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姬：西楚霸王项羽的宠姬，名虞。秦末虞地（江苏吴县）人，有美色，善剑舞。公元前209年，项羽助项梁杀会稽太守，于吴中起义。虞姬爱慕项羽的勇猛，嫁与项羽为妾，经常随项羽出征。楚汉之战，项羽困于垓下，兵孤粮尽，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楚地尽失，他在饮酒中，对着虞姬唱起悲壮的《垓下歌》，虞姬拔剑自刎。宋词词牌《虞美人》据说得名于虞姬。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世无英雄，遂使虞姬成名。
说虞姬，先要从她的男人项羽说开去。当年，在造反大军里，项羽只是项梁的侄儿，一个小角儿。本来历史都是书生们写的，崇尚的英雄都是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口腔肌能发达、手脚退化。谁知后来大家被焚书坑儒坑怕了，女子团体和妇联就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寻找男子汉”的大型活动。高头大马的项羽有了出头之日，很快成为女孩心目中的乌骓王子了。
第一眼看到项羽威风凛凛地仿佛如天神驾驭神龙从天而来的时候，正应验了虞姬的少女梦想：我的梦中情人，他会驾着彩云从天边娶我的！虞姬爱上了项羽，从此，她就跟着项羽上刀山下火海，南征北战去了。
项羽，力大无穷、糊涂胆大、心狠手辣，大大小小百余战，从未输过，终于当上西楚霸王。不过，这种好勇斗狠的武林高手，大不了做个军阀，却不能成为政治家。项羽本质上短视，一边鲁莽，一边充满妇人之仁。不该杀的人都杀了，杀子婴、杀义帝，咸阳屠城，火烧阿房宫，坑杀降卒20万。可是该杀都没杀，把刘邦放虎归山，鸿门宴算是白摆了。既目光短浅又耳根子软，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哪里会有明天。而另一边，刘邦就是一个流氓，做事不问原则只有目的，比韦小宝还韦小宝。逐鹿中原本来就是捣江湖，无耻者胜。这个道理，刘邦懂、吕雉懂，项羽不懂，虞姬也不懂。
年轻的时候，虞姬不过是只小小花蝴蝶，陪着心目中的英雄飞到东来飞到西。等到她成长清醒的时候，刘邦的势力已经坐大。不能怪她呀，她只不过是一个需要保护需要照顾的小女娃，本职工作就是安安心心地服侍好楚霸王。她的对立面正是吕雉，一个粗生粗养活得粗糙却生命顽强的女人，却老是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手伸得太长。
项羽屡战屡胜，却无法改变在政治上的屡屡失策。汉五年，楚军被围困于垓下，处境凄凉。刘邦早早就找人在山里装上喇叭，一到晚上，就放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啦。放下武器立地成佛……我们会饶恕你们的……Only you，能让我们苦苦相追……下雨啦，快收衣服呀！”众军士不堪骚扰和唠叨，自杀者众。
项羽与虞姬受不了了，开始唱歌。项羽难过地唱：“虽然我的力气很大呀，但老天对不起我呀，我的马怎么办呀，我的老婆怎么办呀。”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一个只受过歌舞训练的女子懂什么军事呢，只是看到老公这个蔫蔫的样子，虞姬才知军情突变，大势已去，也跟着唱起来：“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说起来也可怜，虞姬是跟项羽对歌呢，告诉项羽，你老婆我不用你麻烦了，我死了算！
大家都被他俩的深情对唱弄哭了。虞姬最后一曲天鹅绝唱，拔剑自刎。一个平时水晶玻璃一样柔弱的小人儿，在关键处显现了她的英雄气慨，这一瞬间，代表了她从女孩走到了女人，从一个不知稼穑的歌舞姬，转变成一个为国为家用心的女中豪杰。——如果是吕雉，肯定半夜偷偷卷起衣物，有多远走多远。
项羽很伤心，第二天还是突围而出，仓皇出走，又迷路又被人骗，最后被汉将追到了乌江，抹脖子死了。毕竟霸王有霸气，死都死得那么帅！——如果是刘邦，过江就过江，活着就活着，占地一亩算一亩。谁怕谁呀。
南北朝时南梁王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皇帝。梁武帝有多项指标在中华帝王史中排名前列，其一，寿命长，活了 86 岁，仅次于清乾隆（ 89 岁）。 其二，在位 48 年，在他之前，仅有汉武帝可以相比。其三，高超的学识， 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萧衍在文学上同样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年轻时曾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团体“竟陵八友”之一。萧衍一生著作达一千多卷，涉及文学、以及各种经疏、文论等。
萧衍登基时已 39 岁，正当盛年，86岁时因侯景之乱而饿死台城。在他 48 年帝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梁王朝，尤其是天监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文化诸方面都有很大发展，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在中国历史上，战乱连连的南北朝是史上老百姓日子最昏暗的时期，有人认为，北方北齐王朝和南方的刘宋王朝后期都是著名的禽兽王朝，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已不能称之为人类，在这些兽类的统治下，天下苍生只不过是一些卑微的蝼蚁，整个江南江北，处处人间地狱。而在这段极其黑暗的时期，在梁武帝萧衍的统治下，南梁百姓竟能享有 48 年安稳日子，当凭这一点，萧衍就可载入史册。
撇开政治上的功过，梁武帝可算得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勤于政务，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也不以为然。忙时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也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二年，居室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摆设，后宫嫔妃以下的宫女侍从，一律不准涂脂抹粉，穿的衣服长不及地。他自己甚至在不到五十岁时就断了房室，拒绝女人。以上这些生活习性，梁武帝基本是保持终身，这对于一个帝王，应该并不容易。
历史上无论是肯定梁武帝者还是否定梁武帝者，都不否认以上的事实。然而，梁武帝断绝房室、拒绝女人真的是像他在晚年所作《净业赋》中所说，是为了“孝思之情”、“归佛之心”，而归根结底是“为天下苍生计”吗？
梁武帝 19 岁时与高门大户之女郗氏成婚，郗氏一连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未有男”的现实，让年届不惑的萧衍开始不安。对于一个欲成就帝业的人来说，膝下无子，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在他任雍州刺史期间 ，不顾发妻郗氏的反对，纳 14 岁少女丁令光为妾。在他于雍州发兵起义，并于三个月后即将攻下建康（即今南京）前夕，传来丁令光为他生下一子的消息，这个儿子即是后来的昭明太子萧统。这一年底，萧衍义军一举攻克建康城，推翻南齐最后一位帝王东昏侯，实行改朝换代，建康城头竖起“梁”字大旗，萧衍随即进驻阅武堂。所谓阅武堂，正是前朝昏君荒淫极乐的场所。刚进驻阅武堂，萧衍即被东昏侯的几位遗妃的美艳惊呆了。只是碍于几位将士的直谏，他才不得不忍痛杀掉东昏侯最美貌的嫔妃潘玉儿，又将另一位嫔妃余氏赠予立国大将王茂为妻。但是，他还是将其他几位嫔妃吴氏、阮氏等纳于榻下。滑稽的是，冒九死一生举兵起义，终于推翻前朝政权的萧衍却因沉湎于美色而忘了立国大计，这当然地引起助他成功的将士王茂等人的强烈不满。在大臣范云的劝说下，萧衍才从脂粉女色中拔身出来，开始谋划立国之策。梁武帝建国之初，梁王朝有过近二十年的安宁环境，饱受战乱之苦的江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作为一个帝王，梁武帝虽然并非像历史上有些帝王一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说他妻妾成群也非过分。梁武帝有名有姓有记录在册的妻妾即有七至八人，这些妻妾为他育得子女约二十位之多。
