2月14日于海口
岳飞是古代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烧杀抢掠，遭到宋朝的反抗。从小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有一年，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长江一带交战，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今南京)。不久，他又率军收复了湖北河南一部分失地，大大鼓舞了宋朝军民。可是皇帝宋高宗和奸臣秦桧一心想求和，竟答应向金国称儿称臣，每年进贡，换取可怜的“和平”。岳飞坚决反对，上书皇帝说：和议不可靠，金人不可信，我请求率军北伐，收复失地。
不久，金国果然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进行反击，直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今开封)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wūzhu)哀叹说，这是开仗以来，最惨的败仗啊。他只好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秋瑾为了能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救国救民，曾苦练武功，会剑术、拳术、骑术，样样皆精。
1904年，她决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并和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发起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后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她第二次去日本，大力赞助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自称“鉴湖女侠”，常身穿男装，腰佩短刀，好一副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1906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刋——《中国女报》满腔热情地提倡女权，鼓吹革命。
1907年，她回到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和徐锡麟一起积极策划在皖浙两省发动起义。同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失败遇害。秋瑾受株连被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并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还被写成了歌曲，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战后盟国安排美、英、中等国派兵占领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由美国全权统一办理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同时苏、英、中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也应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已确定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他还说：“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
8月11日，美国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
随后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虽然四国都被称为占领国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3000人，而中国也只派了少量军队，二者都受美军控制。美国对苏联很戒备，一开始就没有邀请它派兵参加。
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以及邻近各岛屿、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投降，这样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国商定的结果，盟军总司令部设在东京，中、美、英开始准备分别派出武装部队进驻日本。
急于扬眉吐气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现还算积极，立即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率先赴日熟悉情况。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也到达厚木机场。30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
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统领的新一军去。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最后，蒋介石决定由曾在越南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进驻日本的中国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
当时荣誉二师正在卢汉的指挥下执行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侵略者的受降任务，他接到国民政府的驻日占领任务后，立即把荣誉二师与荣誉一师整编成六十七师。荣誉二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师长戴坚，少将军衔。该师建制完整，兵员充足，有精良的美式装备，是当时较为理想的赴日部队。
该师于1946年2月得到命令后，立即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到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
5月，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国民党上校参谋廖季威同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到达后，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
当时第六十七师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驻扎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团指挥。从1946年5月开始，国民党驻日本先遣人员在横滨不断与美军联系驻军的编制、装备以及车辆运输等问题。
6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出国之日，国内各新闻机构都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有的报纸甚至将占领军人员全部名单及军衔广为刊载。这些内容在日本也同时见报，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从上海龙华机场空运直达日本羽田机场，而后由陆路转赴先遣队驻地名古屋。日本当地政府对先遣队的到来侍应恭谨。为了给即将抵达日本的第六十七师设营布防，先遣队在名古屋全面部署和接收了占领军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蒋介石打内战使占领军进驻日本化为泡影
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正在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正在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要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并命令其攻击部队于6月26日前秘密完成包围之势。
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农历七月初一，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出发正式进驻日本。
然而，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党政府应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依然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去信确认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求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且驻扎上海机场的驻日占领军已经接到命令，将投入到反共战场，而驻扎在上海的六十七师也已奉命开往苏鲁豫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还告知朱世明，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地区一得手，即可将第六十七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六十七师到达苏中之后，被收编到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所在部队的第六十五和六十九师。1946年7月6日14时，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的进攻。其中，原第六十七师所在部队到达海安、如皋一带不久，就遭到我华东野战军的重创。
8月28日，粟裕、谭震林所在的华中野战军发来电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刚刚结束的苏鲁豫解放区战果，内容涉及到编在增援部队中的六十七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六十九师之九十九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六十五师之一八七旅及七十九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
至此，原来的第六十七师、准备派到日本的驻日占领军就这样覆灭在反人民的战场上。
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低声下气，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
在六十七师无法到达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机构有办公厅，下设4个组、7个处，此外还有宪兵40人。代表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的麻布区。团长最初为朱世明，后改由商震担任，最后由何世礼担任，他们都是军人，副团长是沈觐鼎，时称首席顾问。
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性质虽是外交机构，但因当时中日没有邦交，即使在私人之间，原则上也不能随便来往，必须得到“盟军总部”的允许。美国驻日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同时又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成了美军总部，在占领日本期间，任何问题，中方均需向美国交涉，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中国驻日代表团虽然受制于美国，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在日本国土上作为战胜国所受到的尊敬。据当时跟踪驻日军事代表团报道的重庆《东南日报》名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在神户，工作人员下榻的神户大厦是专门用来接待占领国人员的。从神户到东京的火车也有占领国人员的专用车厢。到了东京，住进“外人记者俱乐部”，更是进入了特权阶层。这些待遇都是日本平民乃至大部分官员们所无法享受的。
赵浩生回忆说，当时的日本，从东京到横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很少看到穿皮鞋的。即使在商业中心银座和最拥挤的东京车站，也只是见到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只有一片沉重的木屐声。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显得低声下气，在街上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真的无条件投降了。一些了解日本国民性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分析说，日本是个非常讲究现实的国家，胜了，它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败了，它便俯首称臣。当时工作人员在日本看到的现象的确如此。
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这些都给今天的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明朝时候，有个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过数想不到的困难，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传播了我国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个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小郑和找来纸，叠了许多小船。他把小船放在水面上，让微风把它们吹向远方。他目送着顺水飘荡的小船，心中有了远航的愿望。郑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航海家，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乘上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渐渐地，郑和不再叠纸船了。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围着造船的叔叔、伯伯们转，问这问那，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一天，郑和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在屋后的空地上，自己悄悄地造起小木船来啦!
郑和一心一意地造船，把别的事情都丢在了脑后边。为了造船，他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没用多少天，郑和就造出了三十多只小木船。
船造好了，郑和的欢喜劲儿就甭提了!一天，他把小木船都运到湖边，用绳子一只一只地连起来，郑重地放到水里，系在大船后面。看着自己造的小木船排成了队，郑和高兴地又蹦又跳，嘴里喊着：“我的船下水啦!我的船下水啦!”
伙伴们好多天没看见郑和了，听到他的喊声，都跑过来，一看：“呵，郑和造了这么多船啊!真是太好啦!太好啦!”一个个都高兴得拍起手来。
郑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船队就要出发了，你们愿意做我的水手，跟我去远航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愿意!”
郑和让伙伴们上了大船，他自己当船长，等伙伴们拿起船桨，就大声说：“现在起航!”
孩子们一齐划起船来，三十多只小木船跟在大船后面，像一条长龙似的在水面上游动。郑和挺着小胸脯，站在船头，不断地下着命令，可威武啦!
这一年，郑和才10岁。
叶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
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
世流芳。
■北伐时他连战连捷，从团长被破格提为少将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当了两天的总司令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药
铺，到南洋打过工。他从小过着贫寒的生活，养成勤俭朴实的作风。7岁时，他上
了刚由私塾改成的小学，15岁时考上了免费的惠州蚕业学校。辛亥年受广州起义
影响，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一次。此后，他感到救国应从军，于1912年考入广东
陆军小学，五年时间逐级升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
。在校期间，他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黑暗的军阀式教育中向
往新思想的光明。 1917年，叶挺回广东后不久参加粤军。1922年，他任孙
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叶挺率部苦战，保护孙
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亲自决定让叶
挺去苏联学习。他先入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翌年，
他又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 1925
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
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叁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
挺担任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
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
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部
队受挫后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
天后，广州起义失败。组织上对叶挺有不适当处分，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后又对其
进行批判。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在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
■"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了！"
叶挺脱党后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
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
战爆发后，他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叶挺激动地
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
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
任军长。 在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用对党外
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两人关系不融洽，国民党乘机挑拨。毛泽东却一直要求项
英等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后，叶挺为顾全大局还是留下工作。1941年
，国民党在皖南围攻新四军军部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
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经中
共中央长期交涉，他于1946年3月获释。 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
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在大雾中撞山遇难。
■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
帅了！"
■毛泽东、朱德等经过长期实践，提出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
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
和探索。
任何一支军队的历史都有着继承性，如同子体都脱胎于母体。尽管1927年8月
1日的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正式诞生日，但此前的叶挺独立团已经奠
定了组织基础，而北伐时期在武昌城下等一系列血战中也已积累了战争经验。
叶挺从军的时代，正是中国军事制度的新旧交替之际。在他的同学大都为军
阀服务的时候，他却把才能献给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事业---他使军事与最
先进的政党相结合。 应该承认，叶挺从正规军校中没有学到适合共产党军
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作战时硬打硬拼吃了亏。这在
全党都缺乏军事经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苛求前人。毛泽东、朱德等后来经过长
期实践，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
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和探索。讲人民军队的建设，不能
忘记这位虽然只正式当过两天"总司令"、未等到授元帅衔就不幸遇难的北伐名将。
■陈炯明叛变时，叶挺手持一支"花机关枪"，为当时已怀孕的宋庆龄杀出一
条血路
■北伐时有人说："打仗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
叶挺从小就喜好练拳习武，此后又是多所军校的正规科班出身。他不仅精通
陆军业务，作战时还身先士卒。1923年，陈炯明进攻广州总统府时，叶挺率兵先
掩护孙中山脱险，随后亲自手持一支"花机关枪"（即冲锋枪）扫射叛军，为已怀
孕的宋庆龄突围打开通路。 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双方部队火力均不强，叶
挺强调遇敌后就猛烈射击，然后迅速冲进敌阵将其打乱，乘其未及整顿再长途追
击，后来总结成"猛打、猛冲、猛追"。他鼓励部队向前冲，对那些临阵退缩者毫
不留情地执行战场纪律。当时，一些学生兵上了战场怯场，别人都告诫说："打仗
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后来的红军一向能以少胜多，其中继承了叶挺
铁军的这种战斗精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叶挺被押往重庆时，手持一盏油灯，他说这是因为"天还未明"
■叶挺遇难，毛泽东伤感不已，将其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
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叶挺救过孙中山夫妇，又是北伐名将，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盛誉。国民党一
再拉他，而且许以高官厚禄，但走上革命道路后的叶挺，从没向国民党的威逼和
利诱屈服过；另外，虽然叶挺在党内受过委屈，也走过弯路，但依然执着着自己
的理想和追求。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押。随后，他被解往上饶
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他为表示抗议拒绝理发。一年多后，
蒋介石认为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据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
沈醉记载，叶挺下飞机时头发胡子都很长，手持一盏油灯。别人问白日为何举灯
，叶挺回答说天还未明，对国民党的黑暗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叶挺先被送
进"优待室"，蒋介石当面劝他"悔过"，陈诚还许以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挺断
然拒绝，只要求释放被囚的新四军人员。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把他关入"中美合作
所"单独监禁。后来，叶挺曾在特务监视下被流放到恩施、桂林等地，对国民党给
的钱拒绝领取，只向朋友借生活费，并说明将来共产党会归还。有的国民党高官
到监房探问他日后想干什么，叶挺说，如果能恢复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中共
中央恢复我的党籍"。他出狱时，解放军各战区都发来贺电。可惜一个月后，叶挺
与夫人及一子一女不幸遇难。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
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囚歌》
叶挺被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威胁利诱全然不理，于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
房壁上，大书一首《囚歌》，以表心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
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
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
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国防大学 余利 徐焰)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老四野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主席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有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勐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银川登陆一样，将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乾净的消灭了，无一倖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次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家在福建龙岩的邓云，4岁那年跟着妈妈到印度尼西亚，投靠在那里谋生的爸爸。他身在异国，心却忘不了祖国和家乡。1949年10月1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听到国歌庄严的旋律，心情振奋，感到祖国在召唤自己。“我是中国人啊！那才是我的家！”他想。
邓云毅然舍弃优越的生活和父亲要传给他的家产，回到了国内，上了大学，参了军。不料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虽然当了外语教员，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回国30年，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苦闷极了。
远在国外的父亲知道了，让他出国去继承家产，他却拒绝了。他说：“我受屈的时候，身边有那么多好人关心我。有一次我干活又累又饿，生产队的书记过来叫我去帮他写信，可到了他家，他拿了四个菜团子给我吃，根本没写信……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祖国的温暖、人民的可爱，坚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不想离开这里。嫌弃祖国的落后，去享受异国的繁荣，这是乞丐的耻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民族！”
邓云说得多好啊！他是把个人的委屈化在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之中了。
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她们照样非常勤奋努力的过着日子。也在想法设法的让自己的家乡富裕起来。
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
可是，要办什么厂呢?这可难倒了张国英。张国英思前想后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有一天，张国英路过村上的商店。她朝商店里面左瞧瞧，右看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突然，她灵机一动，想到了。缺少孩子的玩具。她紧接着想到了，孩子们每天都没有玩具玩，如果能为孩子们生产玩具，孩子们能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他下决心要学会做玩具的技术，然后到山区办厂。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唐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叫李希烈，为实现个人野心，发动叛乱，四处烧杀抢掠，使百姓遭难，国家也受了损失。怎么办呢？当朝宰相就向皇帝建议，让太师颜真卿去劝说李希烈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就让年过70的颜真卿去见李希烈。其实，这是那个宰相出的坏主意。因为颜真卿为人正直，不肯巴结讨好，得罪了宰相。宰相明知李希烈不会归顺，却让颜真卿去，想借刀杀人。颜真卿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可为了国家的安宁，他毫不犹豫地去了。
果然，李希烈见到颜真卿，立刻让部下拔出刀，围着他破口大骂，说要吃他的肉。颜真卿挺身屹立，怒视着叛贼。李希烈等人劝他投降，他说：“我来劝你们投降，你们反来劝我，我岂能受你们的利诱威胁。我快八十岁了，还怕死吗？”李希烈命人挖了坑，要活埋他。颜真卿冷笑说：“我既然敢来，就不怕死，要杀就杀！”他为自己写好了祭文和墓志，做好了死的准备。
