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离圆明园十里，有个谢庄村。谢庄团练冯三保有个智勇双全的女儿叫婉贞，各种武艺无不精通。
1860年，一个英国军官率领100多名骑兵袭扰谢庄，被奋起的村民打得狼狈逃窜。冯婉贞分析说：“小股敌人虽然败退了，大股敌人一定会来报复。如果他们带着大炮来，我们村庄就会遭殃。我们善于武术，不如用己之长攻敌之短。”为了全力拯救谢庄，她自告奋勇，带领100多名精通武术的青少年，身穿黑衣黑裤，手持雪亮钢刀，来到离村不远的树林子里，埋伏下来。
不大一会儿，五、六百敌人果真抬着大炮来了，婉贞坺刀奋起，异常英勇，率领大家扑向敌人。敌人未料到这里有埋伏，惊恐万状，乱作一团。随后，敌人纷纷败退，婉贞带领大家乘胜追击。
到了傍晚，被砍杀的敌兵大约有100多人，剩下的敌人扔下大炮，落荒而逃，谢庄得到了保全。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 万安、泰和、东固、源头、 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 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 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 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 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 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 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 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 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50师不 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 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 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 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 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 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 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 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 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 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 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 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 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 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十二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 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 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 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 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 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 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 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 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 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 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 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 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 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 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 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 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 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 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 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 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 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 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 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 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 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 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 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 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 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 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 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 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 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 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 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 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 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 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 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 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 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 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 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 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 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 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 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 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 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 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 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 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 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 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 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 针的结果。
红军第4军的成立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湘南特委和宜章、郴州、资 兴、永兴、耒阳等县县委及农军的有力配合下，于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接着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十余县的 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 7师和两个独立团，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由于湘南特委执行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脱离群众，在湘、粤敌人三个军约六个师 的南北夹击下，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三月底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 移。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危 害。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 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为由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时指责前委“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段变成无产，然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另组以何挺颖为书记 的师委，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致使湘赣边界被 敌占领一个多月。
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酃县、桂东 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政权等工作，并派人到耒阳、郴 州地区同朱德、陈毅联系。为了阻击敌人追击部队，接迎湘南起义部队和 农军，第1团进至汝城，第2团西进资兴。四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 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 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六月改称红军第4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军 辖三个师九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 支太少，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直辖第28、第29、 第31、第32四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 井冈山会师和红4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 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边界特委， 接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 军委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 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 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 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 策，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紧接南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 暴动。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 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十八日，由彭公 达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秋收起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 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起义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 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 政权。会议一致认为，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起义 后应建立无产阶段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 浏阳、平江、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 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 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由起义 地区各地方党负责人组成。
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 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湘东空虚，形势对我有利。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 工农武装，主要有原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由武昌乘船东进时，中途在阳新附 近上岸，进至修水地区，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由罗荣桓 带来的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分别位于修水、铜鼓、安源地区。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 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 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 吸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2团由安源的工 人纠察队和矿井队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以浏 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三个团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 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4团。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 铁路成了起义的信号。当天，右路第1团在前，第4团在后，向平江进军，在路 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4团突然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 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九月十日，第2团在安源开始行 动，先攻萍乡不克，后占老关，于十二日攻克醴陵，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 因遭敌进攻，部队经老关北上，于十五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骄傲轻敌，陷入 优势敌人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九月十一日，第3团在毛 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向浏阳进攻，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 市，十三日遭敌第8军两个团的围攻，经六小时激战伤亡较大，被迫向上坪撤 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下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保留 下来的部队，到达文家市集中。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行动 方向问题。他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重形势，主 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 击战争。会议否定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九月二十日，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转移。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 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 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 毛泽东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 州 起 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 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 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 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 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 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 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 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 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 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 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我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教 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 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 大好时机。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 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 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 日举行起义。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 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 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 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 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 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 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 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 法 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 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 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 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 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 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 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 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 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 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 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 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 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 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 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 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 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 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 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 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 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 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 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 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 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 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 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 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 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 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 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 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 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 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 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 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 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 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 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 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 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 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 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 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 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 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 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 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 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 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 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 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 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 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 种单纯防御辽沈战役
王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 分别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其中，东 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 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三十万人，防宋沈阳地区，作为防御中枢集团，以 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 令郑洞国率第两个军六十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孤城，牵制我军主力；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四 个师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 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敌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东北我军 于关外，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 东北我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 主力位于长春周围及长春、沈阳之间，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 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野战军已有十二个步兵 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 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 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土地，百分之八十 六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铁路线。
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 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 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 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 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 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 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但是林彪开始不愿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 作战，继则又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之敌，甚至想回长春，表现了 林彪思想上的右侧保守。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发起 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无暇东顾。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日决定了南下北宁路作战部署， 以六个纵队另四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 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二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 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六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
九月十二日，东北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十月一日，分别歼灭了绥中、 沙后所、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路锦州至秦皇岛 段上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 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敌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慌忙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七个师，连同 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的兵力，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 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由第九 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团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以掌握主动权 的指示，决定增调第1纵队（欠第3师）第2纵队（欠第5师）由辽西南下， 参加攻锦作战。最后确定攻锦的部署是：以主力第2、第3、第7、第8、 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锦州 之敌；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处师，在塔山地 区坚决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1纵队（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 队。另以第5、第6（欠第17师）、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位于 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以第12纵队南下通江口地 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经第 1 兵团指挥九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十五日，即攻 占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俘）以下十万余人，封闭了东北敌军陆上的 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攻锦州胜利 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 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军等部投诚，我军解放长春。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坚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葫地区之敌继续东西 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敌经由陆 路或海上撤逃。这时，毛泽东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北 野战军不找锦、葫，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 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北我军必须部署有力兵团 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十月二十日，东北我 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两个纵队位于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 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求歼敌廖耀湘兵团，并以第5、第6 两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我军主力由两 翼插至廖耀湘兵力后方，围歼该敌，并以第12纵队率五个独立师，星夜 兼程南下，以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至二十五日，敌人在黑山、 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 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我独立第 2师阻击，误认为是我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二十六日， 我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采取边 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至二十八日，即将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 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二十八日，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东北我 军即以第1、第2、第12纵队向沈阳，第7、第8纵队向沈南，第9纵队向营 口急进。十一月一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二日，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 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我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锦西、 葫芦岛之敌十二个师于九日分别逃往天津、上海。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 整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 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 战略意义。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区在东并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前后，也相继发 动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
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一部配合下，于九月七 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察绥战役，解放了绥东、察北广大地区， 进占 包头，包围归绥，歼敌二万一千余人，迫使傅作义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 军队，不敢大力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进行 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十万余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 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 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 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的：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 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接着，我军又收复了临沂、烟台等地， 除青岛外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
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和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十八日，先后进行了澄合、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胡宗南部六万 余人，将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郑州战役，使敌人未能抽 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