天监之后，梁武帝越来越感到身体的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最先表现在房事上。当一个个鲜活的肉体被他裹在身子下时，他竟然失去了应有的冲动。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那个伟丈夫了，那种一夜能御数女的时代或许再也不复存在了。
对皇上身体的每况愈下，除了他的那些嫔妃们，最为担心的还是那些大臣们。他们开始四处奔波，为皇上延请名医。一些江湖游医趁机投其所好，向梁武帝敬献道家的所谓房中术，其结果可想而知。天监初，萧衍大病一场，差点断命。这期间，宫内曾来过两位高人，一位刘澄之，一位姚菩提，据说，这二人都是远近闻名的大医家。刘澄之、姚菩提对萧衍进行了联合诊治。刘澄之得出的结论是“食之甘肥”。萧衍立即不屑，并反驳说，朕过的是布衣生活，日常所食，不过豆麦果蔬，哪来的甘，哪来的肥？刘澄之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说这是素食前体内积下的毒素作祟。只有姚菩提在一旁发笑，他知道刘澄之并没有把皇上的病说准，姚菩提认为，皇上的病，其实正是房事过多，精气神过度消耗，心肾不交而导致血脉不畅。
虽然萧衍认为两位大医家并没有说准他的病，但他还是接受了两人提供的药方。刘澄之、姚菩提向萧衍提供的无非就是一些壮阳强身的药丸以及所谓采阴补阳之类的道家养生秘法。无论是壮阳的药丸还是采阴的秘法，不仅未能使萧强壮起来，反而使他更“体衰力竭，意识不明”。那两个骗子不知所终，即使未被萧衍杀掉，起码会是以一种并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皇宫。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北伐、官员们越来越滋生的腐败以及御史中丞 任昉 的一份份弹劾官员的议案，哪一件事都让萧衍伤透脑筋，梁武帝的身体愈发不堪。
据说是直到后来，梁武帝认识了佛教，并拜当时的高僧慧超等人为师，他从佛教中的“除二障”（“杀害障”和“欲恶障”）的戒律中得到新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起，梁武帝在素食之外，并开始了禁女人，断房室。居然效果不错，不仅“意识稍明”，而且“患累无所由生”。由此可见，梁武帝的“五十而断房室”，其实正是在身体江河日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寻求不老，追求长寿，甚至不死的某种途径，而并非像他自己在《净业赋》一文中所自诩的“自有天下，绝弃房室”，实为“孝思之情”“归佛之心”，并为“天下苍生计”云云。
杨广的荒淫是人人皆知！传说 隋炀帝杨广的性欲极强？他当年曾得到过一种丹药，服此“春药”后能使男者落地生精，就是下床后立马又可恢复元气……因为这样，杨广有次实在憋不住，他连他妈都上了。
杨广特别迷恋女童！他在全国各地广泛搜集民间幼女，把她们置于宫中，多时达几千人，专供自己漫漫淫乐之用。
朝廷当时有位姓何的大夫，此人爱拍马屁，为投其主子所好，专门为杨广设计制造了一种车子，好似现代人设计的“性爱床”之类，就是在上面轻松做爱的专车。
这种车子刚好可以放进一个女童。何大夫说“此车虽小，但有两层。临幸女童时，只需把女童放进车里，将车子一推，上下两层中所设机关便会自动全部运行起来，能将女童牢牢的固定，任由陛下摆布，使之不能反抗并恰到好处。这完全是自动的，陛下做爱时根本不需力气，轻松，舒服，绿色、环保且人在人上，乐在其中……”
杨广听了这些，兴奋地说“你开动脑筋设计了这个车，我用来任意取乐，就叫它“任意车”吧！”得到任意车后，太监马上挑来一体态轻盈，貌美如花的女童，叫女童全裸上车并仰卧 …… 。
在那女童啥都不知的情况下，杨广当即下令登车，车动，机关全动，女童的四肢先被牢牢套住，……她正要用力挣扎，不料杨广已经死死压在它的身上，女童无从躲闪……车动，上下自动，只听得一声惨叫......。
一场云雨之后，杨广非常满意，马上赏赐何大夫黄金千两，他还让画师将自己和女童交欢的情景画下来，悬于宫中让大家欣赏。
后来，何大夫又给杨广设计了一款既能登楼，又能做爱，功能更加齐全，舒适度更强的任意牌第二代性爱车。
这款性爱车，一是装潢考究，二是具有现代电梯的功能，另外这款性爱车还比现在亚洲，甚至西方性学专家们发明的性爱床还有高级得多。
当然，何大夫也因这个发明被隋炀帝杨广封为了金紫光禄大夫。这个金紫光禄大夫恐怕高于现在的院士级别！但何大夫当时在朝廷的威望、权利、待遇和他得到的，恐怕远远超过了现在的科学家们。文 /潘衍江
现代人发明的性爱床
吴绛仙：隋炀帝妃子，封为崆峒夫人。见唐颜师古《隋遗录》记载，其本是拉纤的殿脚女，有才貌，曾嫁与玉工万群，后入宫。善画长蛾眉，帝宠之。隋兵败后，随隋炀帝自杀。
对于某些人来说，当好偶像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每年五大时尚之都春秋两季的新装发布会，全球时尚圈都流着口水在等，等那里掉下来一些饼干屑一样稀薄的创意，就够写上半年的了。据称，那些费而不惠的高级订制时装，有70%都是那些中东富婆买去的——有时很奇怪，她们长年都罩着长袍披着面纱，那些衣服是用来穿的，还是吃的？
我们已经没有后宫了。那时，受宠的妃子穿什么，戴什么都成了全城女性的楷模，争夺得时尚教主的地位，也就争得了君王一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美貌，根本就是一场阴谋；穿衣打扮，根本就是一场玫瑰战争。章小蕙有一句买衫金句：“饭可以不吃，衫不可以不买。”买衫买到家破人亡，而且还认为天经地义，死不悔改，也算是奇观吧。
话说最著名的败家昏君隋炀帝。他喜欢玩微服私访，到了汴梁，隋炀帝坐着龙舟，萧妃乘上凤船，锦帆彩缆，穷奢极侈。每个舟上都有挑选的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手执着雕板镂的金楫，被称为“殿脚女”。一天，隋炀帝看上了一位殿脚女吴绛仙，迷上她的柔韧和丽质，皇上回到龙舟中传召吴绛仙，要提升她为婕妤。正好此时是吴绛仙下嫁为玉工万群，隋炀帝很扫兴，把她提到龙舟执首楫，把她叫做“崆峒夫人”。这位皇帝的爱好真是广泛而没有原则啊，有教无类，从老爹的妃子，到地位最低的民妇，再到羞颜未尝开的小女孩，通吃，只要够漂亮。
由于吴绛仙擅长把眉毛画成长蛾状，后宫佳丽争先恐后地效仿画长蛾眉。司宫吏每日发放螺子黛五斛，叫做“蛾绿”。螺子黛产自波斯国，每颗价值十金，以后由于征集的赋税不够用，就混杂着铜黛发放，唯独吴绛仙得到赏赐的螺子黛不断。隋炀帝每当倚靠着蔽日帘看吴绛仙，时间过了许久也不离开，对在里面的谒者说：“古人说‘秀色若可餐’，像绛仙这样的真可以治疗饥饿病啊。”
于是，为了美人，张敞在闺阁中为妻画眉，唐明皇专令画工画十眉图，教天下女子梳妆打扮，才子唐斯立看到名妓莹姐描眉成癖，心甘情愿为她作百眉图。
另一位劳民伤财的美女是邓夫人，东吴南阳王孙和的爱妃。孙和，孙权的儿子，也是一个贪奢的人，宠爱邓夫人，常将她抱在膝上。一晚月光明亮，孙和与邓夫人在月光下，正在情意绵绵，一不小心，手里的玉如意碰伤了邓夫人的面颊，血流满面。孙和唤来御医，命令他们不得留下任何疤痕。御医说，止血容易，要不留疤，就必须用白獭髓、玉屑和琥珀屑调和在一起，经常涂抹，才能生效。孙和于是悬赏天下，有献白獭髓的，以千金酬谢。富春江上有个老渔翁禀奏说：白獭这玩艺儿，见有人捉它，则逃入水底石穴中，极难捕捉。每年祭鱼的时候，白獭们为争夺配偶时常发生厮杀格斗，有的水獭会在格斗中死去。枯骨藏于石穴之中，虽然里面没有骨髓，但将骨头粉碎，与玉粉调和，也可以去疤痕。孙和听了，便命渔翁打捞一些獭骨，加入玉屑、琥珀粉调和，制成药膏。结果，昂贵的琥珀粉用得太多，邓夫人敷完以后，在脸颊上留下了一个赤红的斑点，反而看起来更俏丽了，孙和很得意。后宫嫔妃一看，纷纷都用丹脂在脸颊上点一小斑。竟成了一种淫俗。
细想也不能怪人家。在这个Beauty Talks的时代，有潮流不去追，就是自己把路堵死。
每一个女子都在向美权发起冲刺。郭靖为何爱黄蓉不爱华筝？陈家洛为何爱香香公主不爱霍青桐？杨过为何爱小龙女不爱郭襄、郭芙、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耶律燕？就是因为她们不及前者漂亮。天使爱美丽，男人也爱美丽。
简·奥斯丁在《诺觉兰寺》里写她的女主角凯瑟琳，“在会上她穿什么裙子，梳什么发式，就成了她的最大心事。”女人嘛，谁不是呢。蓝筹属你，红裙属我，事业陪着你，衣服缠着我，古今中外同一。
南北朝时期，民族混战，天下分裂，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乞求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内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萧衍(公元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夺取帝位后，曾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等。据《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为了广泛纳谏，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萧衍还下令颁行新历《大明历》，此历由著名学者祖冲之于50年前刘宋大明年间制定，相当精密，直到此时才被颁布发行。由于萧衍的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良好的发展。