过了些日子，李希烈又叫人堆上柴草，点着火，对颜真卿说：“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视死如归，毫不犹豫地向火堆扑去，倒是那伙人吓得把他拉住了。李希烈见颜真卿软硬不吃，决定杀了他，派人去把他勒死了。颜真卿就义前，仍大骂不止，表示自己为国尽忠决不屈服的意志。这位爱国老人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少年时代曾在香港东区买手部球队打过乒乓球。有一次，香港海员工联会为庆祝新中国国庆节，在湾仔球场举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天，容国团的精彩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客国团的爱国行动，却触怒了东买部的理事长。他气呼呼地指责容国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政治问题”，并强迫他写一份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否则，就开除他出球队。客国团人小骨头硬，哪里肯服气，当即反驳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打球，并没有卖身给你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人头落地，我也不写！”说罢，一转身走了。
容国团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因为工作没了，少了几十元的收入，怎么帮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呢？父亲见儿子情绪不好，有点奇怪，便亲切地问他：“今天碰到了什么事？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
容国团不想再瞒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听了，一边连连点头，一边高声说道：“孩子，你做得对，悔过书无论如何不能写！” 接着，便领着容国团一起到了东买部，当着理事长的面，背起行李扬长而去。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 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
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文章摘自《大智周恩来》你可知道，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曾有一段三改志愿的故事吗？他最初的志愿是当个好海军，把外国侵略者从海上赶出去。为此，他考进了南京水师学堂。
一改志愿学矿务。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要紧的任务应先发展矿业、工业。于是，他转入南京矿务学堂学习。
二改志愿学医学。他认为面对中国的现实，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人改良成强种人。于是，他去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
三改志愿学文艺。他认为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国民的愚昧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提倡文艺运动。
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以此来揭露敌人的反动腐败，歌颂先进的事物，为解救中华民族而呐喊。
在波兰首都华沙维斯杜拉河畔，有座人身鱼尾的美人鱼雕塑。她一手紧握盾牌，一手高举利剑，显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其中，有个与她有关的美丽动人传说。
从前，华沙有位姑娘，在敌人侵略波兰时，她被敌人抓走后逃跑了。当她逃到河畔时无路可走了，就跳进河里，化为一条金色的鲤鱼，钻入河底。
后来，外国侵略者又一次侵略波兰，这位鱼姑娘带领大批化作人身的鲤鱼，离开水面。她们手拿盾牌，挥舞利剑，和侵略者进行了生死搏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波兰人民为了永久纪念她，为她建立了这座美人鱼塑像。
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介绍，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非常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生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10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还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诸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好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本人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数10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苏武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侍从。汉武帝时，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贵族，经常派骑兵骚扰汉朝边境，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不但给汉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也威胁到汉朝的封建统治者。汉武帝即位以后，派出军队，多次击败匈奴的进攻。匈奴的首领且鞮单于害怕汉朝军队乘胜追击，就故意装出和好的姿态，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一些。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马上派正直廉洁、有胆有识的苏武，率领张胜、常惠等100多人，带着大批礼物再次出使匈奴。
临行前，汉武帝召见了苏武，亲手把旌节交给他。这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木棍，顶部弯曲的地方挂着一串用毛做成的绒球，表明使节的身份，同时是使臣出使的凭证。苏武接过使节杖，激动地说：“只要我人在，这节杖就不会丢，使命就不会受辱。”
苏武一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匈奴单于居住的地方见到了单于。谁知单于是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见苏武送礼上门，就以为汉朝软弱求饶，所以对苏武及使臣们傲慢无礼，态度专横，苏武忍辱负重，完成了使命，正准备返回长安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几年前，汉朝使者卫律出使匈奴后不久就投降了，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原来的副使虞常对卫律卖身投靠匈奴的做法，一直不满，见到老朋友张胜后，他就和张胜暗中商量，想乘单于出外打猎时，劫持单于的母亲，杀了了卫律。然而正当他们70多人准备起事时，有人告了密。于是单于逮捕了虞常，并想趁机逼迫苏武投降。
卫律奉令威逼苏武投降，遭到严辞拒绝。苏武说：“我是汉朝使者，如果丧失了气节，使国家受到侮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拔出宝剑，向自己身上猛刺，卫律慌忙抱住苏武，夺下剑来，然后找来医生为他包扎伤口。
单于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苏武的爱国气节产生了敬意，他更感到要让苏武投降，为自己创图霸业服务的重要性。他让卫律当着苏武的面审问虞常和张胜。
卫律把苏武叫来，先把虞常一刀砍死，吓得张胜当场表示投降。卫律乘机要挟苏武说：“你的副使都认罪投降了，你作为正使也要治罪。”苏武严正地回答：“我奉命来与匈奴结好，和张胜既非同谋，又非亲属，凭什么治我的罪?”卫律理屈词穷，挥刀要杀苏武。苏武毫不畏惧，迎上前去说：“你要有胆量杀死堂堂汉朝使臣，就快点动手吧!”卫律见硬的不行，就用高官厚禄来劝降，谁知苏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痛骂道：“你背叛了君主和父母亲戚，不知廉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
单于见苏武软硬不吃，又生一计，想用艰苦的生活环境来消磨苏武的爱国意志，诱使他最终投降。于是下令把苏武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等你放的公羊产了奶，你才能回去。”
北海荒无人烟，一年到头白雪皑皑，连鸟兽也很难见到。有时苏武饿得没有办法，就掘开野鼠洞，掏洞里的草料来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节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拿着节杖，重返祖国。天长日久，节杖上的绒毛脱光了，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棍子，但苏武仍视为生命的支柱，连睡觉的时候，都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生活了19年。
公元前81年，汉朝与匈奴几经交涉，匈奴才把苏武及其随员共9人放回长安。长安的老百姓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满头白发的苏武，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光秃秃的“节杖”，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林彪（1907—1971），原名林育容，湖北黄冈人。1925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5月毕业，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二营七连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随叶挺的二十四师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之后，随朱德南进，在会昌战斗中初立战功。1928年2月，改任红一师一营二连连长。3月，带领二连奇袭耒阳县城，创下一个连击败一个师的奇迹，因功升任一营营长。4月，朱德、毛泽东部会师井冈山，合编为红四军，林彪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反击国军进剿井冈山的战斗，在永新、七溪岭诸战中战绩显著，颇得毛泽东和朱德的赏识，故在1928年7月接替王尔琢升为二十八团团长。从此，一颗耀眼的将星开始升起。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下辖两个军，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10月，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活捉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2月，又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大败国军“御林军”第四十七师。1932年2月，红四军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同年4月，率部攻克漳州。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任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指挥，首次指挥大兵团作战。黄坡一役，全歼国军第五十二师。
1934年1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两路大军，筑成两道血肉通道，保护中央纵队突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次执掌红军，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林彪率师东奔西突，鞍马劳顿，一向以速度快见长的他，也有些吃不住了。他认为，这样下去，红军要被拖跨，于是给中央写了封信，建议毛泽东等几位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毛泽东接信后，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陕北建立根据地。林彪率部抢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为大军前进开道。
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林彪被任为校长。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兼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同年9月，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化。毛泽东盛赞一一五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个争气仗。蒋介石表示：“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同年11月，又指挥三四三旅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近千人。
1938年3月1日，林彪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带着师直属队10余人，路经阎锡山的第十九军防区。该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军，向其开枪射击。子弹击中林彪，伤了脊神经。从此他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等毛病。是年底，被送往苏联治伤。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一套如何打赢苏德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万万没想到中共党内还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立即接见了林彪。林彪向斯大林面谈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斯大林听后大为赞赏，称林彪为天才战将，并邀请他参加苏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有谣传说：斯大林欲以3个师向中共换取林彪。
1942年，林彪归国，继续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都说：“林校长外表看起来一点不象个将军，个头不高，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1945年8月，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赴任途中奉命改道向东北。1946年1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陆续将7个军（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运至东北。国军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攻占三海关、夺取沈阳，向四平、本溪进击。毛泽东电令林彪“化四平为马德里”。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国共两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战斗日趋激烈。5月，国军兵力增加到10个师，林部渐感不支。5月18日，塔子山阵地被廖耀湘新六军攻破。林彪见形势于己不利，于当夜率部悄悄撤出了四平。5月23日，杜聿明部进占长春。林彪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养精蓄锐，以图再举。1947年春，林彪喘息已定，又与他的黄埔师兄杜聿明大打出手，逐鹿东北。他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使杜聿明损兵折将4万人，二人之间攻守易势。紧接着发起夏季、秋季和冬季三大攻势，相继歼灭国军40万兵力，收复城市77座，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仍任总司令兼政委。8月，东北野战军成立。林彪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兼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麾下总兵力已达105万人。毛泽东风趣地说：“林彪现在长‘肥’了”。
1948年9月12日，林彪发起辽沈战役。10月15日，挥师攻破东北咽喉要地锦州，生俘范汉杰上将。19日解放长春。接着转兵辽西，采取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两昼夜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共10万人，刷新解放军战史记录。11月2日，攻占沈阳、营口。以伤亡约7万人的代价，歼敌近50万人，胜利结束辽沈战役。至此，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在东北黑土地上与国民党军队较量3年，相继歼灭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名将麾下108万兵力，解放东北全境，使得共产党手中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和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国军在东北输了个精光， 杜聿明及麾下郑洞国等一大批黄埔名将全被他们当年的小师弟林彪打得焦头烂额。蒋介石怒斥他们：“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可你们是一期的！”
1948年11月，林彪挥师秘密入关，直扑平津。1949年1月，闪击天津，只用29小时就攻下了傅作义宣称能守半年的“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北平被围，傅作义别无选择，于1月22日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林彪大军歼灭蒋系，傅系部队52万余人，解放华北全境，威震平津。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4月，林彪率四野大军南下，向中南挺进。5月17日解放武汉。8月，被林彪大军包围在长沙的程潜和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11月，林彪与“小诸葛”白崇禧决战于广西，至12月14日，歼灭白部主力17万余，解放广西全境，白崇禧垂头丧气逃往海南。1950年4月16日，四野两个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5月1日解放海南岛。至此，林彪率领的大军，从东北的白山黑水，打到海南的天涯海角，长驱直下，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军驰名中外的远征名将、蒋介石的爱将们在林彪的打击下，纷纷落马，败走麦城。
1955年，林彪被授元帅军衔，位列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三。1959年，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在其军事生涯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斯大林称他为“天才战将”，蒋介石称他为“战争魔鬼”，而毛泽东则称他为“不懂事的娃娃”。
旅居意大利老华侨胡锡珍，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屈辱，后来终于在米兰开了一个皮包店。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吞噬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二战结束后不乆，一天，家里来了位意大利朋友叫皮利尔，告诉他，你在战争中损失了三千万里拉的财产，这笔巨款现在可以领回来了，但政府有个条件，必须加入我们意大利籍。听了这话，胡锡珍摇了摇头，说：“不，我宁愿不要这些钱，也要做个中国人！”
1979年，他回到故乡浙江青田，在县城安了家，并投资50万元人民币，办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乳制品厂。他主动提出取消头三年的利息，帮助政府解决一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当他看到家乡山区交通工具缺少的时候，便主动赠送给政府5辆汽车；当他看到家乡的孩子们需要盖幼儿园、归侨联合委员会需要办公益事业时，他都毫不犹豫地一一慷慨解囊。
红娘这个人物“成名”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取材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红娘是成全莺莺和张生美满婚姻的关键人物，后来成了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者的代名词。毛泽东也曾做过“红娘”，多次成人之美，先后促成过四桩婚姻。这四桩婚姻的主人公分别是刘少奇与王光美、 夏明翰与郑家均、张闻天与刘英、李银桥与韩桂馨。
刘少奇与王光美
1919年初夏，“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湖南衡阳爱国学生沸腾了!夏明翰、蒋先云等学生领袖慷慨激昂地组织学潮，准备在衡阳雁峰寺召开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可是，作为守旧势力的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欧阳骏，却视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似洪水猛兽，他安排人贴出布告，不准学生参加大会，并紧锁校门，禁止学生出入。这时，一位女学生气愤地站出来高呼：“当今之世，已不是校长横行霸道之时，爱国者，站起来!”
这个大声疾呼的女学生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化名王芬芳。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在学校，她一直深受老师和同学信任与爱戴。如今她振臂一呼，同学们深受鼓舞，于是积极串联，暗中行动起来了，每人准备了一面小三角旗，写上“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口号。何宝珍所在班级留有辫子的同学都剪下发辫，一律短发。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一声号令，同学们一齐越墙而出，到校外集合成列，参加了雁峰寺的大会。这时何宝珍已经是第三女师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被选为出席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921年年底和1922年年初，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曾到衡阳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革命积极分子何宝珍曾多次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其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飞跃。1922年年初，何宝珍加入共青团，成为第三女师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青年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威信。
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何宝珍团结同学开展了反对校长欧阳骏的斗争，尖锐地揭露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的丑行。欧阳骏与姓蒋的地主相勾结，以违反封建礼法的罪名，把何宝珍监禁起来，不准出校。由于得到张秋人、朱舜华等革命者的帮助，她才得以逃出。
欧阳骏气急败坏，随之又宣布开除何宝珍等几个同学的学籍，以解心头之恨。何宝珍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这时，张秋人再次帮助她，她乘船到了长沙，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和材料。在这里，她受到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人的直接教导，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用的何葆真的名字，就是毛泽东给她改的。她曾进入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经毛泽东介绍，刘少奇认识了何宝珍。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观察入微的毛泽东看到他们相互爱慕之情，就留心去撮合他们
。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去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何宝珍明白毛泽东的用心，是让她在革命斗争中增进与刘少奇的相互了解，加深情感。这对有情人正如毛泽东所料，1923年4月在安源喜结良缘。 1923年年初，何宝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婚后，何宝珍与刘少奇互相关心、爱护。化名“王芳芬”的何宝珍随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既是情深义重的妻子，又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1932年，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带着小儿子在上海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3月何宝珍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第二年秋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 建国后，刘少奇曾偕夫人王光美专程来到雨花台，深情悼念亡妻何宝珍烈士。毛泽东的功绩：彻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四千年的“家天下”统治，开始了向民主化过渡的进程，完成了最大最难的历史大转折；
毛泽东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的方法：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调查研究；最讲认真；
毛泽东的效果：从被美国封锁到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的预言：将来不是左派用我的话打败右派，就是右派用我的话打败左派；
毛泽东的理论：破旧立新；造反有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措施：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群众过河，先解决桥和船的问题；
毛泽东的核心：关心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
毛泽东的灵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的根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外援，不依赖外援；
毛泽东的生活：艰苦朴素，节约为本；廉洁奉公，铲除腐败；
毛泽东的气魄：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心胸：胸怀全局，放眼世界；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的胆量：经风雨见世面；游泳中学会游泳；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毛泽东的军事：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持久的游击战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毛泽东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毛泽东的哲学：一分为二；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普通矛盾寄寓于特殊矛盾之中；
毛泽东的科学：认为“质子中子可以再分裂”，而有“毛泽东粒子”；
毛泽东的文学：诗词37首，从“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的精神：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欲望：快速消除封建影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占据舞台；
毛泽东的结果：千古难寻，顶天立地，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学习：孜孜不倦 一生好学；
毛泽东的亲属：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身；
毛泽东的廉洁：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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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
关于爱国的故事。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一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王宠惠法学家王宠惠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杨儒是清朝驻俄国公使。1901年，他到任后不久，就开始和俄国政府谈判我国东北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土地，又想在谈判桌上逼迫中国代表承认他们在东北的特权，永远霸占东北。杨儒坚决不同意，拒绝在俄国人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俄国人威胁他：条约文本已由沙皇批准，一字不能改。你不签字，就不必谈判了。俄中两国也就无“友好”可谈了。杨儒不怕对方的威胁，回答说：“我宁愿与你们决裂，宁愿被我国政府治罪，也决不签字!我不能出卖祖国的权益。”
俄国代表又假意安慰说：“你们政府已授权给你，出了问题责任也不在你呀!如果你签了字，贵国政府要治你的罪，我们俄国会出面保护你的。”杨儒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气愤地说：“你何出此言!我是中国的官员，怎么会寻求你们的保护呢?那不就太无颜面了吗?我难道会那样做吗?”