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 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就使我们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 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 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 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 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 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 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 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 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 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 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 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 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 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 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 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 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肖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 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 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 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 大转折点。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 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 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 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 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 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 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 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 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 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 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 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 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 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 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 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 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 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 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 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 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 口地区之敌。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 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 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 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 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 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 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 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 104、 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 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 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 沟。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 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 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 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 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 路被切断。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 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 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 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 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 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 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 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 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东北野 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第12纵 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 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 冀中军区第 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 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 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 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 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 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 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 兵团指 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 兵团 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 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于二十四日 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 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 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纵队共二十 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 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 三万人。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 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 1、 第 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 2、第 3兵团进至 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 《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 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 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 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 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 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 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 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 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 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淮海战役
一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 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 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 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 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 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 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邱；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 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 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 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呀。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 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后团， 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 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 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 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 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 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 兵团（孙元良）已向东撤走，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 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 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 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 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 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之敌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 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 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 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 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 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 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 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 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 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 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 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 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邱地区之 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 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 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 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壁。十一月八日，
福建省陈嘉庚先生，19世纪末叶怀揣几把花生、几个地瓜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他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成了殷实富有的实业家。但他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没有忘记故乡广大儿童失学、愚昧的不幸。
1913年，他回乡来办起了集美镇第一所小学，让穷苦的孩子都来上学，经费全部甴他负担。接着，他又兴办了幼儿园、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科学校，以及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并且资助了本省其他中小学。他为此把在国家外的所有不动产橡胶园7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50万平方英尺定为“集美学校” 基金。
他曾写文章说，我长时间住在南洋，但心怀祖国，希望为国效力。我衷心期望，集美将成为全世界典型的学区、大学村。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5月从军，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军长叶挺任命他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先期率部进入苏南敌后作战。1939年，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40年10月，粟裕率部与国民党亲日军在黄桥进行决战，他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数倍于己的敌军切成数段，共歼敌1100余人，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日本投降后，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迎击大举进犯的国军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1946年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其中莱芜战役以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创造了歼敌7万的新记录。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虎口拔牙，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号称“常胜军”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74在师在孟良崮予以围歼，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消息震撼南京，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华野进军鲁西南，与刘邓 、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6月中旬起，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先克开封，又围援敌，共歼敌9万余。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他把参战部队分成东西两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激战8昼夜，攻克济南，歼敌10万余。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战至22日，黄百滔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12月4日，粟裕率部将仓皇撤离徐州的杜聿明的3个兵团共30万人合围于陈官庄一带，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被全歼。1949年1月6日，粟裕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淮海战役，共计歼敌55万余人，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解放军兵力少于国军的情况下进行的。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49年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三野组成的中、东两集团军，于20、21日突破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5月下旬，粟裕又精心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激战半月，歼守军15万余，解放大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粟裕淡出军、政届。“文革”后，回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逝，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他身前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粟裕从班长成长到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身经数百战，战争熔炉把他铸造成常胜将军，刘伯承赞扬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精于运筹，善于用兵，具备精湛纯熟的指挥艺术，他以高超的军事思维才能和不败的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他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坑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
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他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他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人组织领导了泸顺起义，起兵讨伐四川军阀刘湘。起义部队被武汉国民政府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就任军长。1927年3月，刘湘军队分路围攻泸州，刘伯承率部进行了167天英勇的守卫战，至今留下了“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1927年8月，刘伯承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作为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而永载史册。
1927年11月，刘伯承被派往苏联，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8月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6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10月，刘伯承升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意见不合，被贬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刘伯承随红5军团殿后。1934年12月，刘伯承再次任军委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1935年5月，刘伯承任红军先谴队司令员。在率部过彝区时，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得红军大队和平通过彝区，留下一段千古美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抗战伊始，他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并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伏击战中，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先攻黎阳，再在神头岭将日军救援部队1500余人伏击歼灭。日军称这次战斗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接着，刘伯承又率部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歼敌400余人。不久，日军调集重兵对139师发起九路围攻。刘伯承审时度势，集中兵力攻其薄弱的一路，在长乐村歼灭日军第117联队2200人，粉碎了敌九路围攻。并将敌后抗战由太行山向冀南平原和鲁西北发展，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8至12月，刘伯承率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一起，共同实施了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即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刘伯承领导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来抗击日军空前残酷的扫荡。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恢复和扩展了抗日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国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地区。毛泽东下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9月，刘伯承发起上党战役，他先后以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阎军13个师共3.5万人。10月，刘伯承又组织和指挥了邯郸战役（平汉战役），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消灭国军第34、40军共2万余人。邓小平说：“那两个战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几发子弹......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以后，武器多了，人也多了。”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率12万大军以迅猛之势在300里的的正面上强渡黄河，突破国军中央防线，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疾速南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刘伯承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5月至8月，刘伯承先后指挥了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歼敌近6万余人，其中襄樊战役被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10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在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滔兵团的同时，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果断地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被完全孤立。接着又指挥中野主力在双堆集围歼了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
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任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1月，刘邓率部向大西南进军，在川东南歼灭宋希廉部主力3万余人，一举解放重庆。随即挥军奔袭川西，于12月21日解放成都。1950年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职期间，组织指挥了艰苦的剿匪战斗和进军西藏。
1950年9月，刘伯承回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1951年1月，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1955年，他被授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组长。1966年1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10月7日，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刘伯承以足智多谋和以伤残之躯指挥作战屡建奇功而闻名于世，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另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大量译著。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我国有个大翻译家叫傅雷，才华超群，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了中文。他为人正直，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可是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了。他的儿子傅聪是个钢琴家，后来到了国外。这也成了傅家的一条“罪状”。受到父兄问题的影响，傅雷的小儿子傅敏，一直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
“文革”结束后，1979年，傅敏自费到英国探亲、留学。有人就议论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有亲戚在国外，这些年在国内不舒畅，这次出国，肯定会在国外找个工作，不回来了。可是一年多以后，傅敏不但回来了，而且继续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他带回的东西很多，可没有什么高级消费品，而是书籍和资料，作为教学时的参考。
有人问他的想法，他说：“我从没有不回来的念头。我父亲是爱国者，对我有很大影响。国外条件虽然好，但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像个浮萍。我一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学生就急着想回来。这里有些条件虽然不如国外，可有我的事业。我离不开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
资料图：2009年3月19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结婚时用的五门橱从陈洁如原淡水路居所迁出，移至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展览，此外，陈洁如的老照片也同样吸引众人视线。据介绍，此张老照片为陈洁如(右)与朱逸民女士的合影。1918年陈洁如被母亲送往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子学校学习，在那里结识了朱逸民女士，二人情同姐妹。1919年，朱逸民成为上海滩大财阀张静江的续弦，陈洁如也常被邀去张府与朱逸民相聚，并在张府与蒋介石相遇。
资料图：2009年3月19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结婚时用的五门橱从陈洁如原淡水路居所迁出，移至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成为上海清明月纪念展的重要藏品之一。图为85岁高龄、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在家门口捐赠其母“陪嫁”并作“惜别”留影。据介绍，1921年12月5日，陈洁如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婚礼。这件五门橱就是陈洁如母亲当年送给陈洁如的一套陪嫁家具之一。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关系，在国民党党史中，向来被视为敏感禁区的档案，不过，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6年首批对外开放蒋氏1927年至1931年的日记，蒋介石本人确曾记载他与陈洁如亲密生活的记事。
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文章提到，他曾在检视蒋介石日记时，特别留意，曾出现“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早醒，与洁如缠扰，七时后起床办公。”“以后两星期，戒与洁如交媾，保重病体。”等私密记事。
邵铭煌说，蒋的日记里首见“洁如”，是1922年11月27日的记载：“下午，访洁如。”此后，日记出现“洁如”频率俱增。
当年，蒋率军北伐，还不时写信，并寄照片给“璐妹”(陈洁如本名)，表达思念;陈炯明叛变之际，蒋奉孙中山电报催促，尚置身上海，蒋记道：“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毛泽东
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
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共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
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后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度尼西亚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后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后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于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后，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于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 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被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后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原作者: 吴连登
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十四岁时，在河南省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读书，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杨靖宇很快成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以满腔热情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罢课斗争，走上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到火车站查烧日货。
学生们的罢课斗争使军阀官僚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采取卑鄙手段阻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天，教育局派了几个“学监”，到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进行“视察”、“监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命令学生复课。这些“学 监”不仅仇视学生，对教员、工人也是指手划脚，神气十足。
有一天，一个学监的衣服丢了。他无根无据地猜疑是在学校的李老头作的案，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来几个兵差，把李老头捆绑起来，吊在树上，硬要他“招认”。李老头是位老实人，无端地受此冤屈，气得呜呜直哭。
正在这时，杨靖宇来到了现场。他压根儿不相信李老头会偷衣服，拳头一攥，就冲到兵差面前：“你们诬赖好人，再不把人放下来，就揍你们!” 话音未落，几十名学生也都围了上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几个兵差见学生来 势汹汹，龟缩在一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校长闻讯赶来，怕惹出乱子，就对同学们说：“快散开!快散开!你们要少管闲事!这非同小可!”这时，杨靖宇又挺身而出，冲着校长说：“我们反对陷害好人，这怎么叫管闲事?”校长指着他说：“马尚德，你还想不想读书!”杨靖宇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不读就不读，你们开除吧， 这里不是教育人的学校，是衙门!”校长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连摇头带跺脚地走了。几个兵差见学生人多势众，就无可奈何地把李老头从树上放了下来。
这件事发生不久，杨靖宇就离开了确山第二高等小学。
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1950年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决心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的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最终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十九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江雪芹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chai)豹，他们用特制的四棱筷子，放在江雪芹的手指中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还边恶狠狠的对江姐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在凶恶的敌人和夹棍面前，她丝毫不怕。但是不管江雪芹她怎样反抗，都敌不过凶恶的敌人，最后，江雪芹还是被惨无人道的敌人杀害了。
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有许多成了有成就有名气的科学家、活动家，他的名字却没多少人知道。
后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们仍然不知道邓稼先就是两弹的元勋。有一次，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探亲，点名要见他。两个人会面后，杨振宁问他在哪里工作，又问起爆炸原子弹的事。他只能回答是在京外单位工作，丝毫没讲自己正是造原子弹的。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彭雪枫将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投身革命20年，他不但率部在中原地区多次打退日军的“围剿”，还组建了新四军骑兵团、成立了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并且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拂晓报》。
彭将军“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十几天以来，我们过的是昼伏夜出的生活，恢复了路西时代的游击战了，白天隐蔽封锁消息，夜晚行动，爬山涉水，淮河已经来往渡了三次，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与敌人对比，不能不采取游击战术，这一次在战略上是胜利的，打破了敌人包围合击聚歼的计划，主力部队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在敌后尽力扰袭，使敌人顾前而又顾后，疲于奔命。
这是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写给妻子林颖的信。
彭雪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战功卓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挺进敌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采用平原游击战战术，带领队伍在敌人的包围中生存下来，还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让敌人不得安宁。采取这样的战术，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此前，彭雪枫就曾经在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军处此敌人倾力压境的关头下，唯一战略方针及战术原则，应以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支队(如八路)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动作，必可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敌后方联络线长，故极空虚，我游击支队如入无人之境，且受群众之热烈欢迎。胜利虽小，但积之成多即为大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彭雪枫率部一面和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作斗争，一面广泛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1942年11月，日伪军集结重兵，对淮北苏皖边区发动大扫荡。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赢得了“三十三天反扫荡”的胜利，成为根据地反扫荡的经典战例。在给妻子的信中，彭雪枫也忍不住要分享胜利的喜悦。
反扫荡战斗共三十三天，我们完全胜利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及后方勤务机关人员、资材，均无损失，诚为幸事!老百姓欢喜非常，都说新四军是诸葛亮，计谋高，打仗好。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中原河山大片沦陷。8月，彭雪枫率领部队收复豫皖苏根据地。在出征前，彭雪枫说，“豫皖苏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室子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和敌伪军消灭掉。为了路西倚门东望的父老乡亲，我们就是战死疆场，也心甘情愿。”
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彭雪枫，被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当时，他的妻子林颖很快就要临产，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从党中央，到身边的战友，所有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彭雪枫牺牲后，林颖生下了她和彭雪枫唯一的儿子小枫。
可想而知，一面忍着战友牺牲的巨大悲痛，一面还要在战友的亲人面前瞒着消息，一定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也让后人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在烽火岁月中凝结的情谊。彭雪枫牺牲之后，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的陈毅，曾经无比痛心地写下了着名的诗篇——《哭彭八首》。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牺牲后，淮北群众自发摆设128处祭桌。置炉香、清水和明镜于其上，取义清如水、明如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欣慰。因他曾在北平居住多年，对这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古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又听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命令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建筑安全无恙，使他深为感动。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热爱，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幅画高1.3米、宽0.6米，为水墨绘成。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张大千在绘制此画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敬重。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真如一曲“水晕墨章”的交响乐。题款为：“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
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颇为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据说，毛泽东很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经常品览。毛泽东逝世后，此画收藏于毛泽东故居。80年代，此画作为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出版。
荷花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一直被喻作“君子之花”，“圣洁之花”。而历代画家最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张大千之所以绘荷花画赠毛泽东，一方面是自比梅、菊之傲霜的风骨；另一方面“将对方拟予了同等的境界”，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极大尊敬和敬重。
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 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
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 ，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你可知道，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曾有一段三改志愿的故事吗？他最初的志愿是当个好海军，把外国侵略者从海上赶出去。为此，他考进了南京水师学堂。
一改志愿学矿务。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要紧的任务应先发展矿业、工业。于是，他转入南京矿务学堂学习。
二改志愿学医学。他认为面对中国的现实，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人改良成强种人。于是，他去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
三改志愿学文艺。他认为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国民的愚昧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提倡文艺运动。
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以此来揭露敌人的反动腐败，歌颂先进的事物，为解救中华民族而呐喊。
杨儒是清朝驻俄国公使。1901年，他到任后不久，就开始和俄国政府谈判我国东北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土地，又想在谈判桌上逼迫中国代表承认他们在东北的特权，永远霸占东北。杨儒坚决不同意，拒绝在俄国人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俄国人威胁他：条约文本已由沙皇批准，一字不能改。你不签字，就不必谈判了。俄中两国也就无“友好”可谈了。杨儒不怕对方的威胁，回答说：“我宁愿与你们决裂，宁愿被我国政府治罪，也决不签字!我不能出卖祖国的权益。”
俄国代表又假意安慰说：“你们政府已授权给你，出了问题责任也不在你呀!如果你签了字，贵国政府要治你的罪，我们俄国会出面保护你的。”杨儒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气愤地说：“你何出此言!我是中国的官员，怎么会寻求你们的保护呢?那不就太无颜面了吗?我难道会那样做吗?”