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座座规模宏大，极尽壮丽，耗费无数钱财。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争相修造，到处都是寺院，而且他还下诏优待僧尼，出巨资资助各地僧尼研习佛法、聚众讲经。据《梁书》记载，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各地寺庙多达2846座，僧尼82万余人，从而造就了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第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于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近，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送了，这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衰，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南京台城遗址 该遗址至今保留着一段城墙，长约250米，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这段城墙所在地，就是东晋和南朝诸代中央政府旧址，世称台城。相传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侯景之乱时，梁武帝饿死台城。 这是一般流传的萧衍饿死的说法，但有人认为他并非是饿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上了几百粒鸡子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而且上的鸡子有数百粒之多，就知道其他吃的东西一定都齐备。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八十六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梁武帝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恐怕今人已经很难明察，因为时隔久远，而且当时萧衍是被软禁，身边人员稀少，关于他的行踪不可能有很准确的记载。但无论他是饿死还是病死，自身都是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从而对朝廷心生怨恨。据《梁书》、《资治通鉴》记载，侯景从采石渡过长江的时候，兵马总共只有八千多人，到攻破台城时却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了，也就是侯景在南朝是得到百姓的强烈拥护的。而百姓拥护侯景的原因，也正是侯景所宣扬的，萧梁沉溺佛法、僧尼泛滥，朝纲废弛、民生凋敝，虽然侯景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在客观上迎合了百姓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所以迅速打败了南梁的三十万兵马，让梁武帝萧衍成为阶下囚。可见梁武帝崇信佛法，并四次舍身侍佛并没有让他得到佛祖的保佑，反而落了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孰不知，这个指责可能仍然是驴唇不对马嘴。
多尔衮原来的王妃是皇太极正宫哲哲皇后的堂姐妹，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豪格的这位夫人则是多尔衮王妃的亲姐妹，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而豪格又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侄子。在汉族人眼中，他们整个一个乱伦。
实际上，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贞节牌坊！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找了那么多麻烦和苦难，怎么还能自我感觉这么好？
当年，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子分别由侄子豪格与岳托娶去做了夫人；努尔哈赤的第十个儿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子又嫁给了德格类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后，除了十四叔多尔衮迎娶了他的一位夫人之外，他的另外一位夫人则嫁给了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这些堂堂正正地记载在清代官方史书中的，只不过是一种与汉民族农耕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文化现象而已。那些在孔孟之道熏染下，既缺少人文情怀，又缺少对异质文化研究了解的汉族士大夫们，喋喋不休地用三从四德之类货色去评判别人，实在是令人讨厌。事实上，多尔衮在这里报复的恐怕不是已经死去的豪格，而是做给活着的孝庄皇太后看的。
我们无法知道多尔衮的这个举动，对孝庄皇太后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常识和常情推测，她恐怕很难感觉愉快。如果她与多尔衮之间有夫妻之实，“皇父摄政王”又使二人有了夫妻之名，多尔衮却还要再娶豪格夫人为妻，显然对她的皇太后之尊是一种蔑视和伤害。假如多尔衮和她之间不是事实上的夫妻，她只是想通过“皇父摄政王”这个头衔给多尔衮这匹野马套上一个笼头的话，她就势必会在此举中，感受到多尔衮深切的不满与敌意。因此，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件事，多尔衮身后就很难不受到清算了。孝庄皇太后也自然可以在这种清算中，保持住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多尔衮死后，对他的清算表面上是由顺治皇帝发动的。其实，当时福临刚满十三周岁，显然可以将孝庄皇太后看成是幕后主使人。清算的凶狠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憎恶与报复。在到那时为止的大清朝历史上，针对自己人，似乎还没有如此凶残过。何况还是像多尔衮这样，对大清朝立过盖世功勋的人。对死人的过度摧残与侮辱，大体表现了这对皇家母子令人不齿的卑怯和变态。仔细翻检当日的史料，很难找到福临与孝庄皇太后如此痛恨多尔衮的充足理由。因此，除皇家的个人感受之外，其中，大约有这位皇太后很深切的政治考虑在。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多尔衮在为自己生前的某些不恰当做法付出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济尔哈朗和豪格的不公正待遇。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胞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从小由努尔哈赤抚养长大，他是多尔衮的堂哥，比多尔衮大十三岁左右。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很早就跟随努尔哈赤冲杀在战场上，立下过许多显赫的战功。因此，深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汗王的赏识，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按照名次，他在四大亲王中还排列在多尔衮前面。
尽管拥有崇高的军功、威望和地位，但可能受父亲舒尔哈齐与哥哥阿敏命运的影响，济尔哈朗为人很是低