杨儒因为担忧国事，心情沉重，加上年事已高，一次谈判归来，不慎被雪地滑倒，摔成重伤，一病不起。可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向俄国人屈服。
后来，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意了杨儒的意见，拒绝签约。杨儒的斗争胜利了，他不愧是一位有气节的外交官。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毛泽东
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
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共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
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后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度尼西亚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后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后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于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后，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于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 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被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后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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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圆明园十里，有个谢庄村。谢庄团练冯三保有个智勇双全的女儿叫婉贞，各种武艺无不精通。
1860年，一个英国军官率领100多名骑兵袭扰谢庄，被奋起的村民打得狼狈逃窜。冯婉贞分析说：“小股敌人虽然败退了，大股敌人一定会来报复。如果他们带着大炮来，我们村庄就会遭殃。我们善于武术，不如用己之长攻敌之短。”为了全力拯救谢庄，她自告奋勇，带领100多名精通武术的青少年，身穿黑衣黑裤，手持雪亮钢刀，来到离村不远的树林子里，埋伏下来。
不大一会儿，五、六百敌人果真抬着大炮来了，婉贞坺刀奋起，异常英勇，率领大家扑向敌人。敌人未料到这里有埋伏，惊恐万状，乱作一团。随后，敌人纷纷败退，婉贞带领大家乘胜追击。
到了傍晚，被砍杀的敌兵大约有100多人，剩下的敌人扔下大炮，落荒而逃，谢庄得到了保全。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我还有诗未写呢。‛说完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本帅有原则，墨字写成黑。
不是我写错，寸土不能失。 (勿忘国耻918)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 万安、泰和、东固、源头、 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 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 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 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 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 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 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 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 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50师不 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 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 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 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 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 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 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 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 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 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 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 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 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 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十二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 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 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 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 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 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 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 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 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 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 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 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 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 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 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 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 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 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 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 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 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 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 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 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 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 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 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 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 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 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 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 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 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 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 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 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 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 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 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 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 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 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 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 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 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 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 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 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 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 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 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 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 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 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 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 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 针的结果。
红军第4军的成立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湘南特委和宜章、郴州、资 兴、永兴、耒阳等县县委及农军的有力配合下，于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接着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十余县的 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 7师和两个独立团，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由于湘南特委执行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脱离群众，在湘、粤敌人三个军约六个师 的南北夹击下，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三月底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 移。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危 害。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 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为由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时指责前委“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段变成无产，然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另组以何挺颖为书记 的师委，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致使湘赣边界被 敌占领一个多月。
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酃县、桂东 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政权等工作，并派人到耒阳、郴 州地区同朱德、陈毅联系。为了阻击敌人追击部队，接迎湘南起义部队和 农军，第1团进至汝城，第2团西进资兴。四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 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 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六月改称红军第4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军 辖三个师九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 支太少，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直辖第28、第29、 第31、第32四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 井冈山会师和红4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 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边界特委， 接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 军委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 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 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 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 策，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紧接南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 暴动。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 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十八日，由彭公 达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秋收起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 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起义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 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 政权。会议一致认为，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起义 后应建立无产阶段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 浏阳、平江、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 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 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由起义 地区各地方党负责人组成。
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 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湘东空虚，形势对我有利。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 工农武装，主要有原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由武昌乘船东进时，中途在阳新附 近上岸，进至修水地区，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由罗荣桓 带来的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分别位于修水、铜鼓、安源地区。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 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 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 吸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2团由安源的工 人纠察队和矿井队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以浏 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三个团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 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4团。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 铁路成了起义的信号。当天，右路第1团在前，第4团在后，向平江进军，在路 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4团突然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 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九月十日，第2团在安源开始行 动，先攻萍乡不克，后占老关，于十二日攻克醴陵，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 因遭敌进攻，部队经老关北上，于十五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骄傲轻敌，陷入 优势敌人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九月十一日，第3团在毛 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向浏阳进攻，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 市，十三日遭敌第8军两个团的围攻，经六小时激战伤亡较大，被迫向上坪撤 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下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保留 下来的部队，到达文家市集中。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行动 方向问题。他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重形势，主 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 击战争。会议否定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九月二十日，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转移。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 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 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 毛泽东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 州 起 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 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 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 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 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 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 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 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 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 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 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我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教 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 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 大好时机。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 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 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 日举行起义。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 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 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 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 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 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 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 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 法 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 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 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 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 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 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 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 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 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 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 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 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 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 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 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 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 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 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 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 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 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 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 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 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 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 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 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 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 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 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 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 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 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 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 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 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 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 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 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 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 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 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 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 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 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 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 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 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 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 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 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 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 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 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 种单纯防御辽沈战役
王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 分别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其中，东 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 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三十万人，防宋沈阳地区，作为防御中枢集团，以 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 令郑洞国率第两个军六十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孤城，牵制我军主力；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四 个师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 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敌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东北我军 于关外，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 东北我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 主力位于长春周围及长春、沈阳之间，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 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野战军已有十二个步兵 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 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 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土地，百分之八十 六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铁路线。
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 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 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 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 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 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 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但是林彪开始不愿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 作战，继则又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之敌，甚至想回长春，表现了 林彪思想上的右侧保守。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发起 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无暇东顾。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日决定了南下北宁路作战部署， 以六个纵队另四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 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二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 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六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
九月十二日，东北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十月一日，分别歼灭了绥中、 沙后所、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路锦州至秦皇岛 段上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 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敌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慌忙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七个师，连同 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的兵力，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 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由第九 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团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以掌握主动权 的指示，决定增调第1纵队（欠第3师）第2纵队（欠第5师）由辽西南下， 参加攻锦作战。最后确定攻锦的部署是：以主力第2、第3、第7、第8、 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锦州 之敌；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处师，在塔山地 区坚决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1纵队（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 队。另以第5、第6（欠第17师）、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位于 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以第12纵队南下通江口地 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经第 1 兵团指挥九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十五日，即攻 占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俘）以下十万余人，封闭了东北敌军陆上的 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攻锦州胜利 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 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军等部投诚，我军解放长春。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坚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葫地区之敌继续东西 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敌经由陆 路或海上撤逃。这时，毛泽东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北 野战军不找锦、葫，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 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北我军必须部署有力兵团 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十月二十日，东北我 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两个纵队位于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 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求歼敌廖耀湘兵团，并以第5、第6 两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我军主力由两 翼插至廖耀湘兵力后方，围歼该敌，并以第12纵队率五个独立师，星夜 兼程南下，以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至二十五日，敌人在黑山、 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 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我独立第 2师阻击，误认为是我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二十六日， 我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采取边 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至二十八日，即将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 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二十八日，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东北我 军即以第1、第2、第12纵队向沈阳，第7、第8纵队向沈南，第9纵队向营 口急进。十一月一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二日，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 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我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锦西、 葫芦岛之敌十二个师于九日分别逃往天津、上海。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 整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 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 战略意义。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区在东并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前后，也相继发 动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
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一部配合下，于九月七 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察绥战役，解放了绥东、察北广大地区， 进占 包头，包围归绥，歼敌二万一千余人，迫使傅作义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 军队，不敢大力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进行 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十万余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 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 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 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的：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 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接着，我军又收复了临沂、烟台等地， 除青岛外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
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和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十八日，先后进行了澄合、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胡宗南部六万 余人，将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郑州战役，使敌人未能抽 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
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 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就使我们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 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 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 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 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 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 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 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 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 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 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 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 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 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 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 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 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肖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 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 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 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 大转折点。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 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 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 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 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 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 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 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 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 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 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 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 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 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 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 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 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 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 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 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 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 口地区之敌。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 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 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 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 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 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 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 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 104、 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 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 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 沟。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 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 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 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 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 路被切断。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 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 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 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 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 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 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 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 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东北野 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第12纵 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 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 冀中军区第 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 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 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 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 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 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 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 兵团指 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 兵团 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 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于二十四日 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 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 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纵队共二十 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 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 三万人。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 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 1、 第 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 2、第 3兵团进至 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 《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 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 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 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 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 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 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 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 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 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淮海战役
一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 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 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 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 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 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 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邱；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 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 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 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呀。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 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后团， 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 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 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 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 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 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 兵团（孙元良）已向东撤走，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 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 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 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 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 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之敌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 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 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 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 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 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 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 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 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 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 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 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 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邱地区之 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 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 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 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壁。十一月八日，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福建省陈嘉庚先生，19世纪末叶怀揣几把花生、几个地瓜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他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成了殷实富有的实业家。但他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没有忘记故乡广大儿童失学、愚昧的不幸。
1913年，他回乡来办起了集美镇第一所小学，让穷苦的孩子都来上学，经费全部甴他负担。接着，他又兴办了幼儿园、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科学校，以及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并且资助了本省其他中小学。他为此把在国家外的所有不动产橡胶园7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50万平方英尺定为“集美学校” 基金。
他曾写文章说，我长时间住在南洋，但心怀祖国，希望为国效力。我衷心期望，集美将成为全世界典型的学区、大学村。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 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 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龙陵是滇缅公路上的交通枢纽，二战中是抗战的大后方。据考证，在敌占区的滇西，日军共设立慰安所多达30余个，龙陵县境内现存10个慰安所遗址。战争期间，全世界至少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可她们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都很悲惨。
由于对大一沙龙模式满意，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杨家宅娱乐所开业了。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从那以后，源源不断的外籍女子被迫踏上这条不归路。图为朝鲜慰安妇，美军禁止出入
悲情人生
被日军强征到前线供淫乐
据了解，首批到达该慰安所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10人是日本的女子挺身队队员，另外的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自此，该慰安所伴随着日军的入侵到溃败存续了两年多时间。
其间的1943年8月，从芒市调换来了一批慰安妇共20人，其中有15名朝鲜人、3名中国台湾人、两名日本人。1943年11月，这里的慰安妇除患病的外，全部被交换到腾冲。
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慰安所长期住有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强征而来的大批慰安妇，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地供日军官兵淫乐。
龙陵县史志委原主任陈景东说，该慰安所先后有60多名慰安妇驻扎，正常情况下，该慰安所有慰安妇15~20人，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5~6人，特殊情况下，接待日军10余人。
展馆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介绍到，日军曾将腾冲和龙陵的慰安妇集中到这里轮训。这里俨然成了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该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馆内还根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还原了一架当时对慰安妇定期进行体检的检查台。
悲苦经历 辛辛苦苦攒钱最后成废纸 龙陵县文管所所长张国阳告诉记者，慰安妇在当性奴隶期间，根据不同地方的人将其分为三等，其中一等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这些都是为日军军官服务的，也有少量立过战功的士兵获奖励后能得到日本慰安妇的召见；第二等是朝鲜的，除了服侍军官外也向士兵开放，但所获酬劳要高于普通慰安妇；第三等是从东南亚及中国当地抓来的，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要接待5~7名日军士兵，有的甚至每天接待人次多达近20人，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张国阳说，根据考证日军在占领滇西期间曾发行了大量的伪币金圆券，慰安妇每接待一个士兵，慰安所都要收取一定费用，出台的慰安妇则根据收成有不同的提成，或一元、三元、五元不等，得到提成后，有些“生意”好的慰安妇还能攒下来很多钱。“但是，这些慰安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最后都变成了一团废纸。” 张国阳说，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这些慰安妇平日里只是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不掉几个钱。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攒了很多钱，可由于战争结束，这些日元已不再发行，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分文不值。 悲惨结局 被枪杀或强制服毒自杀 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在收复滇西国土的战斗中，以10万人马围攻龙陵县城，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几乎全部被日军押到观音寺脚下汤家沟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只有少部分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 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 这些慰安妇在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历史后，只有很少的慰安妇成功逃脱或获救，据陈景东介绍，这部分慰安妇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一个是逃跑的，一个是在战争结束时被俘虏的，但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 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1940年2月，在风雪弥漫、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大森林里，东北抗联杨靖宇同志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身负重伤隐蔽在树洞里。他只身一人，边打边走。
他刚到黑龙江濛江县保安屯附近，就被敌人的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去。杨靖宇选择了一棵大树作掩护，拔出两支短枪，左右手同时向敌人射击，独身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他打回去了，一批批的敌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杨靖宇身负重伤，枪里也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坚强挺起高大身躯，深情注视祖国壮丽河山，用热血和生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把他的遗体运到医院解剖，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靖宇就是靠吃这些东西，坚持战斗的。
核心提示：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世界各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将领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带着东北军撤到关内，日本的军队轻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把被推翻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其实完全是日本的傀儡[kuǐ lěi]，日本人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都要按日本人的命令办。因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都不承认，所以人们都把这个傀儡政权叫伪满洲国。可不管国际承认不承认，日本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中国人都成了亡国奴。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儿，小朋友们不知道，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没尝过，但在东北生活过得更老的老人都知道，在日本统治下，中国东北的粮食、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被大量的掠夺，供给日本，还组织日本人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强占中国人的土地，让日本移民耕种。很多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在东北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处处受日本人欺负。日本国臣民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却只能吃高粱面玉米面和杂豆，而且还吃不饱肚子。伪满洲国的法律竟然规定只有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要按经济犯罪处罚。
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反抗，在日本统治了十几年涌现了很多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不仅全国人民爱戴，就连敌人都尊敬的英雄。就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自发地起来和日本军队进行战斗。正被蒋介石的军队集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还派人到东北领导组织抗日活动。杨靖宇就是共产党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东北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联合其它抗日的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从1932年组建游击队到后来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带领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周旋，坚持抗日八年多，打了很多漂亮仗。
有一次，日军调来奉天部队，由日军少将指挥一支汉奸部队配合妄想消灭抗日联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避开敌军锋芒，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力量。杨靖宇让战士制造仓皇败退的假象，部队18天行军1000多里，敌人以为抗日联军被打垮了，就紧跟着追赶。他们没有想到抗日联军已经设下伏兵。敌人进入伏击圈，杨靖宇一声令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来杨靖宇率队包围了汉奸部队的总部，一举歼灭了这支汉奸部队的主力。
1937年，日军侵略华北以后，杨靖宇带领抗日联军不断打击敌人，支援关内的抗日，他们袭击铁路线上的日军列车，炸毁铁路隧道桥梁，造成敌人交通瘫痪，在敌人集中围剿的时候就分散在各处，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敌军设施，消灭小股的敌人，给日本侵略者很大打击。
1939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摧毁了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里建立的所有秘密宿营地，几乎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杨靖宇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带着少数战士和敌人周旋。
1940年2月，由于敌军的围困，杨靖宇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叛变投敌，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东北的二月，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在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一点儿粮食的情况下，杨靖宇和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最后，敌人发现时敌人让叛徒向他喊话，劝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杨靖宇独自和日伪军交战20分钟，最后身重数弹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遗体被运到蒙江县城，日军命令把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来，装在一个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子中。用汽车运到当时的通化省城，在城里各学校街道和各县示众，庆祝杀死了最让他们头疼的中国抗日将军。>儿童故事
有一个问题日本人想不明白，杨靖宇被围困在冰天雪地的山上，牺牲后没有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一点吃的东西，这五天五夜，他到底是靠什么生存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当切开杨靖宇的卫士在场的日本人都震惊了，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少量的棉絮，最后带人追捕杨靖宇，并且下令开枪打死他的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出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杨靖宇将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让他的敌人都非常尊敬。岸谷隆一郎让人找来木匠，为杨靖宇做了一个木头的头颅，亲自主持，按照日本的风俗，隆重安葬了杨靖宇的遗体。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日本军人岸谷隆一郎从这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五年以后的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岸谷隆一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也自杀身亡了。在他的遗书中，他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场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
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
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１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
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３月８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
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
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８日１５时０１分５９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
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
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
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
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
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
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
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１５时２分３６秒坠地时，穿破１．７米厚的冻土层，陷入
地下６。５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３米，直径２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
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１００公斤，最大的一块重
量为１７７０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１０７８公斤）。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
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
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
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
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
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
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
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
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１９７６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１７００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１９７６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
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十七、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
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从７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
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
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
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
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８０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
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
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
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
思，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
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
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
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
“７月２８日１点－－４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
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
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
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
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
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
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
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
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
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
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思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
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
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
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
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
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
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
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
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
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
＝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４点５９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
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
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２０２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６０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
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
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
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
固，所以又给他盖了２０２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
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
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７月２８日３时４２分发生强烈地震，
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７。５级，震中在北纬３
９。４度，东经１１８。１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
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
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
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２０２那所房
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
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１９７６年７月３１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２０２新房。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
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４０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上）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
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
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
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
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
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
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
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
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份就送到主席
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
按常规，要等１９７６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１９７６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
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
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
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
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
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
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
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
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
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
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
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
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
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
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
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
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
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１９７６年９月８目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
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
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
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
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
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
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
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
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
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
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
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
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
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
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
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
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
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
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
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小孟在左边。外
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
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
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
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中）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
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
右，小张在左。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
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
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
（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
攻势下，交代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１９７６年７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他虽然也还
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
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
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
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
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
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１９７６年６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
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１０２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
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５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
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７点１５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
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
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１１０次变成了８０次。他平静地躺
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
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
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
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
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
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
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
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
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
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
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
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８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
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
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９月８日晚７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
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
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
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
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
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７点１０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
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
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
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
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
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
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０时１０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下）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
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
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
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
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
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
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
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
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
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
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
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
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５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
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从来未有过的寒冷。一向是２３度的
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
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
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
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
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
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
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
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
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
那副安详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
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
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尽管他那么相信他
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尽
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
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间，也忘了时间，
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
一片茫然。
９月１１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
了２０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
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
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１２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
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
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
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
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
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
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
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早已
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
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东方破晓，曙光
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
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
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
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
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
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
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
里……（全文完）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和陈毅
毛泽东和陈毅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从1928年4月28日两人第一次相见开始，直至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在这长达44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共同伴随着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走过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光辉的征程，结下了性格反差之大、却又是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本书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与陈毅在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世界。本文选自此书第六章，讲述在抗战胜利后发起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前后，陈毅与粟裕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如何从实际出发，最后圆满解决问题的经过。
毛泽东的南线出击计划
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
这年年初，战火还弥漫着中国的天空。随着1月13日停战、政协各项决议的通过、整军方案的达成，人们觉得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了。人们期待着和平，也盼望着和平，但是，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又挑起新的全面内战的战火。在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个从力争和平、准备蒋介石大打到以打促进和平的变化过程。
6月19日，即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一周，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观察今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将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介石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这一电报精神与以往已有所不同，其重点是要在“六个月内外时间”争取我军的胜利，以实现和平前途。
毛泽东为什么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可以决定战争胜负呢？中共中央在两天以后，即6月21日的一份电报中作了说明:“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们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对战争形势的这种分析判断，必然影响到对战略计划的制定。6月22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
这个计划是在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太行解放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同时，要求集中野战军主力以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作战，并考虑在形势有利时，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南渡淮南，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完全是一种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6月2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一封电报中，又进一步扩大南线出击作战计划的规模，即由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外线出击，扩大为华中野战军参加的南线三军主力外线出击。
毛泽东在6月22日、24日电报中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当年是绝密的，开始只限于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和舒同五人知道，
电报并未发给粟裕所在的华中野战军。但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给华中局发了一份电报，指出:“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四分区是津浦路西地区），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移淮南进攻。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在解放战争初期，是不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围绕这一作战计划，陈毅和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也正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南线出击的作战计划。 陈毅对毛泽东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是竭诚拥护，坚决执行的。当他接到毛泽东6月22日的电报后，次日即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6月27日，陈毅又以华东局的名义给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发了一份电报，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外，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队及五旅、十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当粟裕接到毛泽东6月26日的电报和陈毅6月27日的电报时，正在苏中前线指挥作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南下作战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给中央军委和陈毅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粟裕发出此电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一致赞同粟裕的建议。6月29日，他们四人联名又给中央军委、陈毅发了一份电报:“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因此，他们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陈毅拒绝了粟裕在6月27日电和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在29日电中提出的建议。30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并复电华中分局:“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四旅不能调淮南。” 陈毅坚持南线出击战略 毛泽东对粟裕6月27日的电报极其重视。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28日）复电华中野战军,指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30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野战军:“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同时，陈毅也于6月30日收到了毛泽东的一份电报:“华中29日酉（时）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 ？望告。” 7月4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了“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粟裕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 就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发起的这一天，毛泽东给陈毅等人发了一份电报，指出:“鲁南大军（即山东野战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指陈毅部）豫北（指刘邓部）主力计入战争，最为有利”。可见，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推迟了南线外线作战计划的实施。 但是，这时的陈毅鉴于敌军即将大举进攻苏皖，还是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7月14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实践中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说。当日，宣泰战斗结束，歼敌两个团。这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的来电，告诉粟裕华中野战军仍应在苏中内线继续歼灭敌人。 苏中战役的第二个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继续向苏中增调兵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7月25日，粟裕向陈毅、华中军区并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粟裕这个提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可是从实质上看，是华中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苏中还是在淮南的问题，涉及华中野战军是坚持仍在苏中内线歼灭敌人还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线南段进行外线出击的问题。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达到淮北，他接到粟裕这个电报感到问题重大，他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山东、华中、晋冀鲁豫三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的五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陈毅的这一复示，8月1日，他在一份电报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立即在当天下午报告中共中央:“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一个要“西移”，一个要“东调”，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在接到陈毅的电报后，回电陈毅，没明确同意陈毅提出的要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的建议，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只不过提出华中野战军如能在8月内歼灭两个旅，就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然后再转至淮南作战。8月5日，粟裕复电中共中央并陈毅等人，指出:“我坚决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8月7日7时，粟裕又给陈毅和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再次说明要求五旅东调的理由是: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 ，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九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五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回电粟裕，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供粟裕选择: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八月五日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正在此时，毛泽东又接到粟裕的一份电报，报告“五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8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并告陈毅:“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裕）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可是，8月8日陈毅又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发了一份电报，继续坚持南线三大主力外线出击作战计划。12日，毛泽东在复陈毅的电报中说:“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裕）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13日，在给粟裕的电报中说:“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你们如能彻底粉碎华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在这期间，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相反，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说服了陈毅。8月13日，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动机，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陈毅和粟裕之间的一场争论到此结束了。 9月19日，当华中野战军北上苏北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后，陈毅对他和粟裕之间的这一争论，在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商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毛泽东对陈毅仍然表示了极大的信赖。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乡）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杨父昌济（又名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后下落不明）。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林兰英，由于封建礼教束缚，小学毕业后，母亲不让她读中学。后来，她与母亲订了一条“协议”：只要考第一名，不交学杂费，就可以读书。结果，从初中到高中，她连续取得了12次第一名。
1948年，她到美国攻读数学，并选学物理、化学。美国荣誉学会狄釒逊学院分会根据她的优秀学习成绩，授予她金钥匙，她的数学导师推荐她去写博士论文。但她却怀着振兴祖国的宏愿毅然转学固体物理专业。
五年后，她成为宾州大学第一个固体物理学女博士。1957年她回到祖国，研究半导体材料，成绩卓著。
5月，满眼是锦簇的花海，到处激扬着青春的旋律。从志愿垦荒、扎根边疆的杨华、陈家楼，到为了保护集体羊群不惜牺牲自己双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从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张海迪，到“感动全中国的女村医”李春燕；从“中国玉米之父”李登海，到在普通岗位默默奉献的李素丽，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青年楷模。
无论是艰苦创业的岁月，还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无论是搏击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他们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共奋进，用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生之路，用青春的激情唱响奉献之歌。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奔赴荒原，艰苦创业，唱响了建设新中国的雄劲战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就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突出代表。
杨华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人。1949年家乡解放时才17岁，因为父亲是村里的土改小组组长，所以他每天也跟着父亲跑前跑后，并且成为乡里最年轻的土改积极分子。
1955年4月，团中央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早有此愿的杨华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表示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愿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8月5日，杨华和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一起商谈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有关事宜，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8月9日，他们5名发起人向团北京市委提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
现已75岁高龄的杨华至今仍记得申请书的内容：“我们不是说空话的人，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
8月30日，杨华接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带领一支由60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奔赴辽阔荒凉的“北大荒”。
10天后，在黑龙江萝北的荒原上，60名垦荒队员，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是一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我志愿来到萝北县。面对祖国的河山，脚踏边疆的荒地，背负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成家乡，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
经过一年的奋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垦荒地1800亩，生产粮食14万公斤，建房1200平方米，涌现出29名劳动模范，35名播种能手、44名农具手。
陈家楼
就在杨华带领垦荒队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上海一位名叫陈家楼的青年也坐不住了。这位街道工作积极分子曾经和十几名热血青年联名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共青城，当时他只有21岁。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15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1万人开到边疆去垦荒，几年以后就是一座新城！”
陈家楼的倡议得到了广大上海青年的热烈响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万余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垦荒队。1955年10月，作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的陈家楼，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手中接过绣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率队开赴江西省德安县垦荒。不久，又有上海知青陆续到江西垦荒。据统计，1955年上海知青志愿去江西垦荒的有848人。
沉睡千年的荒地惊醒了。烈火烧荒的燃爆声，劳动号子的呼喊声，垦荒队员追逐跳越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青春交响曲。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志气，垦荒队员当年就开出300余亩荒地。
和杨华、陈家楼一样，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青年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激动，为自己开创的光荣事业而骄傲。
侯隽
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侯隽”不仅仅是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她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舍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意气风发地投入农村建设。
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北京良乡中学。这一年，就在她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时，国家号召削减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侯隽毅然决定到河北省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区）窦家桥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她一干就是18年。这期间，侯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推行科学种田，被当地百姓称作“特别的姑娘”。
在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回乡知青典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投入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据统计，1962年，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侯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自豪的，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过压力，减少过困难。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改革大潮，造就了一批英姿飒爽的时代弄潮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1918年，冯玉祥在湖南省常德出任镇守使，这个时期，全国人民正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常德的大街上有一家日本商人经营的日货商店。一些进步学生在店门口发表演讲，劝群众拒买日货。日本商人对此恨之入骨，把这件事告诉了常德日本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高桥新二来到冯玉祥官邸，要求冯玉祥用军队对那家日本商店进行保护，以阻止学生在商店门前集会。冯玉祥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守住了商店门口，几个正偷偷购买日货的人吓得赶快跑了。打这以后，士兵轮流整日整夜地站岗，一些本来想买日货的人也不敢再登这家商店的门了。日本商店的生意越来越萧条。高桥新二再次登上冯玉祥的官邸，要求撤回军队。冯玉祥说：“高桥先生，你也算是个中国通了。你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高桥先生提出派军队保护贵国商店，就应该保护到底。我们的民族最恨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人。高桥先生，你说对吗?”