杨儒因为担忧国事，心情沉重，加上年事已高，一次谈判归来，不慎被雪地滑倒，摔成重伤，一病不起。可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向俄国人屈服。
后来，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意了杨儒的意见，拒绝签约。杨儒的斗争胜利了，他不愧是一位有气节的外交官。
1949年12月 蒋经国和毛人凤在成都谈话
1949年12月，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成都。左起：毛人凤、胡宗南、蒋经国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初，蒋介石意欲让其子蒋经国统管谍报系统，不久，蒋经国出任“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名义上归他管辖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处处不买他的账，弄得蒋经国在台湾谍报系统难以舒展筋骨。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 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便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毛邦初驻美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助，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的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可是台湾的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起初不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把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股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 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
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蒋介石能据此查办蒋经国。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杜长城案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更加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蒋介石不得不认可蒋经国的决策。 杜长城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有意提携杜长城，想进一步委以重任。 但陶醉于功名的杜长城，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当时正值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谁知内情被蒋经国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搞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毛的最大损失是: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等蒋介石一批定蒋经国的改革方案，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遂去，蒋经国便正式君临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那么，在张学良接班的问题上，张作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一个人想成就大业，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这些帮忙的人，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团队，只有有了自己的团队，创业才成为可能。张作霖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成了张氏团队的早期人员，也是核心人员。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铳，从穷乡僻壤来到奉天这个大都市，又从奉天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张作霖是其中的天然领袖。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长大。说张学良是公子哥，也没什么不妥。当别人还在学怎么骑马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要让这样的人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可张作霖做到了！
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接班人必须有自己的团队。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即是。李世民能顶着“杀兄弑父”的罪名顺利成为一代英主，关键是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等天策府十八学士的鼎力支持；曹丕之所以能在曹操死后成功逼迫汉献帝禅让，靠的还是曹丕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培植的亲信华歆等人。自小熟知三国、隋唐演义的张作霖怎能不明白其中的诀窍。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要让张学良接班，就得让他掌握军权，要掌握军权就得当兵。可真要把张学良派去当个大头兵，却是不大可能的，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你见过历史上哪个太子、阿哥从小兵干起？还不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亲王、郡王了。这种事，只有在西方的王室贵族中才有能，比如，英国的哈里王子就被派去阿富汗打仗。
在中国人看来，让子孙从大头兵干起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直接派去当高级军官，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在奉军那种讲究资历的地方，保险队的老人们是不会买张学良账的，结果是树立不起威信，和没去一个样。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一来，军校可以使张学良接受初步的军事教育，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为将来奉军的改头换面做准备。当时的奉军匪气十足，官兵虽然枪法准，但军队作战毕竟不是打家劫舍。拿破仑曾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 ”军队作战讲究的是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军事组织结构日益复杂。让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去和那些德国、日本教官训练出来的军队打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张作霖让张学良入军校也算是为将来奉系军队的壮大、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准备。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入校的主要是奉军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虽
然挑的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但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回锅”去当讲武堂的监督。本来讲武堂的最高领导人是张作霖，日常事务由教育长负责。但为了能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张作霖计上心来，特设了监督一职交给张学良。 自从有了张学良这个监督，讲武堂的事情基本上是张学良管。这样，从职务上来说，张学良与老师们是上下属关系，与学生就是师生情谊。我们常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领的摇篮，而东北讲武堂又何尝不是奉军军官的摇篮呢？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品、才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成长的开始，也是一个接班人建立自己接班团队的基础。这一切全都在张作霖的计划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而在人事方面，张作霖又放手让张学良做主，所以像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 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如果认为张作霖仅仅让儿子当个东北讲武堂的监督就能确保日后能够接班的话，那就太小看张作霖了。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张作霖的目的有二：一来给张学良树立打仗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刚从军校毕业就去打败仗吧？万一打败了，弄不好，张学良一辈子不敢上战场，那张作霖的精心培养不是全白费了吗？二来呢，在奉军中立威，要让奉军将士知道，虎父无犬子，我张作霖的儿子也是凭本事走到这一步的。 张学良果然不负父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推辞了几次后，就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当上旅长后，所遗团长一职就交给了军校教官郭松龄。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把自己人推荐上来任职，也是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跑。要是连儿子都给吴佩孚抓了去，丢人现眼不说，接班人大计可就全玩完了！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还是在儿子的保护下才压住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帅们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公子哥了。但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还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虽然打了胜仗,可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你张学良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还不一定呢。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 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新留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虽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声称要对参与反奉的官兵追究责任，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追究起来，奉军还打不打仗？所以当张学良提出所有军官一律留用的主张后，张作霖也就同意了。他知道：好人让儿子做了，这些人出于感恩，将来对张学良会更加忠心！ 在这件事中，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在军队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此再也不敢小瞧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威信是在郭松龄反奉后。”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权。 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对抗，张作霖把所属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其中嫡系三、四方面军完全由张学良指挥。虽然最后奉军吃了败仗，退入关内，但作为主力的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并无多大损失。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开始让张学良适度参与。比如，张作霖退出北平，就把与蒋介石和谈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张学良在奉系乃至全国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虽死恩威还在 有自己的团队，有资历、有能力，但这并不成为能够接班的必然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任何一个军政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大多分成形形色色的派系，奉系集团也不例外。在1928年，奉系大约可以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中又可以分为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一派和张海鹏、王永江、于芷山一派。前者跟着张作霖起家于八角台保险队，后者主要是张作霖在一次次高升的过程中加入的。虽然其中很多人也和张作霖结拜了兄弟，但毕竟属于外来者。新派主要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陆大和东北讲武堂的土派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洋派。土派早期以郭松龄为首，郭死后以张学良为首，洋派的首领是杨宇霆。 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统治集团各派别争得你死我活导致分崩离析的比比皆是，为何奉系集团内部各派别却能达成妥协，一致支持张学良呢？那得从各个派系的具体情况分析。 先说杨宇霆为首的洋派。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历次奉军出关作战，杨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角色，全权策划奉军的战斗。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杨的手下，聚集了一批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担任奉军的关键职务，力量不可小视。但在郭松龄反奉中，杨宇霆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枪毙了郭松龄，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这些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杨力量。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最先被PK掉的就是杨宇霆。 再来看老派，其主要势力范围是地方行政，说白一点就是有钱。其中又以张作相等人最为重要，他们长期担任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督军，势力盘根错节。按理来说，张作相是最有可能接张作霖的班。张作相长期追随张作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而且一直担任奉系二把手的角色，让张作相接班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事实上，事情也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 ，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洋派和土派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老派的态度上却是目标一致。老派在历次奉军出关中搂钱、占地盘，新派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也是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张作相虽然得到老派的支持，但并不容易全盘掌控奉系，弄不好满盘皆输。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其他老派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内是蒋介石的北伐军，身边是狼子野心的关东军，局势危如累卵。凭自己手中那点兵力，如果处理不好，弄不好再来一次“郭松龄反奉”，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夏日的阳光明媚，沈阳邮局的发报员向全国的邮局发出了一份“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电报。与此同时，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布告。落款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学良。 奉天的精英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一盘散沙的奉系又成了铁板一块。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则恨得咬牙跺脚，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了班。 关东军的军官喟叹：人算不如天算，而深知内情的奉系元老们则说，有时候，天算也不如人算，雨帅(张作霖)可以瞑目了。
左宗棠是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晚清名将左宗棠在征服陕甘回部后，凯旋入关。当天晚上，驻军于某处，刚刚扎营完毕，左宗棠忽然传下将令：立即拔营，继续前进!当时全军将士都已疲惫不堪，正想好好休息一番，因此谁也不愿再动弹了。那些将领们则相约着来到统帅的大营，请求左宗棠收回成命。左宗棠勃然大怒道：“我这就上马出发，谁敢违命落后者，军法从事!”左宗棠军令极严，将士们虽然怨气冲天，却也不得不装束停当，整队紧随于后，于黑夜中迤逦而行。过了两个时辰，左宗棠扭头问身边的偏将：“我们走了多少路?”偏将答道：“距离先前宿营之处已有四十多里了。”左宗棠点点头，道：“那好，就在这儿扎营吧。”
将士们重新安歇不久，忽然听到身后隐隐传来阵阵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后队巡逻兵来到帅营禀报说：“先前宿营的地方忽然被炸，已经陷成一个个巨坑。”于是全军将士无不惊骇万分，都为躲过这一劫难而庆幸不已，对自己的统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众将领都进帐询问左宗棠是如何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左宗棠答道：“当时刚刚驻军，我忽然想起回部的那些头领们虽然投降了，却是迫于我们的军威，并非个个都诚心诚意地归顺，肯定有人会挟恨报复，而我们第一晚的驻军之处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后来，军中击打更鼓时我又凝神一听，地下似乎有回应之声，像是有地洞，于是我立即传令速速避开。现在已经可以证实，那儿不但有地洞，而且洞中藏着不少硫磺火药。可是当时由于拿不准，又怕引起慌乱，才没有明说啊。”
叶飞将军作为“金门炮战”的前敌指挥，介绍了毛泽东在对美斗争中的犹豫与彷徨：
“在北戴河，主席亲自问我：‘那么多炮，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了？’‘能不能避免打不到美国人？’叶飞回答是无法避免。毛泽东考虑了一夜，第二天决定：‘照打’。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美国军事总顾问在炮响后，立即躲进入地下指挥所，保住性命。阵地上的美国顾问，无法逃避密集炮火，被打死两人。美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吭声。此后，美在台湾海峡部署四十多艘军舰，仅航空母舰就有七艘。九月七日为蒋军运输舰组建了一支大护航舰队，从台湾护送蒋舰队到金门。在美军已直接卷入情况下，叶飞请示毛泽东，回答是‘照打不误！’又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美舰主动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结果，这支舰队到达金门料罗湾时，中共炮兵专打蒋舰，不打美舰。‘没想到我们一开炮，美国人丢下蒋舰不顾，掉头便走！’” 。
从叶飞将军的描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美国实力的顾忌。
同样，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表现出犹豫。
史料记载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斯大林很清楚他可能做的是什么。根据档案记录看，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10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人强加于人的意思，他特地在电报的结尾处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尽管毛泽东对必须支援朝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由于领导层的分歧，导致10月2日出现了两封内容相反的回电。
一封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在2日夜里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的一封电报：“……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比较有利。”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美斗争过程中的犹豫与彷徨。
领袖也是人，面对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说“不怕”是假的，但领袖的伟大在于，在重压之下，毛泽东首先有不畏强暴的气概，其次有权衡利弊的通盘考虑。
朝鲜战争，如果中国不参战，美国的的刀锋将直指当时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和不战而降没有区别。
金门炮战，如果有美舰护航就不开炮，那么，以后美舰将肆无忌惮的进出我国近海，中国将再次出现有海无防的局面，也是一个不战而降的结果。
所以领袖权衡利弊，忍辱偷生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领袖最终作出了艰难而正确的抉择。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导师多年斗争经验的总结。
当年领袖的犹豫，源于自己手中没有一张真正的物质上的王牌，除了执政党的凝聚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普通战士的无私和忘我，剩下的就是领袖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勇气了。
对照伟大导师当年的犹豫，大家大概可以理解目前我们“领导核心”的矛盾心理。
对比50年前，我们的王牌有得有失，物质上的王牌有了，如：核武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有力的王牌。但是精神上的王牌是否还握在手上，就难说了。
但无论怎么讲，当代领导人手中的王牌要比伟大领袖的时代现实得多。但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在伟大领袖的时代，美国的势力在亚洲步步后退。而现在，美国的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步步进逼。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现在讲和平多了，讲斗争少了。
就拿美国航母来说，最近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早在1994年，美国航母的反潜机跟踪我国核潜艇，到了1996年，美国航母就开始驶入台湾海峡，到了2004年，就演变成7艘航母搞演习的宏大场面。
美国人其实很狡猾，就象嗜血的野兽一样，他们往往能发现体弱、心虚的猎物。
如果不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迫使美国人给死难的中国人降半旗，给中国政府挣回点面子，美国人不知会搞出什么动静。
伟大领袖早就说过“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话不幸被言中了。
国内的洋奴攻击毛泽东，关键在于毛泽东敢于和美国斗争，并在斗争中摸清了美国的反动派欺软怕硬的本性。
现在，台湾海峡风云变换，我们的领导人拥有前人留下的物质上的“王牌”，就看他们能否聆听伟大导师的教诲，能否找回精神上的王牌，就看他们有无“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了！
作者：阿道夫二世(adaofu2)，转载自中华网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 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己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 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1904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 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己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 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 术超过西方”。冯如后来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
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
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１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
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３月８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
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
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８日１５时０１分５９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
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
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
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
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
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
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
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１５时２分３６秒坠地时，穿破１．７米厚的冻土层，陷入
地下６。５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３米，直径２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
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１００公斤，最大的一块重
量为１７７０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１０７８公斤）。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
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
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
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
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
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
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
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
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１９７６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１７００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１９７６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
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十七、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
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从７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
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
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
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
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８０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
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
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
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
思，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
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
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
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
“７月２８日１点－－４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
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
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
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
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
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
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
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
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
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
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思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
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
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
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
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
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
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
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
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
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
＝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４点５９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
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
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２０２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６０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
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
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
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
固，所以又给他盖了２０２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
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
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７月２８日３时４２分发生强烈地震，
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７。５级，震中在北纬３
９。４度，东经１１８。１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
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
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
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２０２那所房
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
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１９７６年７月３１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２０２新房。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
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４０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上）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
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
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
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
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
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
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
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
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份就送到主席
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
按常规，要等１９７６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１９７６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
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
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
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
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
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
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
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
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
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
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
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
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
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
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
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
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
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１９７６年９月８目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
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
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
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
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
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
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
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
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
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
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
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
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
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
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
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
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
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
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
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小孟在左边。外
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
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
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
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中）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
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
右，小张在左。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
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
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
（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
攻势下，交代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１９７６年７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他虽然也还
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
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
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
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
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
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１９７６年６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
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１０２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
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５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
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７点１５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
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
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１１０次变成了８０次。他平静地躺
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
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
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
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
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
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
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
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
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
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
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
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８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
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
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９月８日晚７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
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
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
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
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
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７点１０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
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
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
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
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
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
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０时１０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下）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
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
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
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
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
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
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
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
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
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
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
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
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５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
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从来未有过的寒冷。一向是２３度的
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
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
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
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
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
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
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
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
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
那副安详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
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
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尽管他那么相信他
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尽
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
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间，也忘了时间，
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
一片茫然。
９月１１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
了２０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
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
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１２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
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
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
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
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
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
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
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早已
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
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东方破晓，曙光
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
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
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
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
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
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
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
里……（全文完）
红娘这个人物“成名”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取材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红娘是成全莺莺和张生美满婚姻的关键人物，后来成了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者的代名词。毛泽东也曾做过“红娘”，多次成人之美，先后促成过四桩婚姻。这四桩婚姻的主人公分别是刘少奇与王光美、 夏明翰与郑家均、张闻天与刘英、李银桥与韩桂馨。
刘少奇与王光美
1919年初夏，“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湖南衡阳爱国学生沸腾了!夏明翰、蒋先云等学生领袖慷慨激昂地组织学潮，准备在衡阳雁峰寺召开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可是，作为守旧势力的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欧阳骏，却视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似洪水猛兽，他安排人贴出布告，不准学生参加大会，并紧锁校门，禁止学生出入。这时，一位女学生气愤地站出来高呼：“当今之世，已不是校长横行霸道之时，爱国者，站起来!”