调，远不像阿敏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福临继位以后，他主动要求将自己排在多尔衮前面的名次放到多尔衮之下，并要求诸王大臣商讨国事时，只报告多尔衮即可，不必报告自己。迁都北京后，他还率领诸王大臣主动要求在礼仪上，大幅度提高多尔衮的待遇。他做得应该算是足够了。然而，多尔衮为了满足多铎的要求，还是不肯放过他。当时，多尔衮的王府壮丽不亚于皇宫，却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多铎。这种仗势欺人、公然行私的行径实在太过乖张，不可能不引起济尔哈朗的痛恨，也不可能不引发人们的不平。 多尔衮对于豪格的处置，近乎丧心病狂，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因此，尽管我们找不到多尔衮谋夺皇位的确凿证据，但这些排斥异己的举动，的确让人具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安。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和弟弟多铎，可能特别希望多尔衮能够登上皇位。按照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王推举制度，他们的愿望并非毫无道理。可惜，斗转星移，时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们的骄横和两白旗的威势，除了有效加深人们的恐惧与愤怒之外，令人对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很难产生什么更加乐观的想像。 这一切，都是在小皇帝和孝庄皇太后眼皮底下发生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皇太后纵容和支持了多尔衮兄弟。事实上，为了福临的皇位，孝庄皇太后确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无条件地支持着多尔衮，直到他成为“皇父摄政王”为止。因此，对于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皇太后不可能不面临人们疑虑的目光，从而陷入尴尬。她只有有效地将自己打扮成多尔衮跋扈和野心的受害者，方才可能摆脱这种尴尬。 顺治五年，代善老病而死。顺治六年，辅政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努尔哈赤时期的八大和硕贝勒只剩下了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皇太极的四大亲王则只剩下了一个济尔哈朗。 面对阿济格的桀骜不驯，面对两白旗将士失去最高统帅的惶恐，面对多尔衮留下的诸多不平与动荡不安，只有济尔哈朗具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摆平这一切，只有济尔哈朗能够让孝庄皇太后母子摆脱尴尬的局面。这应该是孝庄皇太后迅速起用济尔哈朗，杀死地位崇高却不得人心的阿济格，并将一切恶行统统堆到多尔衮头上、严酷对待死后多尔衮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年同样三十九岁的孝庄皇太后，其心计与无情，远在多尔衮之上。在她的老辣、深沉、阴狠面前，多尔衮简直就像是个混沌初开的毛头小伙子。 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死时，他的遗诏是在孝庄皇太后的一手主持下定稿并布告天下的。在这篇遗诏中，用皇帝的口吻，列举了福临自己生前的十四项罪过，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 这位皇太后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地位，她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以取媚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为了儿子的皇位和摆脱自己的尴尬，她以中国历史上只有针对不共戴天的仇人才会采用的手段，清算了对她们母子恩德大于天的多尔衮。后来，在和福临闹得形同冰炭、几乎反目为仇的情势下，又在他死后，用儿子的口吻清算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一种政治文化让一位情人和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行事的话，也真是够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有乖戾而没有人性的皇家传统，才会造就出如此乖戾而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让人夫复何言？ 平心而论，这样的遭际，对于孝庄皇太后来说，也应是足够惨痛。儿子死的这一年，她年近五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一位老妇人。这种心路历程，可能促使她特别细心地呵护教养孙子玄烨，并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足够出色的康熙皇帝。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孝庄皇太后在历史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恐怕就很难说了。 文章摘自《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 李亚平/著 北京出版社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李，妖媚动人，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人，蛊惑纣王荒淫误国。周人灭商后，欲杀此妖姬，因被其美色所眩迷，举刀手软而不忍下手，最后在周武王的正气威迫下，终于现出原形，而被姜子牙擒住斩首了。
封神榜属于神话小说，还有许多稗官野史，传说妲己是一个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具体的事实约有这么四条： 第一，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珍禽奇兽，放在鹿台和鹿苑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 第二，严冬之际，妲己遥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而将他双脚砍下，研究其不怕寒冻的原因。 第三，妲己目睹一孕妇大腹便便，为了好奇，不惜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枉送了母子二人的性命。 第四，妲已怂恿纣王杀死忠臣比干，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中的“圣人之心有七窍” 说法，结果什么也没能看得出来。
中国皇帝有两类，一是本来好，后来坏；一是本来坏，后来更坏。这变坏和变更坏的周期率，通常发生在这位统治者生命终结前的最后十年。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69岁的汉武帝刘彻，70岁的吴大帝孙权，85岁的梁武帝萧衍，69岁的唐高祖李渊和77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赶上这变坏或变更坏的十年，文人倒霉，倒是小事，百姓跟着遭殃，那才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呢！
唐德宗李适(742-805)，只活了53岁。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为帝，在位37年，他成为坏蛋的周期率，好像更为提前。大约在公元783年(建中四年)以后，那是他死前的22年，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完蛋。