高桥新二无话可说。从此那家商店无法经营下去，终于倒闭了。
冯玉祥将军将计就计，将日本商店“保护到底”，当对方提出要撤回军队时，将军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言，让对方找不出反驳理由来。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
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贺子珍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在中南海的家中，每当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时，父女两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她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惦念比她还深切。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还讲过贺子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桂妹”。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 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文章摘自《毛泽东家风》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刘胡兰只活了15岁，但她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打小起，贫苦出身的她就爱憎分明，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因为表现突出，她14岁就当上了区妇女干事，还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预备党员。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刘胡兰回云周西村领导工作。其间，刘胡兰曾配合武工队员，将该地大恶霸石佩怀处死，赢得了老百姓交口称赞，也惹怒了反动派。为了报复，反动派率军突袭云周西村。上级命令刘胡兰转移，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群众和党员转移，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有人叛变了，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反动派抓到刘胡兰后，实施了种种威逼利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反动派把刘胡兰带到了铡刀面前，当着她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杀了。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胡兰却异常镇静，怒喝道：“我咋个死法？”在反动派说出“一个样”后，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了声“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便来到铡刀旁，毫不畏惧地躺在铡刀下。
就这样，年仅15岁的刘胡兰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47年春天，毛主席听完刘胡兰的事迹，感动地挥毫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高度赞扬这个年纪很小的大英雄——刘胡兰。
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要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忠诚、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他就杀向哪，士为知己者死，剑为识己者啸。
许世友常讲：“毛泽东两次救我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救许世友，牵涉到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三十年代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以後，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仍然对红四方面军的全面工作负总责。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後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於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决定，敢於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无庸讳言，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
但谁也没有料到，许世友自己跳出来，差点儿弄丢了脑袋。
那时，许世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校长林彪紧急召开学员大会，他悲痛地告诉大家：“……董振堂部的千馀人在高地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整个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损失约两万人……”
西路军的厄运震颤了红四方面军每一位官兵的心。西征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充，转战川康，三次穿越无人眕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
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恸哭。炊事员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二万人伤亡大败而归、有很多人形如乞丐一路讨饭奔向陕北的时候，批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将作替罪羊被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
开完了批斗张国焘的大会，各队又开小会，批到红四方面军部战士身上来了。许世友忍不住了：“中央已经定了调，张国焘犯错误，不等於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犯了错误嘛！”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张国焘的会转成批斗许世友了。
许世友被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纷纷来探望，来一个哭一个，还传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
张国焘。许世友骂道：“你们就知道哭，眼?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毛泽东二顾牢房 许世友终生感激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两个营职干部、二十多个团职干部、六个师职干部、五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人。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谁知临走那天王建安变了卦，他意识到这是对不起中央、叛变革命的行为，於是悄悄将计划密告了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结果，密谋逃跑的人全都抓起来了，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刚出事，他的妻子（第二任）就托人带信给许世友，提出离婚。许世友又气愤又绝望：“臭娘们，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离就离！” 但许世友这一次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的心彻底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宣判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後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冷静地想到了许世友。 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於“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馀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後，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带领西路军残部刚到延安，他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以後，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在牢房里度日如年。一天，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毛泽东低头进了牢房，站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你吃皮肉之苦啦。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毛泽东，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 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么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进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说明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听着。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二看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 毛主席两救许世友 “主席，今天我终於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 以前我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突然间“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给你几句话，望你时刻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得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毛泽东又补充，“除我例外。”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後来，许世友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情深义笃地说：“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泽东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许世友还讲道：“以後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脸面整饰乾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登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便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抱着酒坛子，“咕噜”灌了一口，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唯有毛主席您……” 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边喝酒，一边亲热地交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 ，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兴奋得不得了，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後来，毛泽东又把许世友派到山东抗日前线，当八路军的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此，一些人说，怕不放心，派他出去带兵打仗，会不会“出事”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些人，他绕了一个弯子说：“要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大会上首次公开登台“亮相”。 “毛泽东派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持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山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吼出了七个“打”字，几乎“打，打，打”之声不绝於耳。 白天开的会，夜里就打上了。 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合围牙山，首先拿蒋介石的一个区长蔡晋康开刀。前後只用三天时间，把蔡晋康这个“司令”一下子抹掉了。 夺取牙山，许世友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寻歼胶东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主力……几年“打”下来，许世友果真打出了山东抗日的新局面。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有眼光，他派许世友到山东派对了。 此後，许世友凭着卓著的军功和对领袖的忠诚军阶直上，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开始了特殊将星的特殊岁月。 毛泽东二救许世友是在“文革”中。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後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 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部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後，心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说：“许世友不能倒！” 两辆高级小卧车穿行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 张春桥坐第一辆车，给许世友的车带路去见毛泽东。 听到警卫报告“南京军区许司令到”後，毛泽东立刻停下手中正翻阅的文件，站起身走到门口，用他最高规格的礼节迎接许世友。 毛泽东接见党内的同志和高级将领，即使是周恩来，他也没有到门口迎接的习惯，这次许世友的到来，他却破了这个习惯，并脱口而出：“世友呵，一员虎将，爱将难得呵！” 许世友见到日思夜想的毛泽东，竟然泪水沾衣，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啊，您快下命令吧，社会乱得不行，我许世友不要这个乌纱帽了，还是让我回家戴起草帽放牛吧。” 许世友说完，走前几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给毛泽东磕了一个头。 这是许世友二跪毛泽东，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顿时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跟着流下了一串长泪。 他把许世友扶起来，抚摸着许世友的脊背，看到眼前的许世友比前些年瘦了许多，毛泽东的话音有些沙哑。 他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後冲着立在旁边的张春桥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怎么能丢掉乌纱帽呢？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又觉得毛泽东是单独召见许世友，自己无须在场，在场多馀，便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把许世友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眕，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一位身兼军政要职的负责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 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他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古脑全倒了出来，有什么讲什么，无话不谈。许世友先谈到陶勇惨死事件。 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元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毛泽东更感到悲伤。 过了一阵子，许世友见毛泽东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一口气着重向毛泽东谈了三条看法： 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动。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 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好容易搞成这么一支军队。“揪军内一小撮”非把军队搞乱不可； 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全国粮食不宽裕，农村千万不能乱，农村一乱，要饿死人，人命关天。 毛泽东这时又点燃一支眕，慢悠悠地说：“许世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没有了。” 话也许讲得太多、太直了。 许世友不后悔，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这是我讲的。 毛泽东召见许世友，一次谈话三次提到“许世友倒不了、许世友不能 倒”。这是毛泽东为保许世友在政治上发出的“信号”。 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信任许世友。 他绝对需要许世友“忠臣式”的忠诚，更需要军队尤其是各大军区“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对此，许世友刻骨铭心，临告别毛泽东时，他整了整军帽，立正向最高统帅敬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请看我许世友的行动！” 毛泽东的嘴角流露出欣赏的笑容，他重重地和许世友握手，直到送出门口。 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跪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一忠一孝。 那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又派专机接许世友进京，住进了中南海，国庆那天许世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亲密交谈。 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会见许世友，规格高礼节重，许世友顿时身价倍增。 此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打许世友的主意了。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英雄少年赖宁，家住四川石棉。这里山高路险，地处偏僻，没有大城市那样的繁华热闹。可赖宁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把家乡看成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他的家就在有名的大渡河边上，他常到河边玩，还特别喜欢登山。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组织同学们成立了“探险队”，带着大家攀登一座座山峰。每爬上一座山，他就站在山头上眺望四周的山水，高声说：“祖国的山河真是壮丽多姿呀！”他立下了志愿，长大后做个地质工作者，要走遍祖国的奇山丽水！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乡虽然比不上繁华的城市，可是别人都羡慕这里，我们也为之感到自豪……大渡河日夜不停地为县城奔波，大山为县城的绿化尽了全部力量，我们能不为有这样两个热爱家乡的勇士感到自豪吗？别人能不为之羡慕吗？”
后来，当山上起火、大片森林被烧着的时候，赖宁奋不顾身上山灭火，献出了年仅14岁的生命。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他平时的言行中，不难得出结论。
赖宁的故事：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于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李宗仁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界人物，爱国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功勋。后来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当时他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是在保持国民党政权上是一致的。1949年初，他派代表和中共代表和平谈判，可后来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李宗仁不愿意到台湾和蒋介石共事，就去美国定居了。
在美国，李宗仁时刻关心祖国的发展。看到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十分感动。经过思考，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那个政权的失败，并表示支持新中国，还希望回到祖国。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原国民党的大人物，要回国就必然引起台湾和国际上的注意，走漏消息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并过问此事，李宗仁的好友程思远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他回国作了周密的准备。
1965年，李宗仁夫妇躲过了台湾方面的监视，秘密地绕道巴基斯坦，坐上了中国的飞机，回到了祖国大陆。这位75岁的老人激动万分，和前来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等人热烈拥抱，表示要把余热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湖北天门县东湾村，有个残疾青年叫欧阳德平，从小左腿残废了，不能下地干农活。可他有志气，总是想：“我腿瘸，可我也是个人，豁出去要干一番事业。”他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又开办了一个服装店，赚了钱，娶了媳妇，盖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可他没有只想自己生活好，而是想到了集体，想到要为中国农民和中国残疾人争口气。于是，他把村里办的不景气的人造革手套厂承包过来，改成服装厂。为了创牌子，靠质量打入市场，他大胆试制新产品。比如看了日本电影《追捕》，就设计出“杜丘服”夹克衫，第一次展销，就订出200多万套。接着，“瓦尔特衫”、“光夫衫”、“幸子服”、“爱丽衫”等，也相继问世。到1988年，全厂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产品不但畅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香港……
厂子富了，村子富了，欧阳德平的心胸更加宽广了。一次按合同，他该得1.7万元报酬，可他把钱全捐献给了村里作积累，还给厂里买了图书和文体用品。他的事迹说明，一个残疾人，只有要志气，同样可以为国为民做出大贡献。
在合上《远东：朝鲜战争》的最后一页之后我坐到了我的电脑桌前，用键盘敲击出我复杂的思绪。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末，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并生活在日渐丰裕的物质环境中的一代。对此我既感到庆幸亦感到可惜，庆幸的是我出生在城市，出生在一个没有硝烟，没有饥饿，没有疯狂政治运动的年代，可惜的是我错过了轰轰烈烈，起伏跌宕的大时代，而且我从父辈那一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多少那个时代的痕迹。
去年的9月9日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27年纪念日。从官方的媒体里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提及或悼念（也许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新闻。毛泽东这个名字到了今天更多的人只是把它作为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象征，而部分学者或精英们则惯于把它作为一个抨击昨日的社会以充实自己的论据的政治符号。无论怎样，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位伟人亲手缔造的国家里，我们至今大部份行之有效的制度，整个社会普遍的道德基础和日常生活中所习以为然的方方面面都留有这位伟人的影子，但他的名字以及影响却似乎逐渐在国人的思维中消失。当我翻开历史追寻及思考这个国家成长的历程后却发现，毛泽东这个名字以及它所象征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地熔铸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政治文化之中！
“……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韩德强《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1950年，是一个伟大新纪元的开端，同时也是初生的共和国所面对第一次严峻考验。
1949年宣布建国时，大陆上的国民党残部以及各地的土匪总数超过二百万，蒋介石仓惶逃到台湾岛上对反攻大陆残存幻想，西藏仍然处在封建的农奴制的统治下几乎与世隔绝，在经历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后的中国只有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留下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苍夷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审视并着手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从1950年所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的法规及决定有力地显示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胸襟与抱负：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在新政权强有力的管制下，仅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就被禁除，几近绝迹。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由刘少奇支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地区外，基本完成土改。3亿多无土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田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约700亿斤粮食，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
1950年10月1日，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线建成通车。这条全长505公里的铁路是1950年6月开工，这是新中国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并且没有向外国借款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1950年10月3日，新中国创办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盟会元老吴玉章任校长。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全面治理淮河工程正式开始。
……
但正当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崩溃的边缘走回正轨时，中国东北边境的邻国爆发了一场内战，并由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积极卷入而令新中国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950年10月3日，当金日成委托特使带来的请求中国出兵的急信时，毛泽东陷入了苦思之中。无用置疑，以中国当时的状况及设想不愿意同时也没有能力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而且对手还是在二战中所向披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6月27日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开进台湾并控制了台湾海峡。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占领中国领土，这完全是一种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曾对美国的这种侵略借口加以有力地批判：‘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但美国背信弃义地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横插一杠不由得深深地激发起了毛泽东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积压已久的民族自尊。当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云山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后，世界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一个巨人即将在北半球站起来。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表明了中华民族已经彻底摆脱了百年积弱，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轻侮的力量。关于朝鲜战争的胜负有许多结论，但设想一下，一个完全没有重工业及百废待举的新生国家和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较量的结果是平手（姑且这么说吧，实际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师出鸭绿江，最后与联合国军僵持在三八线），比如就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擂台上和泰森那样重量级拳王打成了平手，谁能说这不是他的失败呢？
或许直观的比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其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小麦产量达到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30％以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07亿美元。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247亿多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70％。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
……
到1950年，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574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还不够美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尾数。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军事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而来的，即便由于战争的胜利而使装备大大改善，而中国军队每个军70毫米的火炮也仅有190多门，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儿，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前言
“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来源比较混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的武器。他们拥有大炮不多，而且大部分留在了满洲。”
——节选自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而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按西方的军史学界的观点，朝鲜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之间爆发内战起，朝鲜人民军以强大的攻势把南韩军队及美军压缩在釜山防御圈内至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成功实施两栖登陆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后勤与退路使北朝鲜军队在迅速溃败中北撤。第二阶段则是指从1950年10月25日美军与志愿军在云山地区的遭遇战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签订为止。而我们所说的朝鲜战争应是指第二阶段。而整个朝鲜战争的主体都基本集中在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这八个月里面，期间中国军队连续发起五次大型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一直推到38线附近，甚至曾经一度占领南韩首都汉城，最后由于军事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后勤补给问题，最终与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余下的两年时间则在无数个小型战役中进行艰难的谈判，并最终于1953年实现停战。这便是对朝鲜战争的过程所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以下是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部分的统计资料：
志愿军 美军其他国家
阵亡 114000余人 33629人合计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不含南韩军队）
战斗伤亡减员 366000余人 20600人
负伤 383000余人次 103248人
被俘 21400余人 3746人
失踪 29000余人（包含被俘） 8000余人
合计 390000余人 169300余人
消耗各类物资 560万吨 7500万吨
从简单的数字中我们不能够得出什么深刻的结论，也无法显示出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的车轮从来都需要无数士兵的鲜血去润滑，而我最关心的正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士兵他们在这场世界上罕有实力差距的战争中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起民族的脊梁。直到今天，美国人用超级电脑都无法推演出为什么在当年上甘岭的战斗中美军会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觉醒后所迸发出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当我翻阅在图书馆里寻找到的许多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述时激荡的思绪时常把我带回到五十多年前横尸遍野的朝鲜战场，我似乎亲眼看着巨大的美军坦克如何把中国士兵的身体卷进履带后又高高地抛起，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汉江边被美军飞机任意扫射而血肉模糊地倒下，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在行军途中因为耗尽最后一点生命而无声无息地倒下，漫天风雪瞬即便掩盖了他们的躯体…… 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这些到今天仍然能够从小学课本上见到的名字正是这支军队的缩影。五十年了，灵与肉早已化为明月与清风，就让我们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吧：
“抗日战争其实是险胜惨胜，国民党军队被打的屁滚尿流。而同样是投降了中共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朝鲜战争中把美军打的屁滚尿流。……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当29日上午10时，美陆战第一师发起八次冲击后，阵地上活着的人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已经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美军又发起了第九次冲锋。这些身 经百战的志愿军士兵对死亡和战斗已经习以为常，战斗对于他们就像农民的耕作，无所谓恐惧和紧张。当面临人员伤亡殆尽，不可能再次守住阵地的时候，杨根思最惦记的是将那挺贵重的重机枪带走交给后面的部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两名快耗尽体力的伤员受命带着重机枪离开时，只是冒着炮火站直了冻饿数天的身子，给连长行了个军礼作为永别。当美军再次冲上阵地时，杨根思引爆了炸药。随后不久，志愿军步兵们又顶着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向那个阵地发动了第十次反击……
12月1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的美军开始向咸兴地区撤退，柳潭里的陆战第五团和第 七团也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全力冲出包围，向下碣隅里靠拢。而志愿军的冻饿减员已达 到惊人的地步，战斗异常惨烈、悲壮。坚守死鹰岭1519主峰的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临时拼凑的一支部队英勇奋战，用收集来的手榴弹，铺天盖地的投向冲击的美军，总共打垮了敌人8次冲击。这片阵地上的积雪被炮火烤化，冷风一吹就又把剩余60多名志愿军守军都冻在泥雪中。当美军突围行动开始后，他们中多数人腿已经冻得坏死，被结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看着美军丢弃冻坏的重装备，沿着死鹰岭山下公路向东撤退。最后这些生还者由团指挥所和医护人员撬开冰块背下来的。志愿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第五连奉命在美军撤退途中设伏。当战斗打响后，却无人站起来冲锋。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全部冻死在简易的掩体中。一百多人的连队，幸存者仅仅是一个掉队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第六十师第一八零团二连在守卫黄草岭1081高地时全连都冻死在阵地上，许多士兵的手冻结在步枪上无法分开。这些顽强的士兵在连续几个昼夜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没有一点热食进口，依旧静静的埋伏在冰冷的雪地里。”
——节选自《清长之战》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著
“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王树增 《远东：朝鲜战争》
“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
—— 马修· 李奇微 《李奇微回忆录》
今天，当我们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喜悦不已，为汹涌澎湃的物质狂潮所倾倒，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位而殚精竭虑时，还有多少人会记起那些至今仍长埋在长津湖畔和马盖高原上的中国士兵，还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得出那些穿着朴素军装的中国农民怎样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玉米棒，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怎样一边与无情的严寒作斗争一边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大炮吗？“喋血岭”、“伤心岭”、“喇叭高地”，这些名字的意义只有那些在当年残酷无比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美军老兵才能够颤抖着说出。在美国，朝鲜战争成为“被遗忘的战争”，就连商业触觉向来敏锐的好莱坞大导演们也从未踏足这片“禁地”。美国人真的忘记了吗？恐怕不是，只是现实与自尊之间的矛盾与难堪令美国人自觉地选择了遗忘。美国政府、美国军方、普通的美国人都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在当年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样一个难堪的结果。但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它同样也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不同的只是它是被政府与媒体有意无意地忘记而已。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几乎每次战斗都是以坚守阵地的最后一个中国士兵怀抱着爆破筒或成捆的手榴弹扑向敌人而结束。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最残酷的岛屿争夺战中与誓死不降的日军精锐交手过多次的美军陆战队都被中国人即使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依然一波又一波似乎永不停息的进攻精神所震撼。用一个美国老兵的话说：“……他们好像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每当我看到这些类似的回忆录时总感到无比的心酸，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真的如此不值钱吗，难道每一个死于敌人炮火之下的志愿军士兵不都是有父母生养的吗？就是因为装备的落后，不知道有多少志愿军战士被炸死轰死烧死，因为没有空军，后勤补给线受到美军飞机的严密封锁，无法为前线提供足够的御寒衣物，导致有近90％的志愿军战士身上有冻伤。强大啊，强大啊！中华民族自1840年开始便成为世界列强眼中的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如果说八年的浴血抗战令到中国在乱刀宰割中痛醒，那么在朝鲜战争中的奋力一搏才令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尽管满身伤痕，一无所有，但终于是用自己的双脚稳稳地踏在东方的大地上，用力地挺直了被压弯足足一个世纪的民族的脊梁！