这个大声疾呼的女学生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化名王芬芳。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在学校，她一直深受老师和同学信任与爱戴。如今她振臂一呼，同学们深受鼓舞，于是积极串联，暗中行动起来了，每人准备了一面小三角旗，写上“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口号。何宝珍所在班级留有辫子的同学都剪下发辫，一律短发。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一声号令，同学们一齐越墙而出，到校外集合成列，参加了雁峰寺的大会。这时何宝珍已经是第三女师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被选为出席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921年年底和1922年年初，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曾到衡阳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革命积极分子何宝珍曾多次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其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飞跃。1922年年初，何宝珍加入共青团，成为第三女师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青年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威信。
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何宝珍团结同学开展了反对校长欧阳骏的斗争，尖锐地揭露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的丑行。欧阳骏与姓蒋的地主相勾结，以违反封建礼法的罪名，把何宝珍监禁起来，不准出校。由于得到张秋人、朱舜华等革命者的帮助，她才得以逃出。
欧阳骏气急败坏，随之又宣布开除何宝珍等几个同学的学籍，以解心头之恨。何宝珍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这时，张秋人再次帮助她，她乘船到了长沙，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和材料。在这里，她受到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人的直接教导，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用的何葆真的名字，就是毛泽东给她改的。她曾进入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经毛泽东介绍，刘少奇认识了何宝珍。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观察入微的毛泽东看到他们相互爱慕之情，就留心去撮合他们
。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去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何宝珍明白毛泽东的用心，是让她在革命斗争中增进与刘少奇的相互了解，加深情感。这对有情人正如毛泽东所料，1923年4月在安源喜结良缘。 1923年年初，何宝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婚后，何宝珍与刘少奇互相关心、爱护。化名“王芳芬”的何宝珍随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既是情深义重的妻子，又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1932年，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带着小儿子在上海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3月何宝珍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第二年秋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 建国后，刘少奇曾偕夫人王光美专程来到雨花台，深情悼念亡妻何宝珍烈士。邓世昌（1849—1894），清末海军名将，民族英雄。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自小立志海军，以御强敌。1867年，考入船政学堂海军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派任“琛航”运输船大副。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入北洋水师，任“飞霆”、“镇南”炮舰管带。是年冬，随记名提督丁汝昌赴英接收订造的“超勇”、“扬威”两巡洋舰，1881年11月，回天津大沽。次年升游击，任“扬威”巡洋舰管带，获“勃勇巴鲁图”勇号。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任中军中营副将，仍兼“致远”舰管带。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
邓世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海军将领。他“执事惟谨”，“治事精勤”，刻苦专研海军战略战术理论，注意学习西方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他精心训练下，“致远”舰“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成为北洋舰队中整训有素，最有战力的主力战舰之一。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在“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条鱼雷所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壮烈牺牲后，清廷谥以“壮节”，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山东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号，以示中国海军风骨。
1956年“五一”节刚过，毛主席便在5月3日出发，到我国南部地区去视察工作。离开北京时，还是骄阳融融，百花吐艳，一路工作忙碌，不计时日，到了广州，主席又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待任务结束，不觉已到月末，江南大地已是夏日炎炎。
毛主席准备北上返京，因天气闷热，又加疲劳，打算在途经武汉时，到长江里去游泳，以消除疲劳，舒畅胸怀。
长江的水势凶险，素为人知，为了主席的安全，大家都惴惴不安，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立刻回去安排工作，他让武汉的同志事先对长江的水质、水温和流速等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和检验，发现长江的水文情况复杂，第一，江水很脏，含有多种病菌和血吸虫；第二，江中有鳄鱼、江猪和水蛇等可能伤人；第三，水深流急，又有湍流漩涡。总之，游泳是很危险的。因此，当地政府曾告示群众，为了避免危险，禁止在长江里游泳。
大家了解到这些情况，都为主席到长江里去游泳的安全担心。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想劝阻主席，虽然大家知道，主席游泳的技术很高，他把游泳池当作了洗脸盆子，但是游泳池怎么能和长江相比呢，江水滔滔，波浪翻滚，深不可测，水火无情，在急流骇浪里，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必须防止万一。可是这些当年曾同毛主席一起艰苦奋斗，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也都深知，毛主席办事，一旦下了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进行了劝阻。
毛主席以他高超的游泳技能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无畏气魄，怎能会惧怕长江的风浪呢！他把劝告看成是“阻力”，对身边人员说：“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品味着这有趣的回答——既是回答，又是命令。于是，大家当即做好毛主席游江的准备，整装待发。
毛主席从广州动身返京北上，5月30日到达湖南省长沙，立即召集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五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来招待主席。
会后天气闷热，主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同志陪同到了江边，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这里曾是毛主席30年前“携来百侣曾游”的故乡碧水，曾几何时，毛主席今天已是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了，又何止百侣！今天重游，意味深长。下了江，主席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样，大家都为主席感到舒展。主席精神焕发，一直游到了他当年曾在诗里提到的桔子洲头，主席乘兴上岸，披着浴衣登高瞭望。洲上的人们看到了毛主席，立刻都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主席握手，问寒问暖，亲切异常，主席同大家频频招呼，用故乡的语言和乡亲们畅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情趣盎然，倍加亲切，由生活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盛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主席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5月31日到了武汉，滚滚长江吸引了主席，他决定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这期间，主席听取了省委书记的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会。
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蒸人，主席没有午睡的习惯，便兴致勃勃地到长江去游泳。我们虽然已经作好了主席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提心吊胆，随时严防发生意外。到了江边，因为江岸陡峭不便下水，先请主席到了船上。罗瑞卿和王任重同志知道劝阻无效，虽然作好了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放心不下，他们准备和主席一起游江，便先到了船上，迎候着主席。主席打趣地问：游长江有危险吗？罗部长挺着魁伟的身体报告主席说：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顿时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气氛。毛主席说：长江大海能吓得了人吗！说着大家就一起下了长江。
毛主席入水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当时江面上正刮着六级大风，风急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还时有漩涡，毛主席泰然自若，轻浮水面，他轻松自然的潇洒游姿，真比在院子里散步还自由自在，有时击水破浪，勇往直前，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主席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毛主席游水如履平地，仰泳时更有独到之处，他可以平仰水面，全身不动，远望天际，信水飘流。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里游泳，秘书送来一封信，主席就在水中接过信来，仰浮水平，把右脚搭在左脚上，全身不动，直到把信看完。
这时在长江岸上行路的人们，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长江里游泳，而且当时还刮着六级大风，又是在中流急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游向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有的动人景象，得不到答案，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沿岸奔跑，有的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边的建筑物阻挡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瞭望，不肯离去。当主席游过了岸边的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逐渐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在鼓掌，也有人发出了惊奇的赞叹，到处都是惊奇观望的目光。
毛主席游兴起处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时已夕阳披霞，但毛主席的游兴正浓，依然击浪前进，直到游近建筑长江大桥的工区，施工阻路，又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才请主席上船返回住地。
毛主席一气游了两个小时零四分钟，游程约20余华里，上了船，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和大家谈笑自若，一如往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这时我们大家提到喉咙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都和主席一起说笑。
毛主席更衣后坐在了船头的藤圈椅子上，面对着静静耸立的龟、蛇两山和远处点点帆影，脚下咆哮着汹涌奔腾的不尽长江滚滚流，他眺望着远山近水，在凝神遐思……
记得毛主席曾在1953年登过蛇山之巅，俯瞰长江妖娆于武汉三镇之势，又有龟、蛇两山隔岸对峙，锁住大江，景势非常。只可惜长江隔断了两岸的人民，相亲相爱而不可及！直到1954年，毛主席乘火车再经武汉时，还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轮渡才过了长江，当时两岸等候过江的人流更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有些人还纷纷议论：
“能隔十里路，不隔一条河，要是能架起一座大桥来，该多么好啊！”
“说话容易呢，江面这样宽，水又这样深，再加水流这么急，恐怕鲁班来了也没得好办法的！还记得吧，当年国民党借用修桥的名义，骗了老百姓多少钱哪！”
“那就只好等着神仙来架天桥吧。”
…………
当时这只不过是等着渡江的人们的一些议论，但是在轮渡上的毛主席却听者有心。他一面望着静静的两山和来往的帆影，一面听着人们的议论，顿“起宏图”：一定要给人民建起一座大桥来，使这“天堑变通途”！
宏图既定，曾几何时，今天毛主席遨游于长江之中，亲眼看到了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施工，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宏图实现了！解放后的武汉三镇，本来已是太平盛世，美景丰年，如今天再加鹊桥仙境，两岸人民喜得团圆，此景此情，使人神往！人民在欢呼，诗人在歌颂，还分什么天上人间，但愿天长久！
毛主席今天精神焕发，情趣自得，一扫往日工作繁忙时的沉思模样。回到住地，晚饭时厨师还特意给他烧了一条鲜美的武昌鱼，主席饭吃的香，觉也睡的甜，一觉醒来，兴犹未尽，诗已成篇。
毛主席挥笔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首词，来抒发他遨游长江的舒畅情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其气魄胸怀跃然纸上，多么形象！当人们担心他游江的安全时，他却感到遨游在狂风怒涛中乘风破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又以诗言志，今天，已经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明天还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让这桀骜不训的洪水来为人民服务，当他检查这万里长江将使人民获益万里的流向时，长江流到了三峡，诗人忽然记起了巫山峡上的神女庙里还有个神女，她当年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立过大功，假如她如今还健在的话，来看看这治理洪水的奇迹，将今比昔，也将惊叹人民力量的伟大吧。毛主席这首词以游泳为题，抒发胸怀，志在人民，潇洒豪放，气壮山河，实为古今中外前无古人的不朽诗篇，读其词如见其人。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乘兴又到长江去游泳，这次一气游了两个小时，其意态潇洒，悠然游姿，更胜昨天。
第三天下午，毛主席竟连续第三次再去长江畅游，到了江边，见长天晴空万里，微风吹来几朵白云，江面飞翔着点点白鹭，好像都是赶着来观赏毛主席游江的情趣，只有长江仍在奔腾咆哮。
沿岸观望的人群，也胜过了前两次，人们在窃窃私语，究竟是何人在这里游江？有的人爬在近江的岸边，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毛主席侧游的姿势，正好面对着岸上的群众，于是人们的猜疑便逐渐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时毛主席已游进了波涛汹涌的中流，击水破浪，游姿翩翩，与晚霞白鹭辉映，更有情趣。置身于这美景如画的祖国的怀抱里，毛主席流连忘返，不计归程，大概还是晚霞提醒了主席，才出水上船，大家载着一船欢笑回到住地。
毛主席连续三次万里长江横渡的传闻，一时不翼而飞，轰动了武汉。第四天时刚过午，长江两岸就已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带了望远镜，有的还拿着照像机，人山人海，自然形成了夹江欢迎毛主席游长江的队列。谁不想亲眼看看自己敬仰的领袖，而且又是在搏击风浪中的英姿风采呢！人民有了狂风骇浪全无惧的领袖更何患人间的凶顽！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我们的人民将无往不胜！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遨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他激励着人们以钢铁般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毛主席实在太忙了，他不得不在6月4日下午6时前回到了北京。
摘自：人民日报1993/7/11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地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地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使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在静听着周恩来的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等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到：‚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地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王宠惠法学家王宠惠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阎海文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林兰英，由于封建礼教束缚，小学毕业后，母亲不让她读中学。后来，她与母亲订了一条“协议”：只要考第一名，不交学杂费，就可以读书。结果，从初中到高中，她连续取得了12次第一名。
1948年，她到美国攻读数学，并选学物理、化学。美国荣誉学会狄釒逊学院分会根据她的优秀学习成绩，授予她金钥匙，她的数学导师推荐她去写博士论文。但她却怀着振兴祖国的宏愿毅然转学固体物理专业。
五年后，她成为宾州大学第一个固体物理学女博士。1957年她回到祖国，研究半导体材料，成绩卓著。
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峁上突然响起一阵排子枪声，跟着又是一阵。海娃听到了，这是自己人的枪声。他的两条腿又来了劲，爬起来拼命向峁上扑去。忽然他张开双臂，“哎哟”尖叫一声，晕倒在乱草堆里了。一个游击队战士跑过来，抱起了海娃。
等到海娃睁开眼睛，他看见蹲在他身边的正是张连长，连忙说：“信……鸡毛信……”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说着又昏迷过去了、海娃又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暖炕上，盖着一床软绵绵的毯子。太阳从窗口射进来，照在炕上。张连长笑眯眯地问海娃：“好些吗?还疼吗?”海娃顾不得疼，他问张连长：“这是哪里呀?”张连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摸着海娃的脑袋，说：“你忘了吗?昨天你不是送来一封鸡毛信吗?那是你爸爸让你送来的情报。咱们的队伍根据情报，砸了鬼子的炮楼。多亏你这个小八路，小英雄!”