两次兵变，两度逃亡，从此，对藩镇姑息，用宦官统军，索地方进奉，设京城宫市，抢民间货物，用奸相卢杞，以致朝纲紊乱，民怨沸腾，就这样走向了反面。在他开始大肆搜括聚敛，搞什么“税外方圆”，“用度羡余”小金库的时候，很嫌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人称内相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不怎么赞同他的行径，便在一个私密的场合，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恩准掌管国政的宰相受贿，还很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贿赂，无妨收下，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暗示，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纳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
李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呢？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呢？因为他本人，就是聚敛无度，永无厌足的贪君。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里，有一首《重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就是针对此类残酷压榨老百姓的行为。
而陆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但他从来不贪群众一针一线的便宜，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的油水。李适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陆贽的拒绝。
这是不对的呀，陛下！“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宰相不伸手，而且劝皇帝也别伸手，这使得德宗有些难堪，感到尬尴。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有些作为，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祠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此时，有一位风姿绰约、妖艳欲滴的芳龄少女突然闯到李煜的身边。这位阴差阳错的少女，是李煜爱妻娥皇的胞妹，因为史佚其名，加之娥皇死后李煜续弦将她立为国后，所以时人称她为小周后，以示与她的胞姐周后相区别。 小周后比她的姐姐小十四岁，听说姐姐得了重病，就专程从老家扬州前来金陵探视。想不到李煜一见这位小姨子就被她迷上了，之后他主动作词给她，说自己见到她是“相看无’限情”。又特地让有关部门在清辉殿举办歌筵，让她看歌舞表演，欣赏宫中名花。一来二去，小周后就倒人了李煜的怀中。娥皇死后，小周后就代替自己的姐姐与李煜生活在一起了。
968年，也就是娥皇死后一年，李煜重新用皇家规格最高的仪仗迎娶小周后，接着又接连数日’举行庆贺仪式。其时南唐内外交困，久被国事折磨的李煜只有在小周后的柔情和妩媚下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仍有乐趣可言，但这使他更不理国政，整日与小周后等女宠浪迹在一起。
975年，北宋向南唐发动了全面进攻，由宣徽南院使曹彬率领的部队没有遇上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就把金陵攻克了下来。李煜为了不使金陵成为涂炭战场，按照宋兵的要求，率领王公后妃、百官僚属在江边码头集结，登上宋船北上。数月后，李煜来到开封，朝觐赵匡胤，得到了一个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封爵“违命侯”，还要违心叩头谢恩，高呼万岁。
宋太祖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后，赵光义称帝。当年十一月，他废除李煜的爵位“违命侯”，改封“陇西郡公”。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李煜身份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常常用言语侮辱李煜，使李煜感到十分难堪。尽管面对太宗的羞辱还要强颜欢笑，而内心却感到无限的伤痛。
最使李煜痛苦的是，“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小周后跟他降宋后虽然被封为郑国夫人，但李煜却连自己皇后也无力保护。宋太宗常召小周后和其他南唐命妇一道人宫陪宴侍寝，一去便是多日，使得一往情深的伉俪，咫尺天涯，难以相聚。小周后每次人宫归来，都要扑在李煜的怀中，向他哭诉宋太宗对她的无耻威逼和野蛮摧残，为了李煜的安全，小周后只能满足宋太宗的任何要求。李煜望着小周后那充满屈辱和痛苦的泪眼，唉声叹气，自惭自责地陪着她悄悄流泪。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深为自己无力保护爱妻的身心而内疚，更对宋太宗的残忍而愤恨。但这个时候，南唐君臣的命运操纵在他人手里，李煜对亲人遭受的这种难以启齿的凌辱也就无能为力了。他除了强忍心灵深处创伤的剧痛，长时间同小周后抱头饮泣之外，只有强压怒火，加以回避。每次小周后应召人宫，李煜就失魂落魄，坐卧不宁，彻夜难眠，望眼欲穿。小周后巧笑顾盼的可爱形象，总是如梦似幻般地萦绕在他的眼前。尤其是暮春之
夜，他惆怅无言，倚枕遥望宫殿。想念之中，窗外似乎又响起了他熟悉的小周后夜归的脚步声。他赶紧起身，凭窗环顾深院，却不见小周后飘飘欲仙的倩影，只有满地落红。随手拈笔，即成一首《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频倚。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莺啼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矛盾的帝王 爱理学也召妓的宋理宗
一次元宵佳节，董宋臣为宋理宗召来了临安名妓唐安安。唐安安既是临安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绝伦。宋理宗一见面再也舍不得丢开，就把她留在宫里，宠幸非常。唐安安也仗着宋理宗的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
宋理宗虽然重用佞臣搞得国势衰弱，但《宋史》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宋理宗在位时大力推崇理学，而《宋史》正是以表彰理学为第一要务。美国《侨报》援引《皇帝也疯狂》一书的部分内容称，可是崇尚理学的宋理宗却不顾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去召妓女……
理学在南宋取代五经
理学又称道学，为北宋周敦颐所创。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对周敦颐甚为推崇。
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参考《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后来，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经程颢程颐兄弟传承，得以进一步发展。
到了南宋，理学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他所著的《四书集注》后来慢慢取代了五经的地位，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
宋代教坊妓女原属宫廷，是为官妓；“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另有私妓，在市井演唱。
权臣相斗牵连理学
宋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侂音同托，胄音同骤)由于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很让“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看不起。
韩侂胄索性把理学定为“伪学”，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员在写述职报告时，还要多加上一句“不是伪学党中人”。此事在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向宋索要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杀害了韩侂胄，然后用匣子装上韩的头颅送往金朝求和。