半个多世纪过去，硝烟散尽，朝鲜三千里江山依旧秀美动人，那是因为有十四万的中华儿女已经化为她的一部分默默地守护着，其中有一个士兵的名字叫毛岸英。他是那个伟大邻国的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是一个童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父爱甚至是安定生活的苦孩子，他自出生那天起便随母亲杨开慧到处奔波逃难，八岁时连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被军阀抓去坐牢并亲眼目睹母亲被处决。日后一度与弟弟岸青（二弟岸龙病故）在上海四处流浪，以卖报推车为生，期间曾被巡捕殴打成脑震荡。毛岸英后来到苏联留学成为装甲兵上尉并随苏军攻入德国，一直至1946年才回到延安与阔别十八年的父亲毛泽东见面。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责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安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限，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住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大概是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的家族已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建国初期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却再次为民族的利益失去至爱的儿子，试问世上有那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之外，他的长子二战中死于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冷酷无情的战场，声称为维护南朝鲜的自由和独立的美国、英国以及联军中的各个国家的领袖又有那个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这场所谓的“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呢？
在这场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对抗中，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得到了巨大的胜利。其代价是首先是遗留下台湾问题直至今天，其次打乱了新中国经济复苏的原计划，新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并从此中国与西方隔绝了二十多年（其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而且在亚洲面临日益紧迫的战略围堵。但相比之下其好处却更加巨大，首先是朝鲜一战战出新中国的军威国威，从停战的那一刻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忽视中国的存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成为左右世界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在与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长达三年的较量中令到中国军事思想产生剧烈的转变，并在战争中诞生并磨练出一支现代化的空军，而且也从此启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战争的结果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并于建国初期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援助，为中国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复苏国民经济并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朝鲜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多年，尽管建国以后经历多次政治动乱，边境战事不断，甚至中苏反目后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但都一直未敢叫板中国军队，原因就在于各国皆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举一个很明显的事例，1982年，被誉为现代海战经典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远征万里的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击败阿根廷海军向世界宣示对马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对于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东方明珠——香港却是如此顺利地交还给中国！难道这个在一百年前向中国倾销鸦片，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忽然之间大发善心吗？难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还比不上大西洋上的几个小岛吗？历史证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答案是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显示中国巨大的战争能力，没有两弹一星显示出中国对高科技的驾驭能力，对核讹诈无所畏惧的气概，英国人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将其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亚洲第一港——香港交还中国。中国之所以在毛泽东时期社会表面的动乱之下仍然能够维持整体大局的稳定，二十多年里在基本没有大的战事的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实在要感谢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定！
还有一样奇迹是，尽管朝鲜战争延缓了国内的重建速度，而且朝鲜战争的军费最高时甚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但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朝鲜应付美国军队一边应付国内的土豪劣绅和各式各样的投机资本家，在战争进行的三年内成功地复苏国民经济使之达到49年以来最好的状况，并学习苏联的经验拟定和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生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家乡在现在湖北的秭归（zǐguī），离长江三峡不远。这里风景奇美，山影水声迷人动听，屈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楚国。可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不图进取，使国力渐渐衰弱，百姓生活也很痛苦。屈原非常着急，来到都城劝楚王改革图强。不料他受到奸臣的陷害和攻击，一度信任他的楚王竟把他赶出都城，流放到了远方。
屈原一片爱国心不被人理解，难过极了。有人劝他：“楚国既然不需要你，你何不到别国去，照样可以施展才能啊！”
屈原回答说：“我爱我的楚国，为它的命运担忧，为百姓的痛苦伤心。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可是舍不得我的故土。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它出力。”
屈原写了许多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他想象着自己乘着龙驾着象，在天空中翱翔，就要飞往远方，离开楚国，忽然回头看到了可爱的家乡，立刻停住了脚步。他的仆人哭了，连马也不肯再往前走。他又回到了楚国，并下决心：“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就投江而死，用生命殉我的祖国！”
不久，屈原怀着对楚国深深的眷恋，投入了汩罗江（在现在湖南）。他对楚国的爱也就是对中国的爱，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爱。所以全国人民至今还怀念他，每年端午节人们划龙舟，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这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在得知杨靖远牺牲后的题词。
杨靖远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8年牺牲于河北省盐山县。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6年，后在中医专科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当时，东北三省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杨靖远在痛苦中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1930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并参加了革命活动，次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沈阳城在一夜之间沦陷。杨靖远的父母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国耻要雪，家仇要报。9月20日，杨靖远联络8名爱国青年，趁敌混乱，用手榴弹炸死数名日本士兵，驾驶机车闯进关内。在北平与华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杨靖远担任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后调到河北省委工作，活动在北平、天津一带。
对地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盐山县政协副主席吕少军说，1938年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处境困难，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等5人赴冀鲁边区开展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4月底，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巧取庆云城，随即建立了庆云县政府。5月上旬支队又攻克乐陵，建立乐陵县政府。两个根据地遥相呼应，三十一支队声威大震。
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命杨靖远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杨靖远率部连续出击，歼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刘彦臣部，一些地方武装纷纷接受改编，抗日力量迅速壮大。8月，冀鲁边区已有无棣、南皮、东光、沧县、宁津、庆云、乐陵、盐山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
据盐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席文武介绍，1938年10月，正当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日趋高涨之时，盘踞在盐山北部第四区的地主孙仲文却与周边土顽势力结合，组建起近千人的民团武装。杨靖远单枪匹马，先后两次深入虎穴，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又指出破坏抗战、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孙仲文冥顽不灵，加入国民党所谓的“冀鲁联防”，肆意烧杀抢掠，劫留八路军粮款，甚至把机枪架在盐山五区区委门口进行要挟。
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批准，杨靖远率冀南支队500余人讨伐孙仲文。部队深夜从苏基分三路悄悄北进。为争取时间，杨靖远带队走小路，想直插孙仲文驻地大赵村，不料中途迷路，到达大赵村时，天已拂晓。这时，其余两路已偷袭成功，顺利占领了云庄和许官，而大赵村敌人已得到消息，加强了戒备。杨靖远见偷袭已不可能，就隐身在围墙附近的一个麦垛后指挥正面进攻，并通知另两路队伍赶来从两侧夹击。正当他奔跑着重新部署兵力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腰部，他踉跄扑倒在地。敌人号叫着从寨门冲出，将杨靖远和因冲上去救援而负伤的警卫员杨炳章俘去。得意忘形的孙仲文来到杨靖远面前，假惺惺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怒目圆睁：“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站在孙仲文旁边的国民党参谋连开三枪，杨靖远和杨炳章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日凌晨3时，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五、六支队，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等地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孙仲文千余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了隆重的杨靖远追悼大会。1940年，为纪念杨靖远烈士，经上级批准，将乐陵、盐山和庆云三县各一部划出，命名为靖远县。
杨靖远生前胡须浓重，熟悉的人们送他个绰号“杨胡子”。他曾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刮掉胡子。铮铮誓言，长留天地。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还是浙江大学一名讲师, 他被选派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留学. 他打破惯例, 进所第7天便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得到支持。
他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改革沿用了100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每天夜晚，他所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巴克教授十分称赞他的勤奋和刻苦。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了“电液比例节流装置” 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 两项新原理，又接连做出了3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5项专利，仅用两年多时间便以优秀成绩获得了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以高薪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面对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答复说：“感谢你们的情谊。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儿童睡前故事：】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
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 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
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 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己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 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1904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 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己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 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 术超过西方”。冯如后来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3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此事立即成为当时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5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
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超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在成为名人以后，特别注重对学生爱国意识的培养，通过诗言志的未载体，融合了民族精神。讲述了大量的名人小故事和名人名事。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阎海文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东汉时期，有个叫马援的军人，人称伏波将军。他为国征战，立下不少战功，得到很多封赏。可他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他打了胜仗回来，许多官员和朋友来迎接他。有人还说了赞扬他的话。马援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希望你说些对我有帮助的话。我功劳小，而得到的奖赏太多，我心不安呀！现在北方外敌不断来侵扰，我要请求朝廷派我去出征讨伐！”
“可你刚打完仗回来，应该休养一下才是，怎么能马上又出征呢？”朋友们说。
“不！”马援口气十分坚决，“我认为，男儿应该死在边野战场上，用战马的皮裹着尸体回来安葬。怎么能贪图享乐，整天和妻子儿女难舍难分呢？”
“好！献身疆场，马革裹尸还，这才是大丈夫的归宿啊！”朋友们敬佩地说。
马援60多岁的时候，还领兵出征。他说：“我常怕自己不能为国而死。这次出征，即使战死，也心安了。”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在前线得了重病，死在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后来的人们赞赏马援，也常用“马革裹尸”来表达男儿为国尽忠的壮志。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入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
现在，有很多农村人到城里找活干，一来赚些钱，二来也为国家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有个河北平宁县的山区小伙儿，叫刘晓龙，很小就失学参加了劳动，头一次到首都北京，才20岁。他当了送煤工，每天汗流浃背，浑身煤黑，把煤送到一户户居民家里。虽然他累得够呛，可还时常受到个别人的冷淡待遇。那些人嫌他脏嫌他黑，还欺负他是个农村孩子。可他总是按时把煤送到用户家里，摆放整齐。他说，没有我送煤，北京人烧煤就困难了。为了这个，我愿意受累，今后还要来。
还有个姓臧的农村青年，是河北涿州人，也到北京当送煤工。1989年春夏有一阵子，北京城里特乱，不安全，交通受阻，送煤很困难。他本想回家不干了。可又一想，自己不送煤，市民没煤烧，就不满意，不就会闹出事吗？他就坚守岗位，起早贪黑，克服困难，把煤按时送上门去。
这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人，虽然可能成不了什么大人才，可他们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生活得很有意义。他们把温暖送进了千家万户，用脏和累换来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幸福，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用户的感谢和尊重。
叶飞将军作为“金门炮战”的前敌指挥，介绍了毛泽东在对美斗争中的犹豫与彷徨：
“在北戴河，主席亲自问我：‘那么多炮，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了？’‘能不能避免打不到美国人？’叶飞回答是无法避免。毛泽东考虑了一夜，第二天决定：‘照打’。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美国军事总顾问在炮响后，立即躲进入地下指挥所，保住性命。阵地上的美国顾问，无法逃避密集炮火，被打死两人。美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吭声。此后，美在台湾海峡部署四十多艘军舰，仅航空母舰就有七艘。九月七日为蒋军运输舰组建了一支大护航舰队，从台湾护送蒋舰队到金门。在美军已直接卷入情况下，叶飞请示毛泽东，回答是‘照打不误！’又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美舰主动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结果，这支舰队到达金门料罗湾时，中共炮兵专打蒋舰，不打美舰。‘没想到我们一开炮，美国人丢下蒋舰不顾，掉头便走！’” 。
从叶飞将军的描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美国实力的顾忌。
同样，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表现出犹豫。
史料记载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斯大林很清楚他可能做的是什么。根据档案记录看，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10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人强加于人的意思，他特地在电报的结尾处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尽管毛泽东对必须支援朝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由于领导层的分歧，导致10月2日出现了两封内容相反的回电。
一封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在2日夜里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的一封电报：“……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比较有利。”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美斗争过程中的犹豫与彷徨。
领袖也是人，面对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说“不怕”是假的，但领袖的伟大在于，在重压之下，毛泽东首先有不畏强暴的气概，其次有权衡利弊的通盘考虑。
朝鲜战争，如果中国不参战，美国的的刀锋将直指当时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和不战而降没有区别。
金门炮战，如果有美舰护航就不开炮，那么，以后美舰将肆无忌惮的进出我国近海，中国将再次出现有海无防的局面，也是一个不战而降的结果。
所以领袖权衡利弊，忍辱偷生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领袖最终作出了艰难而正确的抉择。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导师多年斗争经验的总结。
当年领袖的犹豫，源于自己手中没有一张真正的物质上的王牌，除了执政党的凝聚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普通战士的无私和忘我，剩下的就是领袖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勇气了。
对照伟大导师当年的犹豫，大家大概可以理解目前我们“领导核心”的矛盾心理。
对比50年前，我们的王牌有得有失，物质上的王牌有了，如：核武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有力的王牌。但是精神上的王牌是否还握在手上，就难说了。
但无论怎么讲，当代领导人手中的王牌要比伟大领袖的时代现实得多。但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在伟大领袖的时代，美国的势力在亚洲步步后退。而现在，美国的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步步进逼。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现在讲和平多了，讲斗争少了。
就拿美国航母来说，最近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早在1994年，美国航母的反潜机跟踪我国核潜艇，到了1996年，美国航母就开始驶入台湾海峡，到了2004年，就演变成7艘航母搞演习的宏大场面。
美国人其实很狡猾，就象嗜血的野兽一样，他们往往能发现体弱、心虚的猎物。
如果不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迫使美国人给死难的中国人降半旗，给中国政府挣回点面子，美国人不知会搞出什么动静。
伟大领袖早就说过“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话不幸被言中了。
国内的洋奴攻击毛泽东，关键在于毛泽东敢于和美国斗争，并在斗争中摸清了美国的反动派欺软怕硬的本性。
现在，台湾海峡风云变换，我们的领导人拥有前人留下的物质上的“王牌”，就看他们能否聆听伟大导师的教诲，能否找回精神上的王牌，就看他们有无“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了！
作者：阿道夫二世(adaofu2)，转载自中华网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家住山东阳谷县的农民李贵兴，也有着一段不幸遭遇。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病逝，加上农业欠收，家里人口多，只得退学回乡务农。可他酷爱学习，每天不顾劳累，自学了初中课程，又学习高中课程。有一次，村里一匹怀驹的大马得了结症，因为没有兽医，很快就死了。乡亲们心疼地说：“要是老兽医还活着，这马不会死的！”老兽医就是李贵兴的曾祖父，因为在旧社会里当兽医受过气，就不让子孙再干这一行。可李贵兴心想：“如果都不当兽医，那不就眼看着村里的财产受损失吗？”他就找出祖传的医书钻研起来，决心当一代新兽医。因为学习刻苦，又能虚心求教，边学边干，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好兽医，被保送上了牧校，又进了兽医研究所进修，能治好许多疑难病症。
可他并不满足，立志为祖国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兽医方剂专着，就废寝忘食地写起来，终于写出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兽医方剂专着，全书近20万字，为发展祖国的兽医事业贡献了才智。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1950年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决心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的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最终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10年，瞿秋白进常州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和一些老师，经常对学生讲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事实，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少年瞿秋白在校长、老师的教育下，非常关心国事，常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名句来勉励自己。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魄”， 表达他救国的抱负。他曾指着脑后那条长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他马上把自己的辫子剪掉。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10月10日，常州城内家家要挂红灯笼庆祝“双十国庆节” ，瞿秋白却把用黑墨写有“国丧” 两个字的白灯笼挂在门口。他说：“这个‘民国’ 就要名存实亡了，哪有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一直挂到第二天天亮。
对越自卫反击战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其实一开始，西线的指挥并不是杨得志将军，而是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
王必成可能大家都听过，外表斯斯文文，但打起仗来特别凶狠，在解放战争中有王老虎的称号。孟良崮战役中，击败张灵甫的最后一击就来自王必成的特务团。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准备开打之后，王必成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军委、邓小平临时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
为什么让杨得志上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杨得志。杨得志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里面特别穷，在十七岁的时候参加湘南暴动，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东征结束，当上了红2师的师长;八路军时是685团的团长。此后打了大家都知道的平型关狙击战。
这一战，是林彪指挥数个团合力打的，杨得志的团负责扎口袋，从外面进攻日军的汽车队，这个任务很重，一不能让对方从口袋里跑出来，二还要狙击日军的援兵。此战中，685团的一个营顽强顶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增援，使平型关一仗顺利收尾。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林彪受伤后，杨得志随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冀鲁豫。到了解放战争，杨得志留在华北，跟贺龙、聂荣臻、肖克们一起作战。
当时，有三位打得很好：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他们并称“三杨”。
解放战争中，杨得志打了很多名仗，比如活捉敌军长，吃掉大半个军的清风店战役，还有解放战争解放第一个大城市的石家庄战役。
但杨得志最兴奋的是在平津战役中吃掉敌35军。
当时，他跟罗瑞卿、耿飚搭档，组合称“杨罗耿”，在平津战役时围攻傅作义的嫡系35军。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当时敌35军有汽车，解放军全靠腿，这就是龟兔赛跑，理论是没有希望的。但敌35军犯了兔子的毛病，一路上整点妖蛾子。结果被杨得志成功逮住。
吃掉35军后，杨得志非常激动：“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英雄豪迈，挥斥方遒!
后面，杨得志还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解放大西北，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就太多了，以后我们再说。
那临阵换将是不是因为这些功绩呢?不是的，因为王必成将军也有一大堆的功绩。中央的考虑主要是杨得志曾经担任过抗美援越的中方顾问团团长，对越军装备以及战略战术更熟悉。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杨得志向军委建议，还是王必成合适，但王必成没有推辞，爽快地让杨得志接手指挥，还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参战。
杨得志就此接管了西线的作战。
一去，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线的部队在展开时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不是中央军委希望的进攻形态。而且当时部队很多年没有打仗了。邓小平就说军队的风气需要整一下。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军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比较靠后。
像跟越南这种善长丛林战的对手作战，战局变化很快，如果太靠后，显然不利于临场指挥。但怎么让军、师的指挥机关往前靠呢?
杨得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安排，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到了边境线旁。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大家一看，司令都在前方了，难道军长、师长还在后方呆着不成?军长、师长们迅速行动，把自己的指挥所同样建在了边境线上。
这一改变，效果立显。我军在夜晚发起突袭，打了越南一个措手不及，西线的进攻十分迅速，一个个要点被拿下，战略要地老街也被攻克。
越军的王牌部队316A师准备增援老街，与我军决战。
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的胃病复发了。
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杨得志累倒了，出现了腹泻便血，因为失血过多，出现急性左心衰，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最后是静脉推注吗啡，才救了回来。此后，飞机将杨得志接回北京抢救。
接下来的指挥交给了副司令员张铚秀。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张铚秀打得也很不错，调度有方，稳扎稳打。使西线作战的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战结束之后，杨得志出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94年，杨得志将军去世，享年83岁。
有英雄就有懦夫，有爱国者就有卖国者。有一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认为中国处处不如外国，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杆，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抗日名将吉鸿昌对祖国有深厚的情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外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了豪迈的气魄。
有一年，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去考察。一天，他到邮局寄包裹。美国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听他说是中国人，就嘲笑说：“中国？我可不知道什么中国！”吉鸿昌听了，十分生气。可陪同他的一个使馆人员对他说：“你何必说是中国人呢？说是日本人，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了。”
吉鸿昌顿时感到受了污辱。他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为什么连是中国人都不敢说呢？他对使馆的人说：“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不光彩吗？我倒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誓死不当崇洋媚外的洋奴！”
他回到住处，找来一块木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字，然后挂在胸前，外出时也不摘下。当美国人惊奇地注视他的时候，他心中十分自豪。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断了手的，缺了腿的，陆续在北京街道出现了。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再说，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比较注意人民疾苦。
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１４５７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他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他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
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同志）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
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戴季陶）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
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
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
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
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
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
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
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
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
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
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
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
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与蒋介石同
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
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
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
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
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
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
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
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
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
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6
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
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
东共同签署。
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
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
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一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
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源
始于此病。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待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
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
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
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
“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
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
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
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
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
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
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