海娃这才记起送鸡毛信这回事来。他脸红了，连忙问：“缴了枪没有?”张连长说：“缴了一大捆，都是崭新油亮的三八式快枪!”海娃高兴地说：“那就给我一支吧!”
我国的北方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但风光奇特，还为人们饲养着牲畜，造福人类。从古到今，有多少志士豪杰歌颂它，赞美它，为它的雄风所倾倒！草原上的赞歌代代流传着。
南北朝时期，北朝东魏有个敕勒（chìlè）人叫斛（hú）律金，是个武将，英勇善战，还性格豪爽，爱唱民歌。有一年，东魏统帅高欢率军和西魏打仗，战事不利，伤亡很多，将士们情绪低落，都低着头闷着声。高欢就对斛律金说：“你给大家唱支歌吧！就唱那支《敕勒歌》！”
“好！我就唱！”斛律金站在将士们面前，放开喉咙唱起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一支非常有名的民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迷人的景色。斛律金当时快60岁了，仍然声音雄壮洪亮。他连唱了几遍，歌声回荡在战场上，给人力量，给人鼓舞，高欢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将士们的情绪又振奋了，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深情。他们怀着这种情感，又杀上了战场。
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一位出名的武将叫廉颇。他不但武艺高强，箭法出众，还善于用兵打仗。秦国、齐国这些大国常来攻打赵国，赵王用廉颇为统帅，多次打败了敌军。敌军听到廉颇的名字，都很害怕。可后来，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认为廉颇老了不中用了，改派青年将领赵括代替他。赵括骄傲轻敌，使赵军打了大败仗，赵国也险些亡国。
赵王想重新起用老将廉颇，派出使者去看一看老将军身体怎么样，是否还愿意为国效力。廉颇见到赵王的使者，高兴极了。为了表示自己威风不减当年，还能上阵打仗，为国立功，他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吃完了，又披上铠甲，跃上战马，拉弓射箭，舞枪刺杀，果然身手不凡。他对使者说：“你看我，虽然老了，可是能吃饭能打仗，只要大王肯用我，我万死不辞，马上回去领兵参战！”
使者走了以后，廉颇日夜盼望赵王的调令，可一直没等到。原来那个使者接受了一个叫郭开的坏人贿赂，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了瞎话，说廉颇饭量虽好，可一会儿工夫拉了三次屎。赵王听了，认为廉颇真不中用了，就不再调用他。
廉颇为赵国的安宁奋斗了一生，晚年仍希望为国出力，对人说：“我真想有一天，还能率领赵国的兵士冲锋陷阵啊！”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身心地报效祖国。这就是爱国英雄们的本色。
外公毛泽东及他的两位夫人为中国革命失去过6个儿女。其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贺子珍的骨肉。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红军队伍又要开拔，我的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庭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4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
更让外公伤心的是，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小毛毛付出了生命代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李敏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身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近20多年来，倒是没有听说再寻访出 "小毛毛"。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据长征时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的一间小草屋里。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必武)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还放了三十块大洋。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在白沙河边长榜上，收留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300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
转自：博客中国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云南的著名企业家缪云台离开祖国，去美国定居了。缪云台一生从事实业，有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可他不想参与政治，所以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担任经济部长的命令，也没有接受共产党让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而是出国了，还加入了美国籍。
可是在美国，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到了晚年。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他回国参观，亲眼见到祖国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这种变化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也是世所罕见的。”四人帮被打倒后，国内政局安定，前途更加光明。已经85岁高龄的缪云台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他说：“我回国定居的目的，最主要是开始新的生活。我虽然年纪老了，可也要参加中国人民新的长征，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去。”
1979年6月，缪云台夫妇回到了北京。到京的第二天，他就到美国驻华使馆声明放弃美国国籍。虽然年事已高，可他凭着丰富的经验，热情地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好建议，心情非常愉快。后来他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又积极参与国事活动，直到以94岁高龄去世。
2001年4月1日上午，王伟在执行对美军用侦察机跟踪监视的任务中，所驾驶的飞机被美机撞毁后跳伞落海，光荣牺牲，年仅33岁。
这次在执行任务时，王伟坚毅果敢，沉着冷静，英勇顽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凯歌。王伟牺牲后，中央军委于2001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了命名大会，授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被海军党委批准革命烈士。
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要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忠诚、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他就杀向哪，士为知己者死，剑为识己者啸。
许世友常讲：“毛泽东两次救我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救许世友，牵涉到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三十年代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以後，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仍然对红四方面军的全面工作负总责。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後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於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决定，敢於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无庸讳言，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
但谁也没有料到，许世友自己跳出来，差点儿弄丢了脑袋。
那时，许世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校长林彪紧急召开学员大会，他悲痛地告诉大家：“……董振堂部的千馀人在高地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整个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损失约两万人……”
西路军的厄运震颤了红四方面军每一位官兵的心。西征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充，转战川康，三次穿越无人眕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
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恸哭。炊事员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二万人伤亡大败而归、有很多人形如乞丐一路讨饭奔向陕北的时候，批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将作替罪羊被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
开完了批斗张国焘的大会，各队又开小会，批到红四方面军部战士身上来了。许世友忍不住了：“中央已经定了调，张国焘犯错误，不等於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犯了错误嘛！”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张国焘的会转成批斗许世友了。
许世友被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纷纷来探望，来一个哭一个，还传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
张国焘。许世友骂道：“你们就知道哭，眼?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毛泽东二顾牢房 许世友终生感激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两个营职干部、二十多个团职干部、六个师职干部、五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人。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谁知临走那天王建安变了卦，他意识到这是对不起中央、叛变革命的行为，於是悄悄将计划密告了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结果，密谋逃跑的人全都抓起来了，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刚出事，他的妻子（第二任）就托人带信给许世友，提出离婚。许世友又气愤又绝望：“臭娘们，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离就离！” 但许世友这一次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的心彻底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宣判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後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冷静地想到了许世友。 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於“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馀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後，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带领西路军残部刚到延安，他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以後，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在牢房里度日如年。一天，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毛泽东低头进了牢房，站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你吃皮肉之苦啦。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毛泽东，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 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么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进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说明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听着。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二看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 毛主席两救许世友 “主席，今天我终於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 以前我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突然间“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给你几句话，望你时刻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得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毛泽东又补充，“除我例外。”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後来，许世友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情深义笃地说：“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泽东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许世友还讲道：“以後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脸面整饰乾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登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便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抱着酒坛子，“咕噜”灌了一口，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唯有毛主席您……” 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边喝酒，一边亲热地交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 ，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兴奋得不得了，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後来，毛泽东又把许世友派到山东抗日前线，当八路军的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此，一些人说，怕不放心，派他出去带兵打仗，会不会“出事”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些人，他绕了一个弯子说：“要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大会上首次公开登台“亮相”。 “毛泽东派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持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山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吼出了七个“打”字，几乎“打，打，打”之声不绝於耳。 白天开的会，夜里就打上了。 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合围牙山，首先拿蒋介石的一个区长蔡晋康开刀。前後只用三天时间，把蔡晋康这个“司令”一下子抹掉了。 夺取牙山，许世友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寻歼胶东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主力……几年“打”下来，许世友果真打出了山东抗日的新局面。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有眼光，他派许世友到山东派对了。 此後，许世友凭着卓著的军功和对领袖的忠诚军阶直上，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开始了特殊将星的特殊岁月。 毛泽东二救许世友是在“文革”中。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後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 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部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後，心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说：“许世友不能倒！” 两辆高级小卧车穿行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 张春桥坐第一辆车，给许世友的车带路去见毛泽东。 听到警卫报告“南京军区许司令到”後，毛泽东立刻停下手中正翻阅的文件，站起身走到门口，用他最高规格的礼节迎接许世友。 毛泽东接见党内的同志和高级将领，即使是周恩来，他也没有到门口迎接的习惯，这次许世友的到来，他却破了这个习惯，并脱口而出：“世友呵，一员虎将，爱将难得呵！” 许世友见到日思夜想的毛泽东，竟然泪水沾衣，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啊，您快下命令吧，社会乱得不行，我许世友不要这个乌纱帽了，还是让我回家戴起草帽放牛吧。” 许世友说完，走前几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给毛泽东磕了一个头。 这是许世友二跪毛泽东，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顿时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跟着流下了一串长泪。 他把许世友扶起来，抚摸着许世友的脊背，看到眼前的许世友比前些年瘦了许多，毛泽东的话音有些沙哑。 他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後冲着立在旁边的张春桥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怎么能丢掉乌纱帽呢？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又觉得毛泽东是单独召见许世友，自己无须在场，在场多馀，便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把许世友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眕，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一位身兼军政要职的负责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 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他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古脑全倒了出来，有什么讲什么，无话不谈。许世友先谈到陶勇惨死事件。 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元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毛泽东更感到悲伤。 过了一阵子，许世友见毛泽东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一口气着重向毛泽东谈了三条看法： 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动。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 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好容易搞成这么一支军队。“揪军内一小撮”非把军队搞乱不可； 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全国粮食不宽裕，农村千万不能乱，农村一乱，要饿死人，人命关天。 毛泽东这时又点燃一支眕，慢悠悠地说：“许世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没有了。” 话也许讲得太多、太直了。 许世友不后悔，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这是我讲的。 毛泽东召见许世友，一次谈话三次提到“许世友倒不了、许世友不能 倒”。这是毛泽东为保许世友在政治上发出的“信号”。 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信任许世友。 他绝对需要许世友“忠臣式”的忠诚，更需要军队尤其是各大军区“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对此，许世友刻骨铭心，临告别毛泽东时，他整了整军帽，立正向最高统帅敬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请看我许世友的行动！” 毛泽东的嘴角流露出欣赏的笑容，他重重地和许世友握手，直到送出门口。 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跪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一忠一孝。 那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又派专机接许世友进京，住进了中南海，国庆那天许世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亲密交谈。 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会见许世友，规格高礼节重，许世友顿时身价倍增。 此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打许世友的主意了。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像先辈那样，从小就立下为国为民服务的壮志，好好学习，掌握各种本领，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作好准备。
1990年，我国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要开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光靠国家拨款还不够，要靠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捐款薄上写上名字的第一个捐款人竟是个小姑娘。她叫颜海霞，是江苏省建湖镇湖中小学的学生。她家里不富裕，可她为了支持亚运会，把自己仅有的1元6角钱寄给了亚运组委会。钱虽少，可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有很多少年懂得学习的重要，科学的重要，爱动脑筋。辽宁锦州有个9岁的小男孩叫赵宇，就发明了“双色演示算盘”，解决了学生珠算课上看不清老师示范的困难。还有个山西绛县的小女孩叫李珍，从8岁起就注意观察生活，动手动脑，有了30几项小发明。还有我国少年选手在25次国际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中，获得了十次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得金牌61枚，银牌30枚，铜牌20枚。湖北黄冈中学的王崧同学，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次获得金牌。他们努力学习不仅是为了给祖国争光，更重要是他们知道现在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国家将来的发展和命运。