此后，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国家大政。史弥远对于理学并没有太多心得，不过本着“敌人反对的都要支持”的原则，就对理学家颇为照顾，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
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拥立赵贵诚，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同时，史弥远封原太子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等谋立济王赵
鲁迅先生曾说：“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看来，古人尤其是古代皇帝对人体的生理结构，拿捏得还是非常精准的。砍头，不过是一刀下去，血溅三丈，一命呜呼。而打屁股，尤其是在朝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摁倒，脱下裤子，抡起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受刑者除了感受肉体痛苦，还要忍受精神羞辱，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头还要难受得多。
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热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要过饭、放过牛、撞过钟，受尽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灵也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皇帝”，为了让那些权贵适时“体验”民间疾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对出身高贵的士大夫的恶意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屁股）开始。朱元璋运用廷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看到士大夫们在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皇帝式的报复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淋漓发挥。
朱元璋的子孙皇帝们继承了他的基因和衣钵，大都残忍、暴虐，没有人性，视臣属为粪土，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着头皮主动找打，这则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风的另一重要原因。主动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情，但挨打之后能够被人“顶礼膜拜”，能够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美名和热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乐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
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张居正不用守父丧，留在京城继续当差，那是万历皇帝的意思，谁让年幼的皇帝须臾离不开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较真，结果遭到了皇帝的白眼。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场。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却得到了空前荣光，整个京城都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坚持是纲常，是伦理，是道德，是礼教，是国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好像只有他们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礼法的坚强捍卫者。当时，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了当时再红不过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冒险以求得一杖，想通过这种捷径，这种屁股开花的特殊方式，达到“一鸣惊人”的无上境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其讨揍之发贱，其挨打之窃喜，其冒死之投机，其求名之卑鄙，其心灵之扭曲，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赵用贤竟然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不知廉耻的推向了极致。据史书记载，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富，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还是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作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每次读《明史》至此，想到他这块风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恶心一番。中国文人之丑陋，之下贱，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让人作呕，最下三烂的事情了。这，也能怪皇帝对他下狠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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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千载琵琶作胡语
自古“和亲”的人不少，独王昭君的事迹，代代相传，妇孺皆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艳超群，被呼韩邪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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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世民是皇帝中的极品，围在他身边的女人自然也少不了极品。就拿他的妃子徐惠来说，幼年时是神童，少年时是美女，青年时是才女，唐太宗死后，她还是唯一一个殉情的痴女。李世民一生桃花运无数，但徐惠无疑是他最菲芳的一次桃花运。
徐惠生于公元627年，生于浙江湖州。湖州盛产女神童，李冶（李季兰）和徐惠都是这种特产中的精品。在别的孩子的舌头还在舔脚趾的时候，她的舌头已经开始给爹妈点名了，那时她才五个月大。4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认得一二三四的时候，她已经把《四书》、《五经》念得滚瓜烂熟了。8岁时，她已经能出口成诗了，而且辞致清丽，颇有水准。当时父亲徐孝德想考考她，就让她仿照屈原的《离骚》作一首离骚体诗。不就是屈原的离骚体吗，小徐惠也不皱眉头，找来纸笔信手一挥，片刻即成《拟小山篇》一首∶
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
想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