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
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
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
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
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
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
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
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
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
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
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
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
——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
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
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
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
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
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
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
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
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
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
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
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
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
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
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
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
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
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
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
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
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
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
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
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
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
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
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
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
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
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
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
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
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
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
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
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
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
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
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
“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
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
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
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
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
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
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
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
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
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
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
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
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
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
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
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
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
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
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
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
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
“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
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
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
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
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
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
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
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
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
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
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
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
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
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
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
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
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
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
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
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
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
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
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
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
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
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
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
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
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
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
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
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
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
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
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
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
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
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
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
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
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
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
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
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
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
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
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
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
“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
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
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
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
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
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
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
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
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
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
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
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
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
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
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
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
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
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
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
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
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
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
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
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
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
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
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
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
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
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
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
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
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
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
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
为得意……
九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
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
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
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
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
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
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
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
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
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
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
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
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
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
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
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
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
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
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
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2届中执会第2次全会
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
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2
届2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
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
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
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
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由张静江担
任此职，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
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
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松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
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
日悄然离穗赴港。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
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
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
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
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
“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
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
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
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
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
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
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
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
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有这样3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引者注：即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
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3案均“照准”。会上，
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1947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1．彭德怀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2．8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2．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3．遵义会议后，1月19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4．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5．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1936年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1940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1950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云南的著名企业家缪云台离开祖国，去美国定居了。缪云台一生从事实业，有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可他不想参与政治，所以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担任经济部长的命令，也没有接受共产党让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而是出国了，还加入了美国籍。
可是在美国，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到了晚年。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他回国参观，亲眼见到祖国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这种变化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也是世所罕见的。”四人帮被打倒后，国内政局安定，前途更加光明。已经85岁高龄的缪云台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他说：“我回国定居的目的，最主要是开始新的生活。我虽然年纪老了，可也要参加中国人民新的长征，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去。”
1979年6月，缪云台夫妇回到了北京。到京的第二天，他就到美国驻华使馆声明放弃美国国籍。虽然年事已高，可他凭着丰富的经验，热情地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好建议，心情非常愉快。后来他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又积极参与国事活动，直到以94岁高龄去世。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1、小英雄雨来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50多年前那场波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
2、小兵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3、共产党员刘胡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4、鸡毛信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5、抗日民族小英雄
王朴，也作王璞，幼名兰贵，1929年生，河北完县人。王朴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朴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朴不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朴的家乡，王朴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朴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提供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朴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朴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朴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起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朴、王朴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6、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7、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8、放牛郎王二小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少年小英雄的故事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后来人们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9、芦荡小英雄牛娃
微山湖，芦苇丛，这里本来就是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再加上小英雄牛娃捉弄小鬼子的故事，真向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日本鬼子要从莲花镇给土地庙据点的敌人补充一批枪支。我区委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区武装小分队老马去小鲁庄组织民兵，中途截击敌人，夺取枪支。放鸭的小牛把送枪的鬼子和伪军引诱到芦苇丛里的蛤蟆湾，老马和民兵们一举歼灭了敌人。
10、小骑兵铁头
骑马奔驰是许多孩子的向往，当一名小骑兵跃马扬刀多威风啊，何况小铁头夺的是鬼子队长的马呢！
日本鬼子到刘家庄来搜捕八路军伤员，儿童团员小铁头决定去报告八路军骑兵连。路远来不及，他大胆的夺了鬼子队长的大红马，奔向骑兵连驻地。敌人出动自行车队猛追，小铁头催马过营地，闯岗楼，渡运河，把敌人引进骑兵连的埋伏圈一举歼灭，小铁头最后也成为一名英勇的小骑兵。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1997年，廖仲恺从美国旧金山陪同母亲回到祖国。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使他一心想着寻求救国道路，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讲，非常佩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并且兼管财政，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广东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担任财政部次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
1922年6月，他被叛将陈炯明逮捕囚禁，后经夫人何香凝多方营救，8月获释。此后他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会谈。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要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付诸实施。1925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将他暗杀了。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记者曾经几次造访过闻名世界的美国西点军校。因为对外界开放参观游览，任何人都可以 在开放日去那里游玩。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许可和安排。西点之成为美国东部屈指可数的 旅游胜地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曾为美国培育了众多青史留名的军事将才的第一军校。 也还因为此处山清水秀、风景幽美。颇似中国的长江小三峡。是一处绝佳的踏青野餐场 所。举家出游也好，款待远客也罢，这儿都是上选之地。
其中有一次的经历格外的难忘。
在西点校门外的游客接待中心，有一个简介军校今昔的展览。担任讲解的主要是中心的 工作人员，偶尔也会有军校的师生前来做义工服务客串讲解的。那天为我们做讲解的， 恰恰正是一位现职的军校教员F。这次巧遇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心中疑问的好机会， 使我大为兴奋。在讲解之后，我便拖着他问问题。开始明显是出于职业习惯和礼貌，后 来则越谈兴致越浓。F相当痛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提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1950年代 那场朝鲜战争（也称韩战）的。
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 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麽特别的原因吗？
答：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 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 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 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 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 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 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是不难理解的。
问：你为何要直言是失败呢？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 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韩之战的情况可以不谈。 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 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 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问：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是指挥失误？还是部队战斗力有问题？
答：两个原因都有。先说部队战斗力。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 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 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 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 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 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 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问：战争后期，尤其是第四、五次战役呈现了互有进退的拉锯，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 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答：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 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烂炸。是延 缓中国军队攻势，从尔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 不住他们的前进。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 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 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问：再谈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好吗？
答：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 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 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 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中国军队在 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 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象赶 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 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问：此国军非彼国军也。三年内战中，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你们难道一点都没 注意和研究？
答：问的极是。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 ？Ｍ?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竞成了一群狮 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 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 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 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 官的中国军队是什麽丢脸的事。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以至美国的对华方针究竟有何影响和启示？
答：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军队了。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 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 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结果。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 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 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问：此话怎讲？
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 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 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 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
编者按：到今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已逝世50周年。不管其功过是非究竟如何，斯大林仍称得上是一位伟人。本网特推出下面这篇斯大林家乡及其后代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根据原苏联官方正式说法，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是在1953年3月5日去世的。在斯大林去世五十周年日子来临之际，其家乡格鲁吉亚老百姓依然怀念着这位颇有争议的领导人。
哥里镇居民的骄傲
在斯大林出生地哥里镇，当地人对斯大林称颂不已，认为他是他们的骄傲，人们在晚上喝酒祝酒时，第一杯酒通常会敬献给斯大林。哥里镇大多数人认为，斯大林是位英雄和伟人，正是斯大林在这里度过的短暂时光使得格鲁吉亚闻名于世。要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哥里恐怕永远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斯大林原来名字叫约瑟夫·久加什维里，1879年出生于哥里镇的一间小屋里。约瑟夫·久加什维里是在参加革命活动后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斯大林（意为“钢人”）的。现在这间小屋保护得很好，房内家具均保持着当年原样，已成为一处朝圣之地。斯大林尚在人世时，政府就在斯大林诞生的小屋旁建造了一座歌颂这位“钢人”的博物馆。苏联解体后，曾有人建议拆除这座博物馆，但最终依然留存下来。
博物馆展览厅里摆满了斯大林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其中包括他早期报告卡、烟灰缸、烟斗与木桌，还有一大堆照片，记载着斯大林从一名布尔什维克基层干部直至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全过程。博物馆大厅里还展出一个斯大林去世时的铜制面具，这个面具是斯大林逝世6天后制作的。博物馆外停放着一辆鲜绿色专用列车车厢，斯大林曾在1945年乘坐这节车厢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通过了德国分治方案。博物馆在介绍斯大林生平时对苏联当年的清洗运动和饥荒事件只字不提。哥里大学一位名叫拉马德兹的历史学教授认为，博物馆这种布置方式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我对我的学生说，斯大林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捍卫者，他并非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位暴君。” 拉马德兹说，斯大林实现了俄罗斯的现代化，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从而拯救了整个人类，这难道有过错？这位教授理直气壮地说：“绝对不！”
民意调查显示：过半俄罗斯人将斯大林看作正面人物
像原苏联各地数百万老百姓一样，现年67岁的斯大林孙子久加什维里对其祖父十分崇拜。在格鲁吉亚人中，以“斯大林儿子的儿子”而出名的久加什维里说：“他是位天才。”久加什维里是名前苏军上校军官。他的家位于第比利斯边上一幢破旧公寓楼里，房内到处张贴着斯大林画像，久加什维里说：“我的祖父尽一切努力保护这个自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帝国 。” 久加什维里坚持认为，当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联早就四分五裂了，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实现了这个国家工业化，并增强了国家实力，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带走的仅是一件衬衫和两件外套，与今日在瑞士银行开设了秘密账户的那些当权者相比，他看来有点像是耶稣基督式的一位人物。”
不久前，在俄罗斯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对斯大林看法矛盾或将他看作是位正面人物，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斯大林功过相抵。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家对斯大林公开予以赞扬。他们指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人数被人刻意夸大了。
据西方历史学家估计，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一千万至两千万，其中许多人惨死在强制性劳改营和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时期，另有人称死亡数目还要高。“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谎言”， 斯大林的另一位孙子叶夫根尼毫不退缩地说，“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我的祖父都被那些托洛茨基犹太分子包围着，这些人巧妙地操纵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正是他们这些人将人们赶往古拉格集中营，只有在斯大林叫人处决了这些人后这种行为才被制止。”