试想，如果今天的少年儿童一个个品德好，身体棒，脑筋灵，知识丰富，那么几十年后，我国人口的素质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进步更快，更富强。所以我们说，少年儿童们从现在做起，当一名合格的优秀学生，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1975年，战志果、林贵美夫妇全家旅行到巴西，受当地医院聘请，在那里工作了4年。耳鼻喉科专家战志果被聘为医院副院长，护理专家林贵美被聘为医院护理部主任。他们每月有两千多美元的收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电气化的家庭用具。
就在留居4年期满可以加入巴西国籍的时候，他们夫妇找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想回祖国，希望得到使馆的帮助。”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要回祖国的呢？战志果说：“我们长着中国人的面孔，我们有自己的祖国，有本事不为祖国服务，还有什么意义呢？”林贵美说：“走遍天下路，还是祖国好，海外花花世界，毕竟是异国他乡。祖国再穷，也是我们的母亲。儿女思念母亲，为母亲服务，是人之常情。”在使馆的全力帮助下，他们回国的愿望不乆便实现了。
爱文科尔斯时任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那时，我的部队怎么会知道中国军队如此强悍？我原先拥有190辆坦克。秋季攻势开始后。我被命令阻击中国第39军，40军。掩护美军第8军第7师撤出上甘岭。我原先认为“志愿军”无非就是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而已。在此之前，我的确没交手过这群人。因此，我刻意将部队以英国方式展开！即：两侧步兵，中间坦克。在美国航空队支援下。反突击。本来打算依靠强大的装甲火力，采取集团攻击，直接把中共打回去。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军队。人抱着炸药，几乎疯狂的扑向我的装甲集群。结果，我一辆辆坦克被炸。上帝！这不是军队！我发誓！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半个小时不到，我前线一线190辆坦克仅剩下50辆，多数带伤。步兵伤亡更大。无奈！我只得快速紧缩。但是，来不及了。可怕！他们也是集团冲锋。前面，至少一个加强团。你要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多炮火支援。空中更没有。美国航空队，F84，低空俯冲轰炸，采用凝固汽油。我前面顿时火海一片。我原本打算，借此机会，重新组织部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作为军人，最令我吃惊的一幕：他们－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到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我的士兵到此时真的被震撼了！他们自动举手投降。一片，一片的。结果这次战斗，仅仅3个小时。3340名爱尔兰士兵，1200名阵亡，其余，包括我在内。做了这支无敌军队的战俘。回国后，有人骂我：投降将军！我感到生气！也很无奈！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军队。我不投降还能如何？
前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
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岛。那一次，都是兴奋的目光。而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我痛恨派我来得政客。美国人？我是不会信任他们的。为了装甲第2师的突围。我们付出了14000名法国军人生命。以及4000人作为战俘的高昂代价。结果，他们依旧被拦截。被38军团分割吃掉。
荷兰179突击群准将埃斯特：日本人！我只是相对你们说，认清自己面前的对手，关系到你们的生命！这是著名俄国军事将领库图左夫说的。送给你小泉先生。论打战，你们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中国曾经的败将！不同的是：我们敢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而你们只会逃避。 179突击群于第三次战役。被我军全歼。该集群3000人左右旅级规模。拥有坦克90辆其中M47 50辆。M24 40。是我军歼灭比较完整的一支部队。该将军仅带100余人。突围。朝鲜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参加过2战的将军。在一线指挥的约占40％。其他国占80％。美国知名将领巴顿因抗拒没来，其余，诸如麦克。布雷等均不同程度参加。而克拉克则是著名的：收尸将军，埋单将军。另外，朝鲜最终谈判协议签署，期间。前期签署为停火议定书。美国方面提出。就是后来通常说得：战场投降协议。后期，签署由朝鲜代表据中，中方代表左侧。为38度线永久停火军事协议书。即：朝鲜和平协议。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小兵张嘎的故事最后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成了千千万万小伙伴们的心目中的大英雄。
邓恩铭16时，由在济南做官的二叔父接到济南来读书。家里人都希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但是，他在离开家乡贵州省荔波县时，就写下了“志在黎民”的诗句，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济南一中读书的邓恩铭整天和同学们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结识了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烬美，两人成了亲密的战友。
1920年9月，他俩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改名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7月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敌人到处搜捕他，亲友劝他回乡或升学。邓恩铭矢志不移，用“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豪壮诗句来表达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儿童睡前故事：】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国际风云中的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诗人，早在其革命生涯的初期，就引起了世界的兴趣和评价，成为有幸接触到他的各国记者、政治家的常谈。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旧体诗词和革命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干。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诗词和他的诗人身份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在诗词世界中看待国际风云呢？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最早把毛泽东诗词介绍到全世界的，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最早的研究者则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著名作家、诗人罗伯特·佩恩。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陕北根据地，在保安(今志丹)县与毛泽东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谈话。在10月的十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长征的主要情况。毛泽东谈话中信手拈来的中国古代诗词，引起了斯诺的注意。
1937年3月，王福时等人根据斯诺提供的英文报道，翻译汇编成中文版《外国记者中国印象记》在北平出版，斯诺提供了毛泽东的照片和《七律·长征》手迹。这是毛泽东的诗词第一次公开发表。
10月，英国伦敦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在书后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由此，世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的诗词，知道了他还是一位诗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然而斯特朗见过毛泽东以后，认为他首先是诗人。在谈诗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一句话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毛泽东站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唯一一次肯定自己的诗词
1946年，罗伯特·佩恩访问了延安。有人说，"毛泽东在开会时经常随手写些诗，然后就扔在床上，人们竞相去捡，不过这些纸片是很难弄到手的"。佩恩见到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只是说："那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佩恩仍不死心，离开延安时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到机场送行的毛泽东索诗，但却被毛泽东用诙谐的话语给轻松地岔开了。
根据佩恩的记载，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对外宾唯一一次肯定自己诗词的谈话--他与佩恩谈到《沁园春·雪》时说："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的事。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而且还有其他事。"佩恩问："其他事是指什么？"毛泽东回答："有很多呀！你想想看，这首诗是何时写的。那时社会很有希望，我们信任大元帅(指重庆谈判时的蒋介石)。"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像惯常那样说："我的诗很粗糙，你可别上当哟！"
佩恩的记载应该说是真实的。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成于1936年，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在1945年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去重庆谈判时，"真正看到长城内外和更好地看到大河上下"而修改定稿的。
1949年，佩恩将他所得到的几首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文，第一次正式整体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诵，有英、法、德、意、日、西、葡、俄、朝、越、世界语等四十多种。世界都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能够向毛泽东直接提出对他诗词的评价而且听到他的回答的，较多的是外国人。
1949年12月，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中国。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途经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荒原的几个日夜中，毛泽东曾对随行的翻译、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到自己战争年代的写诗动机，不无感慨地说过："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他沉思地说："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但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 显然，毛泽东所不满意的，不是自己真正写不出诗来，而是担心自己失去了写出好诗的环境--斗争的压力和乐趣。这是外国人不能理解的。春秋时，楚国上下的官员、乡绅以及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十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于是将令尹孙叔敖找来商量此事。
孙叔敖听完后，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颁布一道政令，那么广大百姓将不知所措，这样实在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
楚庄王很是不解，问道：“我是想加高车座，这和门槛有什么关系呢?”孙叔敖微微一笑，说：“大王且听臣慢慢道来。在臣说明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能坐得起马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不是王公贵族，至少也是有身份的人吧。”
孙叔敖说：“大王所言极是。正因为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而有失身份。所以臣建议加高门槛，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听后大喜，说道：“爱卿的方法真是巧妙啊!”
之后，楚庄王就下令，让人们把自家的门槛都加高。这样过了半年，那些乘车的人因为极不方便，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作为大孝子，许世友对母亲的孝敬是出了名的。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许世友在撤离苏区时，冒着生死夜里潜回家中与老母告别，被闻讯而来的敌人包围。许母凛然大义，督促儿子不要管他，赶快离开。许世友含泪别母，施展飞檐走壁轻功，从两堵墙的狭小夹缝中一跃而出，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再一个例子是。许世友离开家乡28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曾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双腿哭着说：“娘啊，我生前不能为您尽孝，死后一定要埋在您的身边，为您守坟！”当时在场的乡亲们和身边随行人员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解放后，为了不让年事已高，又过不惯城里生活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许世友重任在肩、军务繁忙，不能回乡侍奉，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让儿子许光代其尽孝，遂将其调回新县家乡工作。
对于许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在海军13年，留在部队前程是锦，回家乡工作，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人生。但为了父亲全身心投入国防事业，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许光以大局为重，毅然服从父亲的决定：替父尽孝，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回家那天，许世友将军摆了一桌菜，叫上家里的工作人员，给许光送行。许世友那天含着泪对许光说：“大安，你是我的好儿子！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许光原名许大安，后许世友将军将其改为许光）。很多年后，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有一集还专门反映了这件事。
调回新县后，许光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陪在奶奶身边，精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给父亲写信汇报奶奶的身体状况、给奶奶读将军的回信……半年多后老人临终时，许世友将军正在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指挥备战，没有时间回老家，又是许光替父亲给奶奶送终。许光替父行孝，做出了个人的重大牺牲，不仅发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爱党爱国，体现了对国家和军队的一种深深热爱与无私付出，是更高层次的忠诚，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博大情怀
许光替父尽孝完成后，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父亲，许世友完全可以让儿子再回到作战部队，这也不算违反规定。当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将军也提出让许光再回到部队。可是许家父子俩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与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对父老乡亲有着更多的情和爱。作为许光，他还要完成父亲的另一个重托。
1979年和1980年，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长子许光写了亲笔信，立下土葬遗嘱。1979年10月22日信中说：“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钱是为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并让秘书告诉许光：“要本着节约的精神，不要花钱太多”。1980年11月16日许世友又给许光邮去二百元钱做棺材，并在信中叮嘱：“棺材不要做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做的棺材要差一些才行，防止人家提意见。做的太好了，老百姓看到会讲话的。”许世友将军病重期间，又亲口告诉许光：“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前没有尽孝道，死后想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不知是不是能如愿？”许世友将军逝世后，许光不负父亲重托，及时通过组织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许世友将军回故乡安葬事宜，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许世友将军还乡土葬，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许世友将军魂归故里，葬在母亲坟墓旁边，实现了“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的心愿，得以含笑于九泉。
阅读许世友的回忆录，观察许光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们父子都有一颗赤子之心，都始终把精忠报国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不忘为亲人尽孝。许光替父尽孝说到底也是为了父亲更好的精忠报国；终生不离故土，既是要完成父亲死后葬在母亲身边的遗愿，为父亲尽孝，更是要报答父老乡亲。他们的“孝”，是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革命老区千千万万人民的孝。他们在孝敬人民、报答人民方面，更加赤胆忠诚，更加尽心尽力。
许世友的家乡河南省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首府所在地，革命低潮时期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为了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先后献出了5.5 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作为幸存的红军将领，许世友对乡亲们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刻骨铭心。他曾多次对部下讲到要珍惜革命成果，要发扬光荣传统，要报答人民的恩情。
为了解决老区人民的电力、交通、水利问题，许世友曾给河南省委领导写过信，也曾给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是许世友身居要位，担负重任，不能回乡直接报答父老乡亲，就把儿子许光送回家乡，既是让他替父行孝——照顾年迈的老人，更是为老区人民“尽孝”，许世友可以通过儿子了解更多真实情况，更好地为老区人民服务。
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环境中长大的许光，对老区人民充满感情、对他亲眼看到牺牲的无数先烈充满怀念。回乡服务老区人民、服务成千上万烈士们的家庭，也是他自己的意愿。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许光对父亲的决定十分赞成，对回乡行孝毫无怨言，对扎根老区坚定不移。
许光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精心照料奶奶的同时，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了对老区人民大孝大爱，无微不至地关爱地方上生活困难的老红军，累计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近10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霜养老送终。用许光自己的话说：“父亲让我回来，不仅仅是要让我对奶奶尽好孝道，更要对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区人民尽好孝道！”
许光回到家乡后，从没为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儿女亲戚的任何事情求过身居要职的父亲，但为了家乡的修路、水利、教育等事情，多次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写信，许世友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事”，每次都很认真对待。如果父子间没有这样的约定和默契，谨慎的许光敢这样做么，正直的许世友能让他这样做么。
看看许光回到家乡的种种“行孝”之举，我们会更加理解和敬佩这对传奇父子为人民奉献的大爱，付出的真情。
原新县常务副县长韩文定介绍说，许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解决县里的“通话”和“通电”等难题，曾四处奔波，多次到地区、省里反映情况，为全县基础设施建设立下了大功。
1969年春，许光负责筹建新县千斤乡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没有道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背扛，就连几顿重的水泥杆也是靠人一步一步搬到山顶。许光不顾环境恶劣和条件艰苦，带领工人连续施工300多天，最终改变了古老的通话模式。一些新县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新县的经济建设十分落后，基本上是“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根烟功夫逛全城”，要不是许光当年带领民兵架设了3.5万伏的高压线路，现在的县城还不知道落后成什么样子！
1982年，许光任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即将达到副团职军官最高服役年限时，河南省军区准备提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但是许光主动提出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把机会让给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几个月后他就申请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放弃提升、宁愿转业也不离开家乡，如果没有扎根老区的坚定信念，很难解释许光这样的举动。