老爹看完什么表情已经无法知道，但是他的心情我们是知道的。这首在被收录进《全唐诗》的时候，特别标注了徐孝德的反应——大感震惊。在这首诗中，小小的徐惠流露出对屈原的崇敬与仰慕：一千年间方才出现了您（屈原）这位真正的人，您的纯洁似香草（荃，香草），又因何独自殉国呢？八岁的海同之作能蕴含如此感慨，如此豪情，别说是她有一些水平的老爹，就是有很高水平的屈原本人估计看了都会大脑断电半分钟的。其实历史真实的屈原不光性格和品行上有洁癖，就是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严重的洁癖。徐惠的诗在有意无意间触到了这位千古大词人的内心。
出名需赶早，徐惠的才气让她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她的名气一传十，十传百，如同当下热得发烫的开心网一样靠着强大的口碑营销，翻山越岭跑到了李世民的耳朵里。李世民虽然不荒淫，但也好色，这样的好女子岂能放过？于是一道圣旨召为才人，将一代才女揽入怀中。这时的她才不过11岁。
入宫对徐惠来说是一件仅次于来到这个世上的好事，因为宫中的藏书超过任何一个地方的收藏，求知欲极旺的她得以有机会遍览群书，才学和见识也进步的更快了。李世民是个极有品位的人，对身边的女人也有很高要求。看到徐惠如此好学，他也十分高兴，对她十分照顾，没多久就把她由最末等的才人一下晋迁为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而徐惠反赠给李世民的却是许多的快乐。有一次，李世民派人叫徐惠来见自己，本来兴致挺高，结果徐惠迟迟不来。李世民等了很久很久，好心情变成了一肚烈火。当徐惠珊珊到来的时候，李世民摆出了一幅标准的门神脸。徐惠何等的聪明，马上发现了丈夫的不快，但她只是嫣然一笑，挥笔写了一首诗给丈夫消气。诗的内容是：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
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全唐诗》此诗名为《进太宗》）
李世民读完之后，哈哈大笑，怒气一下子全消失了。除文学造诣外，徐惠在政事上也颇有眼光。李世民统治后期好大喜功，多次兴兵攻打高丽，劳民伤财，民间因此怨声载道。徐惠多次想劝谏他，都忍住了，后来终于在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再也看不下去，就认真写了一份奏疏交给李世民，明确指出“地广者，非长安之术；人劳者，为易乱之符”。希望李世民能够多加节俭，休兵罢战，还百姓以安宁。李世民读完后有所醒悟，对徐惠重重奖赏了一番。
然而红颜薄命，李世民过世后，徐惠相思成灾，太医开方熬药，她竟然坚决不喝，铁了心想随夫而去。就爱情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习惯了一个人的存在，而对方却突然消失了，徐惠这样做也在情理之中。就在李世民去世的第二年，徐惠得偿所愿，从容去世，终年24岁。
·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和袁世凯。
众所周知，窃国大盗袁世凯有一妻九妾。以十女来侍一夫，可谓是命犯桃花，艳福不浅。那么，袁世凯是怎样将她们一一娶进家门、拉上大床，后来这些妻妾又是如何轮流进入总统房间应召“临幸”呢？若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一妻九妾的身世和背景。最近，不少媒体都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袁世凯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
大姨太沈氏，是苏州名妓。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曾资助他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世凯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世凯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
二姨太李氏，朝鲜人。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闵氏为妾。闵氏出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他们三人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闵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
三姨太闵氏，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世凯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王族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
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最宠爱的姨太太之一。她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既不因为她以美色见长，也不是因为她是风尘知己，而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可以说，她是袁府的王熙凤
六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这叶氏本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红颜知己，但后来竟阴阳差错地嫁给了其父袁世凯。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
七姨太太张氏，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
八姨太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
九姨太太刘氏，是被袁世凯最后一个被拉进总统房间的、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迎娶她时袁世凯早过知天命之年，而她却正当妙龄之际。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世凯“临幸”，因而被收为第九房姨太太。
了解了袁世凯的一妻九妾的身世和背景后，若要知道他是怎样将这一妻九妾一一拉上床的，这还要从他第一次娶亲的时候说。1876年底，十七岁的袁世凯洞房花烛之夜，把于氏娶进了家门，拉上了大床。这于氏是河南乡间人于鳌的女儿。于家是个“双千顷牌”的大地主。然而，于氏虽是大家闺秀，可不怎么识字，对于规
矩礼法粗通，俩人结婚后，感情还算好。到了第二年，于氏便生下一子，即长子袁克定。但是没多久，袁世凯便与于氏因一句笑话而反目了，以至冷淡相处，于氏成了“主妇”的牌位。 所以，于氏在生下袁克定之后，就再没有其他子女。袁世凯做官以后，她也一直住在项城老家。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接他母亲到济南，她才一道来袁世凯的住所。 袁世凯从接于氏到住所，直到后来入京做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只承认她是名义上的夫人，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房。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之间却非常客气。清末宫廷曾封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后，于氏也随着住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有一个三进的大院，叫福禄居。于氏和袁克定的妻子儿女们就住在这里。于氏住前院，袁克定夫妇及孩子们住在中院，后院是仆人们的住所。 那时候，袁世凯按照历来的习惯，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于氏房中坐一会儿，随便聊上几句家常话，就算是例行的会见。 有一次阳历新年，各国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随后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这样，袁世凯才不得不让于夫人出席仪式。 这一天，于氏穿着红外褂、红裙子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忽然有某国的公使走上前一步，到于氏面前，要和她握手。