在格鲁吉亚，想找人对上述这种说法进行反驳并不容易。当然，在斯大林的故乡，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看待斯大林。在离哥里镇附近，一名父亲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神父对斯大林处决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宗教领导人的做法予以谴责。这位名叫谢拉菲姆的神父说：“我们不应忘记他是个独裁者。”
斯大林现年30岁的重孙雅科夫对斯大林的看法更加矛盾。雅科夫是位可爱的年轻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上世纪90年代，雅科夫花三年时间在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在苏格兰求学时，雅科夫成了一名典型西方大学生，是凯尔特足球俱乐部的一名热心球迷，并经常光顾夜总会。雅科夫称自己叫雅各（《圣经》中的人名）。
过去，雅科夫对其身世避而不谈，因为自己与斯大林的血缘关系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雅科夫回忆说，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斯大林功过是非的阴影里。最糟糕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几年，当时有关斯大林进行大屠杀的史料开始曝光，“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开始后，当我看报纸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报纸经常说，斯大林是刽子手。”“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是，在我长大成人时，去斯大林化到达了顶峰。”虽然如此，雅科夫仍然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这些天来，我对我自己究竟是谁感到心安理得，我就是一个久加什维里，它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斯大林已成理想主义者化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雅科夫对其曾祖父斯大林的功过有了更多了解，他现在对久加什维里家族后代仍然怀有希望，“我们的后代将不会像我或像我父亲那样经受沉重压力。我父亲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经受的，我在上学时就身受压力。不过我想我的孩子不会有很大压力，因为斯大林越来越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化身，历史已冲刷一切。”
保留家族名字已成为斯大林后人对斯大林迷恋的一种情结。当斯大林的后人在今年三月五日相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其中一名年纪最小的斯大林家族成员将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依照格鲁吉亚传统，小孩中间名字取自于其父，叶夫根尼给其大儿子起名叫维萨里昂，他又将其今年七岁大的孙子起名为约瑟夫·久加什维里，这是斯大林曾用过的名字，叶夫根尼抱着小约瑟夫动情地说：“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俄罗斯渡过的，我希望将斯大林这个名字带回到他的祖国，这样他会在那里长存下去。”（周峰编译自《俄罗斯杂志》）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
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倨嫱镜暮米鞣纭Ｎ艺飧鋈耍?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清华大学邹圣兰同学：我是湖南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的学生，我打算今年毕业之后去西藏做村官。至于为什么去西藏当村官而不是当记者，我想起您去年给浙大14位同学的那封封回信中说的话。您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因父亲在机关工作，所以我一直是从小城镇长大的，而且从小都只专注于学习，对农村的情况了解甚少。我觉得如果不补上这一课，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记者，所以当我得知西藏大学生村官的报名通知后，我打消了留在京城当记者的念头，打算扎根西藏，在那边踏踏实实地干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
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1940年8月，彭德怀以105个团发起以正太路为主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人，拔掉据点2990个，给敌以沉重打击。我军也伤亡2.2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此役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它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蒋介石致电嘉勉；中共中央书记处赞誉；延安万人大会庆贺，一时间人心大振！
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斗争，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敌陷入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5月，敌以2万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彭德怀与总参谋长左权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火网中突围而出，左权不幸牺牲。此后，彭德怀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坚持敌后斗争。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战直到胜利。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转战陕甘宁地区，解放了西北五省。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于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晚，我志愿军分批跨过鸭绿江。
10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进抵距中朝边境35公里处，有的已占领中国预定防御地区，伪六师甚至已窜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但敌却未发现我军已悄然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彭德怀令志愿军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以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敌军先后抵博川、云山等地时，我各军突然对敌发起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人，重创美军“王牌”美第一骑兵师，把敌人赶回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初战告捷。
狂妄得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我军突然出现在朝鲜，并取得初战的胜利大吃一惊。11月，麦氏以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优良的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令各军后撤30里，示弱于敌，以小部分兵力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之。25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再次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西线敌军被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里所、龙源以北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对敌猛攻，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撤向“三八线”。12月5日，我军收复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路上因车祸身亡。12月24日，东线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美第十军在其海空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逃。
12月31日，彭德怀又发起第三次战役。我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地突然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阵地，敌撤向汉江以南，汉城解放，我军向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前进了80至110公里，然只歼敌1.9万余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敌企图诱我南下，使我后方空虚，将我歼灭。遂断然收兵，停止追击。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收兵，坚持要我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彭德怀听了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这位大使又把事情反应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
果然，敌集中全部兵力于1951年1月27日向我200余公里防御正面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在西线顶住敌人，东线放敌进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到4月21日，我军对敌进行了逐山逐水的顽强抵抗，敌每天平均只前进1.3公里，却付出了7.8万人的代价。为此，被美国朝野誉为“一代战神”的麦克阿瑟成了彭大将军的手下败将，被杜鲁门总统撤了职，不得不卷起铺盖行李回国去了。
4月22日黄昏，随着彭德怀的声一令，我11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1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军在我飓风般的攻势面前，招架不住，不得不向汉城地区撤退。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了我军弱点，即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每次攻击只能维持个把星期，遂改变战术，命美军和南朝鲜军拼死守住汉城。同时调美第一骑兵师加强汉城防御，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火空地带。我军难以活动，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受到重大伤亡。至28日，我军因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彭德怀遂下令停止进攻。5月16日，彭德怀变更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将南朝鲜军合围，歼其大部。此役虽歼敌8.2万余人，但因我军打得远了些，所携粮弹已尽，一时难以补充，且雨季已近，彭德怀遂于21日下令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三八线”转移。
1951年6月，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几经较量，敌感到要想再越“三八线”已不可能，遂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此后，便谈谈、打打，10月，我军粉碎了敌的“秋季攻势”，迫使其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双方实际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11月，我军粉碎敌“金化攻势”，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53年6月，彭德怀返朝，7月13日发起金城反击战，对企图破坏遣俘协议的李承晚伪军以重创，至27日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同日，中朝美三方代表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被誉为国际上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
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 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
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 ，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作者：李同成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
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
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
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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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
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
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
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
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
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
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
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
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
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
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
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
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
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
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
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
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
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
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
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
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
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
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
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
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
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
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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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
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
“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
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
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
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
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
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
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
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
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
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
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
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
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
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
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
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
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
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
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
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
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
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
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
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
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
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
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
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
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
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 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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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
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
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
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
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
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
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
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
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
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
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
“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
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
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
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
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
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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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
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
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
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
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
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
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
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
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
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
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
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
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
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
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
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
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
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
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
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
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
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
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
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
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
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
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
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
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
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
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
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
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
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
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
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
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
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
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
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
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
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
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
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
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
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
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
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
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
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
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
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
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
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
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
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
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
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
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
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
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
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
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
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
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
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
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
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
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
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
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2008年7月20日，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小城漯河，街道上回荡着滚滚热浪，让人感到呼吸都很艰难。下午4时26分，262次普客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停靠在了这个三等车站，出站口顿时人如潮涌，肩背蛇皮袋、手提工具箱的各色民工是人流中的主色调，拥挤的人流加之36度的高温使得人群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汗气，这种慢车的低廉票价吸引着大批农民工。
一对老年夫妻人群中分外醒目：女士浅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稍微褪色蓝色裤子，一双千层底圆口布鞋，如果不是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保留着领袖的遗传基因，简直就是地道的豫东农村妇女。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我，第一感觉她就是我要接的主人翁、毛泽东主席的爱女——李讷。我急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表明代表淮阳县委、县政府和百万人民欢迎的诚意。李讷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介绍随行人员：我老伴王景清，书法家邹为瑞夫妇。王老一身旧军装，苍白的双鬓浸满人生的沧桑，轩昂的眉宇透出军人的威武和执着，这位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战士、解放后云南某军分区政委、正师级离休干部，俨然就是李讷的卫士，一只手拿着全部行李，一只手紧搀着李讷，我几次要接过他手中的旧提包均被谢绝，只好眼望着这对特殊的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汽车。
汽车艰难的行驶在市区街道，驾驶员小张按照惯例把空调大开，试图吹散暑热，为两位老人送去清凉，哪知道王老不容置疑的挥手制止：关掉空调！我们一脸疑惑，王老用明显缓和的口气接着说：“李讷有肾病，不能吹空调，你们就跟着委屈点吧”。小张只好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谨慎地驾驶汽车沿着漯周高速匀速行驶。两边是一望无际茂密的玉米，浓绿肥大的叶片交织在一起，连成绿色的屏障，把豫东平原整体包装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我拘促不安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语塞词穷，面对车上两位特殊的客人，搜肠刮肚寻找话题，试图打破车上的沉闷。李讷看出了我们的紧张心情，主动打破沉寂的局面，用缓慢而温和的话语介绍了自己和老伴：他叫王景清，81岁，军队离休干部，我68岁，也在军队退休，等会儿到了淮阳，你介绍他“老王”，我就称呼“李讷同志”。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不失时机的向两位老人介绍淮阳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自然风光，介绍太昊伏羲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李讷静静地听讲，很少插话。当介绍到太昊伏羲时，李讷顿时来了精神，十分专业地问我：关于太昊伏羲，淮阳有地下、地上的文物佐证吗？我言之凿凿：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平粮台遗址叠压有六千年以上文化层。李讷微微点头，表示借这次机会尽量走走看看。在这位文革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面前，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演绎着“无知无畏”的莽撞和唐突。
苍茫暮色中，汽车在美丽幽静的南湖宾馆停下，中共淮阳县委书记贾书君及有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按照路上约定，我分别把“李讷同志”、“老王同志”，书法家邹为瑞夫妇介绍给了各位地方领导，同时把贾书记等地方领导一一介绍给北京客人。宾主寒暄之后进入大厅，早有闻讯而来的各类记者围在那里等候，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老王再次担当起卫士角色，一面搀着李讷前行，一面十分严肃的告诉所有人员：我们俩来此是私人行为，没有报道任务，如果不撤退记者，我们就不再下楼，同时拒绝一切活动。
晚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按照李讷夫妇要求，撤掉一切烟酒饮料，只上淮阳地方特色小吃。李讷、老王并肩而坐，老王大哥哥一样不时给李讷夹菜，回答着主人关于领袖生前的生活细节、李讷夫妇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席间有人改称“李讷同志”为“李大姐”，李讷及时制止，微笑着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是中央建国初期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叫李讷同志是对我最大的尊敬、最亲切的称呼。
第二天一大早，李讷夫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参观太昊陵。他们依然坚持拒绝众人随行、拒绝记者跟踪采访，只允许我和贾书记及少量工作人员陪同。
从午朝门下车，李讷夫妇一路慢慢前行，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对每一处文物、每一块匾额都仔细察看，考问来由。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做过军报总编的的李讷不时插话、询问，提出一些关于太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文化的丰厚内涵等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质风度。老王继续承担着卫士的角色，搀扶李讷上下台阶，及时提醒休息，这位11岁参加革命、延安时代中央警卫团战士，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执勤，如今对领袖的后代极尽呵护之责，既含伉俪之深情，又有对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情感倾注。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随之升到30度以上，李讷的额头浸出汗珠，衬衣上留下明显的汗渍，但她游兴未减、不顾老王劝阻，一路前行。统天殿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欣赏每块匾额的文字书法。殿内的伏羲圣迹图紧紧吸引着李讷的目光，她随着讲解员的指引认真观看每一块浮雕，不时驻足，认真端详，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历史空间。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李讷夫妇一路走来，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对于普通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李讷这个身患严重肾病的68岁老人，无异于翻越陡峭的山崖！李讷在老王的搀扶下走过来了，走到了高耸的伏羲陵前，夫妇二人再次凝神肃立，向这位人文始祖行注目礼。耳柏旁边，李讷夫妇一改不许照相的常规，主动要求来张合影，随行及时按动快门，时光瞬间定格，巍巍羲陵、参天古柏，一对白发皓首的老人微笑并肩站立，留下永恒的记忆。（ ）“柏抱檀”下，李讷夫妇认真听完导游关于“两柏抱一檀、粮食吃不完”的传说和“1976、湘潭——香檀”的故事，微微含笑，连连称奇。走过蓍草园，绕过伏羲陵，老人来到太昊陵休息室，李讷已经汗湿衣衫，陵区的同志早已备好笔墨，恳请李讷夫妇留下墨宝。李讷谦虚地说：“我老百姓一个，今天来是向人祖报到的，题什么字呀，就签个名吧”。签完李讷二字，稍停又提起笔来，微笑着说：“既然来了，把我们家老王也带上”。于是，又提笔在后面写下“王景清”三字，然后是年月日落款。 这幅只有签名落款的墨宝被太昊陵博物馆永久保存下来。
千枝竞秀、万花缤纷的独秀园，巧夺天工的园林技术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飞机火车等一个个造型演绎的活龙活现，一次次引得李讷夫妇驻足停留，击掌叫绝。牌楼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连理枝下，白发伉俪再次合影留念（ ）。
走出太昊陵，广场上的泥泥狗、布老虎吸引了李讷的目光。走到一个摊位前，她拿起两个泥泥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说“太神奇了，活化石呀”，遂自己掏钱买下，留作纪念。（ ）广场上的游人得知李讷夫妇到来，紧跟其后，悄悄议论，人群越聚越多，围着李讷夫妇自发鼓起掌来，出于安全和李讷身体状况考虑，我们与老王商量后决定尽快结束此行，龙湖賞荷的日程再做安排。
午休过后，李讷夫妇精神、体力稍有恢复，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周口市市长徐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梅宝菊，副市长王宇燕等闻讯赶来，到其下榻的房间看望李讷夫妇，并就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开发、伏羲文化的宣传、始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县委书记贾书君拿出事先准备的册页要求李讷为淮阳发展题词，李讷拿回卧室奋笔题写了“奋进”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来在场各级领导的一阵掌声。
晚餐依然安排在南湖宾馆，依然是淮阳小吃，谢绝酒水饮料。陪同人员除上述领导外，增加了前来淮阳凭吊新四军东征窦楼战斗纪念碑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雪枫将军警卫员、解放后第三军医大学付政委、86岁的王景春将军夫妇。简单用餐后赵玲艺术学校的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戏曲、歌舞音乐，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李讷夫妇明显对豫剧听不太懂，但被小演员的精彩表演倾倒，多次带头起立鼓掌，演出结束时，李讷夫妇、王景春夫妇、王明义、徐光、梅宝菊、王宇燕、贾书君等省市县领导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
第三天的预定日程是上午龙湖賞荷，下午参观平粮台，晚上乘周口至北京的列车返航。哪知天不作美，早晨开始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南湖宾馆出来的道路积水盈尺，很多汽车水中抛锚，疾风暴雨还引来气温下降，身体多病的李讷呆在房间不能出门，一切行程计划只好取消。
周口至北京的列车晚上七点一刻发车，我们六点钟必须从淮阳出发，临别前的晚餐提前进行，只有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同。窗外雨急风骤，室内温馨如春，两天来的前后服务已经使我们变成了熟人，李讷夫妇破例允许我们几个与他们夫妇分别合影，餐厅里顿时增添了笑声，大家争先恐后与李讷合影，李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我们的要求，宾馆服务员也不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和大度。
大雨依旧不停，道路变成小河。我和驾驶员小张几经绕路，冒险冲过一个个积水路段，终于赶在开车前十分钟把李讷夫妇送进周口火车站候车厅，挤过检票口，李讷夫妇挥手向我们告别，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共和国开国领袖之女正在与农民工兄弟一起挤火车，更没有人能够相信，这对年过平均年龄超过七十的老夫妻将夹杂在这趟慢车上度过不眠之夜。
2011年9月17夜完稿于秋雨之中
方志敏曾经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拍手笑道：“哈，是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说着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但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方志敏冷冷地说：“你们从我身上是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不相信，又用刺刀把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剔开，但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就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
方志敏冷笑着说：“哼!你们不要做出这种难看的样子来。我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的!”