有一个细节也许是这对传奇父子的巧合：80岁的许世友将军在临终时最关心的还是老区的建设，老区人民的幸福，叮嘱不要忘了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2012年8月，王树声大将的女儿王宇宏代表家人前来看望病重的84岁的许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许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儿女们的将来，而与王宇宏谈的更多的却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话题。
斯人已去，高风永存。只有从大忠大孝、大仁大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对传奇父子的传奇人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这种“共产党人对用热血和生命支持过他们的老区人民深情报答”的高尚行为，才能真正懂得他们赤诚回报“红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浙江椒江市有个青年农民叫陈江辉，才30出头年纪，就已经有了15年发明史了。他15岁那年，因为家里穷，父母有病，只好中途退学，回乡劳动。在一般人看来，他这一辈子也就是种田了。可他想，种田也要种出个名堂。自己从小脑子灵，为什么不能搞一些发明创造，为乡亲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呢？
于是，他每天白天劳动，晚上看书学习，琢磨搞些小发明。一开始，难免失败。有一次因为买材料欠了债还不上，被人家送到公安局，当作“诈骗犯”进了收容所。可他不灰心，又去杭州向专家求教，没钱买书就借书读，自学了高中和部分大学的课程。
几年后，他终于做出了成绩，发明了暗码保险锁、医用红外线感应控制器等许多物件。尤其是农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首批生产就被抢购一空。他发明的“陈氏气管炎根治药”等，经中外专家鉴定，获得了国家专利。截止到1992年，他发明近百项，有16项获得国家正式发明权，被评为浙江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一个农村穷孩子，靠自己的努力，成了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发明家了。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梅兰芳把京剧推向世界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京剧又是我国戏曲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种。梅兰芳从小学戏，靠勤学苦练和勇于实践，很早就成了名，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他不但艺术精湛，而且有爱国思想，立志要把京剧介绍给外国，在世界上宣传中国传统艺术。
1919年以后，梅兰芳先后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访问并演出。他以精采的表演和东方人的气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热烈欢迎。许多外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戏曲的表演，非常新奇。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和梅兰芳会面，结成好友，对中国戏曲给予很高评价。国外有些人还把中国戏曲艺术和欧洲戏剧两个流派称为世界戏剧三大体系。梅兰芳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梅兰芳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日本人要求这位世界驰名的中国演员出来演出，好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梅兰芳拒绝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留起了胡须。因为他是旦角演员，留胡子意味着将不再登台表演。为了祖国的荣誉，他宁愿割舍了艺术生命。这一爱国行为，受到了普遍赞扬，为中国人争了气。
家在福建龙岩的邓云，4岁那年跟着妈妈到印度尼西亚，投靠在那里谋生的爸爸。他身在异国，心却忘不了祖国和家乡。1949年10月1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听到国歌庄严的旋律，心情振奋，感到祖国在召唤自己。“我是中国人啊！那才是我的家！”他想。
邓云毅然舍弃优越的生活和父亲要传给他的家产，回到了国内，上了大学，参了军。不料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虽然当了外语教员，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回国30年，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苦闷极了。
远在国外的父亲知道了，让他出国去继承家产，他却拒绝了。他说：“我受屈的时候，身边有那么多好人关心我。有一次我干活又累又饿，生产队的书记过来叫我去帮他写信，可到了他家，他拿了四个菜团子给我吃，根本没写信……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祖国的温暖、人民的可爱，坚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不想离开这里。嫌弃祖国的落后，去享受异国的繁荣，这是乞丐的耻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民族！”
邓云说得多好啊！他是把个人的委屈化在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之中了。
粟裕
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 ①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可他们偏偏都上不了朝鲜战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先后前往苏联治病，另请老将彭德怀出马。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一个“平型关大捷”，为主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露了脸，威名天下扬。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发来贺电：“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一个打了韦岗处女战，大长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志气，威震大江南北。蒋委员长又只好字斟句酌，驰电嘉奖：“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蒋介石也将曾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他们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踏实多了；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概也会少不少白发。
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一个虽然是东北局书记、野战军司令员，却对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过问，被老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一个虽然只是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却被毛泽东明令负责战役指挥，掌管全军征战事宜，被老搭档陈毅称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
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时，会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① 粟裕虽不这么直白“无礼”，但也一身“牛”脾气，“犟”得很。毛泽东屡次三番叫他过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胆直陈”，不到黄河心不死。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员谢伟才，为拍摄影片《淮海战役》，登门造访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动作”，以便让观众过目不忘。 楚青说没有。一位秘书说，粟司令员有时候把椅子倒过来骑坐，双手趴在椅背上。 这当然是开国将帅群里一个极为难得的“特殊动作”，但影片《辽沈战役》拍摄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虽然粟裕实有其事，但艺术上雷同却不可取，谢伟才只好忍痛放弃，嗟叹不已。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 ①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一个是他的确肯动脑，会打仗。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 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②。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②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 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①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粟裕还在继续创造经典。 在林彪的辽沈战役前，他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之战，有如钱塘江潮，一浪高过一浪，无不令世人震惊，也令行家里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战役收官时，林彪的钦佩越发溢于言表。 蒋介石用以“救火”的统帅级别爱将杜聿明，曾重返东北巧施妙计，接走了国军万余劲旅，转运其他战场，使辽沈战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林彪还叫毛泽东给狠批了一顿。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又企图故技重施，准备在粟裕面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万蒋校长最后的嫡系精锐，却被粟裕围成了瓮中之鳖，丝毫动弹不得，最后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阶下之囚。 林彪向刘亚楼索要淮海战役的资料，刘亚楼却还没来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脸不快地责备起来。刘亚楼很有些不解，笑着问道：“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回答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②
林彪的这些分析，可谓知己知彼，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粟裕当时听到了林彪的这番宏论，大概也有一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慨了。
事实上，他对林彪也是钦佩的。
毛泽东将台湾战役交给他之后，粟裕考虑到参战部队不仅是三野全军，还有其他野战军四个军的部队，又将影响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局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派刘伯承或者林彪来主持战役，自己则作为华东战区的军事主官全力协助。
尽管毛泽东未曾答应，继续要他全权负责，但也能看出在他心里，林彪与刘伯承一道，是全党之内他最为敬重的两位军事大家。
辛弃疾有写孙权的一句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说普天之下，孙权的对手只有曹操与刘备。粟裕似乎也可以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林刘”了。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
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
他先宽慰粟裕，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
粟裕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这一点，比粟裕进入中央要早，洞悉许多内情的林彪也是相当清楚的。
粟裕还向林彪解释说，自从1932年离开红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
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
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这个时候，粟裕也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鬼都不上门”，头上戴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里通外国”两顶高帽子，“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一职被解除，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还找他谈话，不许他接触部队了。
患难见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的确有上古侠义之风，与当年登门拜访门前寥落的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粟裕也视之为可以交心的人，说了许多平日里从不提及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今非昔比，因为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主持人，粟裕将这些他过去虽
然担任总参谋长要职，却不能尽兴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气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粟裕，寒暄之后，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①。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条是“争夺军队权限”。 起因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六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但说没有必要，还认为粟裕别有用心，“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②。 1962年6月，粟裕又将自己这个思路重新提出来，请叶剑英转给林彪与中央军委。 林彪从战备需要出发，很赞许粟裕的观点，因此很快就建立了这种部队。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以后，担任的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没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压抑。极少舞文弄墨的他，闲极无聊，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在1964年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 诗风沉闷抑郁，有当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影子，透着一个统帅多年置于无用武之地的悲凉。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 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 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 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 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
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倨嫱镜暮米鞣纭Ｎ艺飧鋈耍?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乡）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杨父昌济（又名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后下落不明）。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1997年，廖仲恺从美国旧金山陪同母亲回到祖国。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使他一心想着寻求救国道路，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讲，非常佩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并且兼管财政，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广东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担任财政部次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
1922年6月，他被叛将陈炯明逮捕囚禁，后经夫人何香凝多方营救，8月获释。此后他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会谈。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要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付诸实施。1925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将他暗杀了。
一、一纸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这种事情作为其他统帅如果有一次的话，可以骄傲一辈子，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属于茶余饭后顺手办的一桩小事，因为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中共方面自己都从来没有宣扬过。
二、炮击金门支援中东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30分，炮击金门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几夜没睡好觉，他和整个世界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20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
1、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
2、打击蒋帮的嚣张气焰，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
3、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三、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工作人员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
四、氢弹平边境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4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２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五、预测核武器十年成功。
1956年，毛泽东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果然，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1966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刚好十年。
1942年1月27日，正当德国法西斯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一位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在1941年12月下旬，被德寇绞死的事。
这位姑娘当时只有十八岁，她的真名叫卓娅，1923年9月13日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中。1941年11月，她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他们在公路上埋地雷，炸毁敌人的汽车，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放火烧了敌人的马厩和住房。可是，在另一次烧马厩的时候，她不幸被捕了。
在敌人审讯的时候，她自称叫丹娘。敌人问：“你是谁?”
她说：“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以后，敌人追问她是谁派来的，同伴是谁。可是，她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不告诉你。”
“不说。”
四个德国兵用皮带毒打她，一连打了200下，她始终没有发出呼疼的声音，回答仍旧是“不”，“不说”。
夜里，敌人把剥去外衣的卓娅赶到室外，强迫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可是，他们仍旧不能从卓娅那里问出什么东西。
失败了的敌人在村子里的广场上立起绞架，驱赶居民来看他们绞死这位“纵火犯”。卓娅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声喊道：“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她转身对着行刑的德军说：“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2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兵士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当刽子手扯紧绳子的时候，卓娅还用双手挣松绳套，全力喊道：“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
卓娅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这位十八岁的姑娘，不愧是真正的英雄，她才是胜利者，而那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只不过是一群凶猛的野兽。卓娅有的是正义和真理，这是任何暴力都消灭不了的。
卓娅从小就学习英雄的高贵品质。还在她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区里的共产党员被富豪杀害的事。在农村俱乐部里，卓娅跟着大人一起唱道：
“黑夜过去了。
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早晨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
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稍微大一点，她就从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小说中读到了许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少先队的篝火晚会上，卓娅听夏伯阳师团的老战士讲述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在卓娅喜爱的书籍中，有一本叫《国内战争的女性》。卓娅曾经给全家朗读其中的《丹娘·索罗玛哈传略》。丹娘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内战时期参加了赤卫军，1918年11月，她生了伤寒病，被白军抓去，受尽了严刑拷打，但是丹娘没有恐惧，也没有求饶。她对着警察巡官说：“你们可以尽情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有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会回来!”
当敌人要杀死她的时候，她对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永别了，同志们!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地上!苏维埃快来到了!”