于氏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公使一看总统夫人脸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夫人匆匆退了出去。 袁世凯听到这些情况，十分恼怒，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于氏出场的时候，由次女、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 袁世凯二十二岁时，决定弃文习武，投奔吴长庆。在此之前，袁世凯曾到上海谋事。他一方面想贪图一下上海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然而，他筹谋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有成就。这时，他一个人住旅店里，寂寞难挨，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袁世凯娶进的大姨太。 ·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孙 淳饰）和他的红颜知己沈玉英，即大姨太沈氏（韩再芬饰）。 袁世凯与沈氏相识之后，两情相悦。沈氏就劝袁世凯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袁世凯果然听从了这位红颜知己的良言相劝，决定悲伤。临别之际，沈氏备酒饯行。席间对袁世凯说明了在他去了以后，她也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袁世凯努力功名，不负旧情。那一席话，使冷落寂寞中的袁世凯，备受感动，指天为誓后，二人挥泪而别。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以后，果然将沈氏接往汉城，沈氏做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 以后在朝鲜出任商务代表的十二年，袁世凯增加了三位韩籍的如夫人，也就是金氏、李氏和吴氏。本来金氏出嫁时，带来的李氏和吴氏是两个陪嫁的姑娘，没想到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他们三人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金氏过门以后，见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世凯的姨太太，所 以整天郁郁寡欢，不可终日。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取进了第五位姨太太杨氏。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因为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所以颇得袁世凯的欢心。 杨氏很有管家的才能，又口巧心细、遇事果断。从此以后，袁世凯对家中的日常生活，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由杨氏一手经管。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杨氏不仅照管袁世凯的生活，还掌管袁家的一切家务，指挥着屋里屋外的女佣人和丫环，管理着袁世凯的子女们。以后，又管理新进门的六、七、八、九等四房姨太太。 由于袁世凯对杨氏言听计从，所以无论是谁，只要不服五姨太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禀告袁世凯，由他来出面解决。因此，袁家上下都因为这个缘故，而敬让杨氏三分，就是袁世凯的正妻于氏，也不例外。 袁世凯在众姨太太们面前，制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早进门的随时指点。前一阶段，是大姨太对二、三、四等三个姨太太的管教：后一阶段，是五姨太对六、七、八、九等四个姨太太的管教。 大姨太沈氏跟着袁世凯到了朝鲜后，不久竟来了三个对手，要分享袁世凯对她的专宠，自然是醋意大发。因此，沈氏表面上是教导、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对三个朝鲜姨太太百般刁难。 五姨太杨氏也一样，她以“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六、七、八、九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又浅，以规矩礼法上自然做不周全。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把她的头都给打破了。几位姨太太被责打这样厉害，袁世凯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以所订家规不能改变，而对之视若无睹，坚持不说一句话。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及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任上，又陆续将六姨太叶氏、七姨太张氏、八姨太郭氏一一来上自己的大床。这三位姨太太的迎娶最有戏剧性的当属迎娶六姨太叶氏。原来二十世纪初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之。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着照片连声喝问。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便说是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世凯接过照片一看，果然美艳无比，就立马派人去南京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在彰德府隐居的时候，袁世凯娶进了他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姨太太刘氏。 但是，刘氏并不同其他袁氏妻妾一同住在洹上村养寿园。她独自住在北京的九府胡同的袁府。这是一个一线排列的三重四合院。最后的四合院便是刘氏的住所，建筑兼中西特色，高大拱形的门窗、良好的取暖设备都可以想见当初的奢华。 1913年，袁世凯作为民国大总统进入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在中南海，袁世凯在居仁堂办公、就寝。在居仁堂开了一个楼，姨太太们就住在那里。 然而，袁世凯夜间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去。那时，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流应召的只有五、六、八、九等四个姨太太。这四个女人，每人轮流应召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候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一个星期，袁世凯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应召临幸。 袁世凯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 这位五姨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的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照料袁世凯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 袁世凯洪宪帝制正式推行以后，总统房间的换成了皇帝寝宫，宫廷礼仪自然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一应俱全，全部制成。袁世凯夫人于氏自然是“皇后”，但她却不能和这位洪宪皇帝同床共枕。1、勾勾手指，来生的约定感人小故事2、水女感人小故事3、故事这么短，心却那么酸感人小故事4、感人故事：幼时爱犬感人小故事5、善意的谎言-秘密感人小故事6、狗狗救人的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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