国民党士兵又把方志敏的鞋和袜子翻了一遍。并在周围草丛里寻找一番，仍然一无所获，这才相信，在这个“大官”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在敌人的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书。他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鬼子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今驻马店市驿城区）李湾村穷苦农民家庭。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乃超。1932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杨靖宇将军的的事迹被编写入小学课本中和电影。
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⑴
中原战场举行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与顾祝同指挥的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展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是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以来，敌我主力在中原战场的首次交锋。是我军经过几个月中原逐鹿的艰苦奋战后，终于打开外线战局的关键一仗。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至1948年1月基本实现了进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任务。但是，国民党军当时在中原战场仍占据较大优势，敌我双方呈现出胶着僵持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对峙局面，将我军的战略进攻继续推向新的胜利，成了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
1948年1月底以后，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作了通盘调整，将12个步兵纵队划分为4个野战兵团，分别赋予不同任务，分开在4个地区机动作战。第1兵团以1纵、4纵、6纵组成，由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亦称粟兵团。主要任务是：准备进行两个月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将战争继续引向国统区的远后方。军委指出：这第二次跃进，“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⑵第2兵团以7纵、9纵、13纵组成，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该兵团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主要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第3兵团以3纵、8纵、10纵组成，陈士榘兼任司令员，唐亮任政委，亦称陈唐兵团，主要任务是在中原地区配合刘邓、陈谢两军机动歼敌。第4兵团以2纵、11纵、12纵组成，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主要担负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
中央要求粟兵团南渡长江，实施第二次跃进，主要原因是中原之敌过于集中，我军暂无好的歼敌机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动敌人，使敌人再度分散，以造成我军打歼灭战的条件。中央在2月7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刘邓统一指挥外线各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强调指出：“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⑶所以，粟兵团南渡长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以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为目的的手段。中央这一决策本身，隐含着一种“例外”：如果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局，那么“粟兵团南渡长江”的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粟兵团南渡长江未必就一定能分散敌人，创造出好的歼敌机会。这就为中央接受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实施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3月初，粟兵团奉命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补充，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间，粟裕一面指挥部队休整，进行各项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一面密切关注着中原战局的发展。这位年仅41岁的我军高级指挥员，身经百战，经历过各种战争环境的考验，尤其是1934年与寻淮舟等率红7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和抗战后期率新四军一部南下执行开辟苏皖新区的任务。这两次亲身经历使粟裕深刻认识到大兵团远离后方，到敌占区作战的艰难。经过1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而大量歼灭敌人则是对目前中原战局的最大帮助，是发展我军战略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4月18日，粟裕在分析了分兵渡江与暂留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后，“斗胆”向中央军委“直呈”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而继续留在中原作战，集中中原我军主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又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内容相似的电报，刘邓在电报中表示：在粟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还是“迟出几个月为好”，让其“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大军自挺进大别山以来，一直经历着无后方作战，深知无后方作战的艰难，因而在这方面也最有发言权。所以，粟裕在向中央“斗胆直呈”之前首先说服了陈毅，并将自己的意见电告了刘邓，得到华东局和中原局几位领导的支持。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建议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5月初，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城南庄会议决策，中央接受了粟裕兵团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的建议，并决定陈毅调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代理华野司令员和政委之职。不过，中央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要粟部渡江南下的计划，而是要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各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寻歼邱清泉第5军等部为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6至12个旅，开辟渡江道路，完成渡江准备。⑷
邱清泉的第5军，是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后，蒋介石在关内的两支精锐主力之一(另一个是胡琏的整编11师，即原第18军)。该军组建于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第12旅团，为第5军及军长杜聿明赢得了殊荣。1942年后又奉命远征缅甸对日作战，屡建功勋。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5师，改换成全副美式装备，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多次与我军交手，一直未受重大打击。军长邱清泉，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又毕业于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工兵，次年入柏林陆军大学专攻机械化部队战术。抗战中先后就任第200师(第5军前身)副师长、第5军新编22师师长、第5军副军长、军长等职，与第5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就任整编第5师师长，1948年后该师恢复第5军番号，邱再任第5军军长。
此次，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明确要求粟裕兵团以邱清泉第5军为主要歼击对象，表明我军作战指导思想已由“先打弱敌”转变为以主力对敌主力，寻求与敌决战。5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首长，更加明确地指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5军，只要5军被歼灭，便集中了最大力量歼灭18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⑸
5月23日，陈唐兵团主力3纵、8纵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调动了邱清泉兵团及整编75师随之南下向太康急进。30日，粟裕率1纵、4纵、6纵及两广和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31日，由各部抽调组成的渡江先遣纵队随主力南渡黄河后，即准备伺机渡江南进。
粟裕率华野外线主力南渡黄河后，蒋介石立即令邱清泉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又令第4绥靖区刘汝明等部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由于敌第5军先我到达成武、曹县地区，粟裕当即决定全军改以战备姿态进到定陶、金乡外围集结，休息3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6月3日，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3天，而是休息半月，主力不要用于打小仗，等候刘邓对第5绥区张轸部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⑹
6月13日，粟裕、张震致电军委，提出分三步歼灭75师、5军和83师的计划，并表示：“决于16日晚完成对75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5军战役。”这时，顾祝同已自苏北地区调来整编83师、25师、72师及63师1个旅到达鲁西南，企图与我决战。介于敌情已变，粟裕于次日即致电陈唐并报军委，决定放弃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由陈唐兵团突然奔袭开封，吸敌回援，于运动中歼灭援敌等预案。⑺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一、一纸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这种事情作为其他统帅如果有一次的话，可以骄傲一辈子，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属于茶余饭后顺手办的一桩小事，因为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中共方面自己都从来没有宣扬过。
二、炮击金门支援中东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30分，炮击金门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几夜没睡好觉，他和整个世界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20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
1、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
2、打击蒋帮的嚣张气焰，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
3、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三、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工作人员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
四、氢弹平边境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4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２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五、预测核武器十年成功。
1956年，毛泽东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果然，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1966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刚好十年。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事件的开始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警钟要响起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最后的一言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谢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最后的尾声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痛苦的结尾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张自忠（1891—1940），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2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1914投军奉天新民屯车震团。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决定率第29军撤退到保定，行前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北平沦陷后，国人对张自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自忠对等谈判。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脱离险境。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后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接着乘英国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此时部队已编为第59军，张自忠任军长。返部队当天，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38年初，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3月上旬进至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40军的5个团，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第59军增援临沂。张自忠得令后即率部星夜兼程，日行180里赶到临沂北郊，随即兵分三路从北面对围城之敌发起猛烈进攻，临沂守军也开城出击。凶顽的的板垣师团在两面夹攻下仓惶后撤。张自忠率部急追，在沙子岭再创板垣师团，取得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声誉雀起，被提升为第27军团军团长。是年10月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不久，张自忠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5月，日寇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2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2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所属第132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第132师的第359团另配1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30里路，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此役称“襄东大捷”。蒋介石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40年4月，日军集中30万兵力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74师的2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众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自己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两封书信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概，后来亦被周恩来誉为“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5月7日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于14日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何以这样能战，后听说是张自忠亲率的部队，当即大量增兵，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15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激战至16日拂晓，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后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牺牲。 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先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一经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们码头，蒋介石率军政要员来到江边，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来到重庆北碚双柏树小山落土安葬，并追晋上将。冯玉祥把这里更名为“梅花山”，并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41年5月在南瓜店张自忠殉国的山头建造了“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山下修建了两千战死十里长山的官兵公墓。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断攀登科学高峰，1979年在美国短期工作时，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在这一研究中，他把最小素数从80推进到16，达到了当前世界上的最新水平。
国外朋友希望陈景润在美国发表这一论文，他拒绝了，特意把论文用包裹寄回祖国。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陈景润回国以后，有人问他：“你听说了吗？有人造谣说你不回来了！”陈景润冷笑一声答道：“听说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回来呢？”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在浙江勤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穷，他一面帮家里做农活，一面跟父亲念点书。
童第周17岁才进中学。他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为45分。校长要他退学或降级，经他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他跟班读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童第周发愤学习。每天天没亮，他就悄悄起床，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同学们都睡了，他又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值班教师发现了，关上路灯，叫他进屋睡觉，他趁教师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边的路灯下面去看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的功课终于赶上来了，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还考了100分。童第周看着成绩单，心想：“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
童第周28岁时，得到亲友的资助，到比利时去留学，跟一位在欧洲很有名气的生物学教授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别的国家的学生。旧中国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外国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童第周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几年来，那位教授一直在做把青蛙卵的外膜剥掉的实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熟练的技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同学们都不敢尝试，那位教授自己做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童第周不声不响地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成功了。那位教授兴奋地说：“童第周真行!”这件事震动了欧洲的生物学界，也为中国人争了气。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5月从军，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军长叶挺任命他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先期率部进入苏南敌后作战。1939年，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40年10月，粟裕率部与国民党亲日军在黄桥进行决战，他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数倍于己的敌军切成数段，共歼敌1100余人，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日本投降后，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迎击大举进犯的国军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1946年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其中莱芜战役以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创造了歼敌7万的新记录。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虎口拔牙，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号称“常胜军”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74在师在孟良崮予以围歼，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消息震撼南京，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华野进军鲁西南，与刘邓 、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6月中旬起，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先克开封，又围援敌，共歼敌9万余。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他把参战部队分成东西两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激战8昼夜，攻克济南，歼敌10万余。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战至22日，黄百滔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12月4日，粟裕率部将仓皇撤离徐州的杜聿明的3个兵团共30万人合围于陈官庄一带，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被全歼。1949年1月6日，粟裕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淮海战役，共计歼敌55万余人，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解放军兵力少于国军的情况下进行的。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49年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三野组成的中、东两集团军，于20、21日突破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5月下旬，粟裕又精心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激战半月，歼守军15万余，解放大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粟裕淡出军、政届。“文革”后，回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逝，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他身前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粟裕从班长成长到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身经数百战，战争熔炉把他铸造成常胜将军，刘伯承赞扬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精于运筹，善于用兵，具备精湛纯熟的指挥艺术，他以高超的军事思维才能和不败的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
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汉尼拔是北非古国伽太基著名军事家，一直以来被西方称为“战略之父”。 公元前218年，罗马帝国兵分两路进攻伽太基，汉尼拔奉命粉碎罗马帝国的进攻。然而，他带领的部队只剩下了三万多人，四十头大象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不适应环境而死，只剩下一头，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
面对低迷的士气，汉尼拔激昂地对着自己的士兵，鼓舞道：“罗马帝国就在眼前，我们长途跋涉，撇妻弃子，远离自己的国家，为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击垮罗马帝国，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受到安全的保护，我们要努力，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都在万里之外等待我们战胜罗马帝国的消息！现在，向罗马帝国前进！”
汉尼拔以后方亲人们的期待，激起将士们内心的保家卫国的豪情，士兵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一举击败了进攻的罗马军队，歼灭罗马军队1万5千人。此战过后，意大利北部的许多部落都主动地来加盟汉尼拔的军队，由此汉尼拔军势大振。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1949年12月 蒋经国和毛人凤在成都谈话
1949年12月，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成都。左起：毛人凤、胡宗南、蒋经国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初，蒋介石意欲让其子蒋经国统管谍报系统，不久，蒋经国出任“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名义上归他管辖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处处不买他的账，弄得蒋经国在台湾谍报系统难以舒展筋骨。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 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便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毛邦初驻美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助，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的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可是台湾的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起初不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把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股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 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
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蒋介石能据此查办蒋经国。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杜长城案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更加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蒋介石不得不认可蒋经国的决策。 杜长城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有意提携杜长城，想进一步委以重任。 但陶醉于功名的杜长城，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当时正值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谁知内情被蒋经国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搞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毛的最大损失是: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等蒋介石一批定蒋经国的改革方案，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遂去，蒋经国便正式君临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1913年8月，周希汉出生在麻城县周家坳。他的父亲叫周祁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时暴病夭折了。不久，妻子也贫病交加，不治而亡。
几年后，周祁耀才“疗”好伤，续弦娶了李氏；然后，夫妇俩租种了本村地主的几亩山坡地，早起晚睡，不分白天黑夜干起来了，可是劳作一年，还是难得肚子饱。脑筋活络的周祁耀不甘心，在农闲时，又干起了打铁的行当，有时，他还借点小本钱，贩卖小猪，结果，在他的折腾下，家境竟然渐渐有了好转。可是，周祁耀美中不足、也是他最大的烦恼，就是从他往上祖宗三代都是单传，上一个儿子又死了，李氏迟迟没有怀孕生育的迹象。
幸好，天道酬人，他整整40岁时，李氏怀孕生育了，并且是个大儿子！
他就是周希汉。
周祁耀在不惑之年有了接后的香火，自然欣喜万分，以后，对这个宝贝独子是宠爱得不得了。
可这个周希汉自幼得到父母的娇惯，渐渐长大，却养成了直率、任性的性格，并且还倔犟得要命，母亲李氏根本“管”他不住，每当儿子调皮捣蛋闯了祸时，她就摇头叹息：“这个孩子太倔犟！”
周祁耀宠爱孩子，更希望儿子有出息，将来能光宗耀祖，夫妇俩节衣缩食，把周希汉送到了私塾读书。谁知周希汉然聪颖过人，读书不错，却处处不肯低头服软。一次他调皮捣蛋犯了事，先生叫他跪下，他硬是不从，先生一逼急，结果，他撒腿就跑出了学堂，从此死不去上学了。他的犟劲一来，就是父母也没办法，结果，11岁的周希汉就这样辍学了，在家里，天天帮着父亲种地、打铁。
湖北是大革命的繁盛之地，1927年冬，14岁的周希汉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麻城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闹得最“凶”。可不久白军来了镇压，凡参加暴动的，不论老人孩子，一律都受到“追究”，周希汉因为参加暴动，结果，家里房子被烧毁，衣物等生活之物也被抢走，周祁耀夫妇只好撇下家业，带着“唯一传承香火”的儿子逃往他乡。可是这一路被追杀，周希汉被追得火气大发，倔犟劲来了，说：“好，你们杀人，你们烧屋，我就为贫苦农民报仇出气，和你们干到底！”于是，他“说到做到”，就要去投奔红军。
这可急坏了周祁耀：“你去当兵，打死了，谁为我们周家传宗接代？不能去！”
“这我不管！”周希汉大声嚷着。
知子莫如父。周祁耀知道儿子这一犟劲犯起来，是谁也拦不住的，两口子愁眉苦脸好几天，终于苦想出了个好办法：用结婚拴住儿子的心。或许他在新鲜的儿女私情中能收拢去当红军的心。于是，1928年春末的一天，周祁耀家鞭炮响个不断，喜庆的唢呐震动四方。
原来，周祁耀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为独生儿子办结婚喜事了。
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一位出名的武将叫廉颇。他不但武艺高强，箭法出众，还善于用兵打仗。秦国、齐国这些大国常来攻打赵国，赵王用廉颇为统帅，多次打败了敌军。敌军听到廉颇的名字，都很害怕。可后来，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认为廉颇老了不中用了，改派青年将领赵括代替他。赵括骄傲轻敌，使赵军打了大败仗，赵国也险些亡国。
赵王想重新起用老将廉颇，派出使者去看一看老将军身体怎么样，是否还愿意为国效力。廉颇见到赵王的使者，高兴极了。为了表示自己威风不减当年，还能上阵打仗，为国立功，他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吃完了，又披上铠甲，跃上战马，拉弓射箭，舞枪刺杀，果然身手不凡。他对使者说：“你看我，虽然老了，可是能吃饭能打仗，只要大王肯用我，我万死不辞，马上回去领兵参战！”
使者走了以后，廉颇日夜盼望赵王的调令，可一直没等到。原来那个使者接受了一个叫郭开的坏人贿赂，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了瞎话，说廉颇饭量虽好，可一会儿工夫拉了三次屎。赵王听了，认为廉颇真不中用了，就不再调用他。
廉颇为赵国的安宁奋斗了一生，晚年仍希望为国出力，对人说：“我真想有一天，还能率领赵国的兵士冲锋陷阵啊！”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身心地报效祖国。这就是爱国英雄们的本色。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邓恩铭16时，由在济南做官的二叔父接到济南来读书。家里人都希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但是，他在离开家乡贵州省荔波县时，就写下了“志在黎民”的诗句，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济南一中读书的邓恩铭整天和同学们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结识了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烬美，两人成了亲密的战友。
1920年9月，他俩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改名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7月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敌人到处搜捕他，亲友劝他回乡或升学。邓恩铭矢志不移，用“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豪壮诗句来表达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的漠学森异常兴奋。在新中国诞生的第6天，钱学森夫妇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穷头：回到可爱的担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本人的智慧和力量。但回国道路充满着的曲折和艰辛，是钱学森始料未及的，这位“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学者，在己将科学书籍和本人的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他们对中国的这位爱国学者百般恐吓，并把他关进拘留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太限制。整整5年时间，他差不多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但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他们收拾好箱子，每天准备随时搭乘飞机回国。
1955年，饱受磨难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向祖国发出了救救俺的呼声，中国ZF出面通过谈判设法营救他回国。终于在这年9月，经过长达5年多斗争的钱学森夫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
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为国者终不顾家”。这当然不是说，报效国家就不能孝敬父母，不能管自己的家庭，而是说，当国家更需要自己的时候，要能公而忘私，甚至放弃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自古以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多的。
汉代有个青年将领叫霍去病。他16岁就参了军，跟着舅舅卫青到边塞和入侵的匈奴人作战。别看他年纪轻，却英勇善战，能指挥成千上万的骑兵步兵，屡建战功。有一次，他率领一万精锐骑兵，深入敌后几千里，打败了敌人。后来他和卫青分兵两路，和匈奴进行决战，终于击退敌人，使国家的北方消除了外来的威胁。汉武帝加封有功将士，让他和卫青共同担任大司马，统率全国的军队。
霍去病少年从军，为国出生入死，却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他也从不追求享乐。汉武帝为他建造府第，给他优厚的待遇，他却说：“匈奴还没消灭，我怎么能顾自己的小家呢？”
因为长年征战，霍去病得了重病，2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把短暂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使人民享受了安宁。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hanzhenfeng] 于 2006-07-08 21:20:50 来源：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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