这位女英雄的事迹深深地刻在卓娅的心上了，所以，她在被捕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称为丹娘。
卓娅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把其中的一段名言抄在日记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她用自己短短的生命实践了这一段话。所以，人们就把这一段话刻在卓娅的墓碑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俩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
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的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是她们却被敌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为弘扬八女先烈的精神，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冷云一家
冷云与吉乃臣一同到抗联后，真的结为夫妻。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个女孩，丈夫却已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西征前，她强忍悲痛，把仅两个月的女儿送给依兰县土城子的一对朝鲜夫妇抚养。解放后，战友们曾去寻找烈士遗孤，却已不见那对夫妇，在战乱的年代中也许已死，也许回到朝鲜，也许迁移他乡了。今天如果那个女儿还活着，也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
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 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
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他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他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著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刋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岳飞是古代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烧杀抢掠，遭到宋朝的反抗。从小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有一年，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长江一带交战，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今南京)。不久，他又率军收复了湖北河南一部分失地，大大鼓舞了宋朝军民。可是皇帝宋高宗和奸臣秦桧一心想求和，竟答应向金国称儿称臣，每年进贡，换取可怜的“和平”。岳飞坚决反对，上书皇帝说：和议不可靠，金人不可信，我请求率军北伐，收复失地。
不久，金国果然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进行反击，直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今开封)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wūzhu)哀叹说，这是开仗以来，最惨的败仗啊。他只好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现在，国际上文化体育交往特别多。有些运动员和演员在国际比赛和表演中取得了好成绩，得了奖。他们取得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那些心中有祖国的人获得了人们真正的敬意。
50年代，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国内，成为国家队成员。他决心为中国夺取世界冠军，所以训练很刻苦。他常对人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拼搏，争取胜利。1959年，他终于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了对手，为祖国获得了第一个个人世界冠军。然而他还不满足，继续拼搏，后来又为中国第一次取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贡献。当了教练之后，他又率领中国女队第一次取得了团体冠军。这“三个第一”，生动地体现了这位体坛名将为国争光的巨大热情。
羽毛球运动员侯加昌是印尼华侨，球艺十分高超，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可他为发展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回到了祖国。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联的成员，不能参加世界级比赛，侯加昌也就失去了当世界冠军的机会。然而他一心培养青年选手，使他们一个个成了世界冠军。他被称为“无冕之王”，同样为国争了光，受到人们的尊敬。
还有参加国际军事体育比赛的部队选手，克服重重困难，不怕受伤吃苦，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冠军。在1992年，他们又囊括了男女团体、男女个人全部四枚金牌，创造了辉煌的成绩，震惊了国际军事体坛。虽然他们很少被人们提起和被新闻记者注意，可他们为壮国威壮军威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出生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他14岁时只身投奔湘军，4年后脱离旧军队，到长沙粤汉铁路湘局当铁路工人，并在此结识了正在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3月，随校并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期间，他曾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1924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1925年2月，陈赓随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宣传队长。10月，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第一师第四团任连长，后调任蒋介石护卫连连长。华阳战役中，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了险境。东征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特调到身边任侍从参谋。
一天，陈赓从蒋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花名册，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向蒋辞行。蒋竭力挽留，但却坚决要他脱离共产党。然而，陈赓去意已定，蒋介石大失所望，恼怒地说：“你走吧！你只能当你的连长！你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1926年9月，陈赓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2月回国，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并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7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决裂，陈赓随周恩来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会昌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与部队失散。后来，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傅连樟院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他腿上的烂肉挂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来。之后，陈赓经香港到达上海，驻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在宋庆龄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疗下，他多处负伤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陈赓伤未痊愈，就被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在这期间，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遣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从敌特机关内部发展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报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图谋。他还指挥特科红队，惩处了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9月，陈赓离开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任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1月，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攻克黄安。此后，陈赓挥师一路打到潢光，四战四捷，歼敌6万多，显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战斗中，陈赓右腿受了重伤，于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疗。
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严重得多的腿伤。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7年7月，毛泽东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毛泽东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
，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代康
2001年2月14日于海口
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兵有六十多万，在太平军的冲击下损失惨重，集结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也只能采取守势。这样，清政府不得不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地主武装——团练身上。曾国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起家发迹的。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在京城做到了礼部侍郎，二品高官。公元1852年，他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不久咸丰帝就下达了要求各地在籍官员督办团练的诏令。曾国藩的做法与其他大臣不同，他的目的不在于组织地方性的民团，而是着手于建立一支新军。这支军队全由湖南人组成，湖南简称湘，所以被称为“湘军”。
曾国藩以他的亲友、师生、同乡为骨干，招募朴实、也都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民当兵。湘军的饷银比绿营兵高出一倍，内部实行家长式管理，下一级由上一级挑选和指挥，最后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利用团练大臣的地位，取得了脱离于地方的司法权，在组织和整肃湘军的过程中，就擅自处决了二百多人，被人称为“曾剃头”。他借着督办团练的机会，截留朝廷过往的赋税、饷银，私自卖官、开征，用来购买了一千多门洋炮，置办了三百余艘战船。一年之间，湘军陆营、水营兵力达到一万七千余人。
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的进击下，绿营兵节节败退，清政府一再下令湘军增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愿轻易冒险，一边抗旨拖延，一边加紧了湘军的军事训练。公元1853年底，太平军攻克湖北黄州，咸丰帝不得不亲笔写信给曾国藩，说，已经火烧眉毛了，要他“激发天良”，出兵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感到军事准备已经完成，这才同意出境作战。从此后，湘军就成了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手。
湘军虽然挽回了局部战场的颓势，但也受到了太平军沉重的打击。公元1854年4月，太平军在长沙附近的靖港大败湘军，曾国藩羞愤之下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一年后在江西湖口，石达开又沉重打击湘军水师，曾国藩眼看将被俘虏，又一次投水自尽，被捞起后逃回南昌城中，还特地写了遗嘱。只因西征军取胜后，奉调回师天京参加攻打江南大营的作战，才使曾国藩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然而，太平军在大好的军事形势下，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内讧。公元1856年，东王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令洪秀全下跪，逼他加封自己同为“万岁”。洪秀全秘密召回韦昌辉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后来又被洪秀全诛杀。在这场自相残杀的“天京之变”中，有两万名太平军战士死去。石达开在全家被害、又处处受到排挤的情况下，负气带领主力部队十万人出走西南，先后转战七省，终被清军消灭。
“天京之变”不仅给了湘军喘息和重整的机会，而且改变了各战场的力量对比。曾国藩乘势攻占了安庆，打开了通往天京的门户。他让弟弟曾国荃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李鸿章从上海进犯苏南，三面合击，围困天京达两年之久。公元1864年7月，湘军用炸药炸开城墙，攻入天京。守城的太平军虽然因为长期饥饿而奄奄一息，仍然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天京沦陷后，太平天国的余部还在江南各省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被誉为“中兴名臣”，博得清朝和帝国主义者一片赞赏声。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历史教训，为了避免朝廷疑忌，于是主动将十二万人的湘军逐步遣散，由旗兵南下接防。但他的势力和影响，已经非常大。仅仅在他的幕僚中，担任总督、巡抚以上高官的就有二十六人，其中包括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重臣。“湘军系”成为清朝统治阶层中的一个重要政治集团。
毛泽东和陈毅
毛泽东和陈毅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从1928年4月28日两人第一次相见开始，直至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在这长达44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共同伴随着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走过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光辉的征程，结下了性格反差之大、却又是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本书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与陈毅在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世界。本文选自此书第六章，讲述在抗战胜利后发起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前后，陈毅与粟裕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如何从实际出发，最后圆满解决问题的经过。
毛泽东的南线出击计划
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
这年年初，战火还弥漫着中国的天空。随着1月13日停战、政协各项决议的通过、整军方案的达成，人们觉得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了。人们期待着和平，也盼望着和平，但是，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又挑起新的全面内战的战火。在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个从力争和平、准备蒋介石大打到以打促进和平的变化过程。
6月19日，即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一周，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观察今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将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介石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这一电报精神与以往已有所不同，其重点是要在“六个月内外时间”争取我军的胜利，以实现和平前途。
毛泽东为什么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可以决定战争胜负呢？中共中央在两天以后，即6月21日的一份电报中作了说明:“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们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对战争形势的这种分析判断，必然影响到对战略计划的制定。6月22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
这个计划是在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太行解放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同时，要求集中野战军主力以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作战，并考虑在形势有利时，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南渡淮南，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完全是一种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6月2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一封电报中，又进一步扩大南线出击作战计划的规模，即由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外线出击，扩大为华中野战军参加的南线三军主力外线出击。
毛泽东在6月22日、24日电报中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当年是绝密的，开始只限于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和舒同五人知道，
电报并未发给粟裕所在的华中野战军。但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给华中局发了一份电报，指出:“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四分区是津浦路西地区），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移淮南进攻。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在解放战争初期，是不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围绕这一作战计划，陈毅和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也正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南线出击的作战计划。 陈毅对毛泽东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是竭诚拥护，坚决执行的。当他接到毛泽东6月22日的电报后，次日即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6月27日，陈毅又以华东局的名义给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发了一份电报，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外，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队及五旅、十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当粟裕接到毛泽东6月26日的电报和陈毅6月27日的电报时，正在苏中前线指挥作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南下作战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给中央军委和陈毅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粟裕发出此电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一致赞同粟裕的建议。6月29日，他们四人联名又给中央军委、陈毅发了一份电报:“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因此，他们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陈毅拒绝了粟裕在6月27日电和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在29日电中提出的建议。30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并复电华中分局:“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四旅不能调淮南。” 陈毅坚持南线出击战略 毛泽东对粟裕6月27日的电报极其重视。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28日）复电华中野战军,指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30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野战军:“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同时，陈毅也于6月30日收到了毛泽东的一份电报:“华中29日酉（时）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 ？望告。” 7月4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了“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粟裕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 就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发起的这一天，毛泽东给陈毅等人发了一份电报，指出:“鲁南大军（即山东野战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指陈毅部）豫北（指刘邓部）主力计入战争，最为有利”。可见，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推迟了南线外线作战计划的实施。 但是，这时的陈毅鉴于敌军即将大举进攻苏皖，还是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7月14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实践中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说。当日，宣泰战斗结束，歼敌两个团。这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的来电，告诉粟裕华中野战军仍应在苏中内线继续歼灭敌人。 苏中战役的第二个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继续向苏中增调兵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7月25日，粟裕向陈毅、华中军区并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粟裕这个提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可是从实质上看，是华中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苏中还是在淮南的问题，涉及华中野战军是坚持仍在苏中内线歼灭敌人还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线南段进行外线出击的问题。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达到淮北，他接到粟裕这个电报感到问题重大，他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山东、华中、晋冀鲁豫三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的五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陈毅的这一复示，8月1日，他在一份电报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立即在当天下午报告中共中央:“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一个要“西移”，一个要“东调”，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在接到陈毅的电报后，回电陈毅，没明确同意陈毅提出的要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的建议，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只不过提出华中野战军如能在8月内歼灭两个旅，就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然后再转至淮南作战。8月5日，粟裕复电中共中央并陈毅等人，指出:“我坚决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8月7日7时，粟裕又给陈毅和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再次说明要求五旅东调的理由是: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 ，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九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五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回电粟裕，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供粟裕选择: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八月五日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正在此时，毛泽东又接到粟裕的一份电报，报告“五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8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并告陈毅:“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裕）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可是，8月8日陈毅又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发了一份电报，继续坚持南线三大主力外线出击作战计划。12日，毛泽东在复陈毅的电报中说:“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裕）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13日，在给粟裕的电报中说:“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你们如能彻底粉碎华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在这期间，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相反，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说服了陈毅。8月13日，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动机，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陈毅和粟裕之间的一场争论到此结束了。 9月19日，当华中野战军北上苏北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后，陈毅对他和粟裕之间的这一争论，在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商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毛泽东对陈毅仍然表示了极大的信赖。 东汉时期，有个叫马援的军人，人称伏波将军。他为国征战，立下不少战功，得到很多封赏。可他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他打了胜仗回来，许多官员和朋友来迎接他。有人还说了赞扬他的话。马援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希望你说些对我有帮助的话。我功劳小，而得到的奖赏太多，我心不安呀！现在北方外敌不断来侵扰，我要请求朝廷派我去出征讨伐！”
“可你刚打完仗回来，应该休养一下才是，怎么能马上又出征呢？”朋友们说。
“不！”马援口气十分坚决，“我认为，男儿应该死在边野战场上，用战马的皮裹着尸体回来安葬。怎么能贪图享乐，整天和妻子儿女难舍难分呢？”
“好！献身疆场，马革裹尸还，这才是大丈夫的归宿啊！”朋友们敬佩地说。
马援60多岁的时候，还领兵出征。他说：“我常怕自己不能为国而死。这次出征，即使战死，也心安了。”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在前线得了重病，死在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后来的人们赞赏马援，也常用“马革裹尸”来表达男儿为国尽忠的壮志。
霍去病是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儒的非婚生子，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朝的大将军。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屡为边患。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的侵略进行反击。元朔六年(前123)，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获匈奴2000余人，战功冠于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与匈奴军的战斗中，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名将，曾下令给他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名言，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代理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大革命洪流中，他亲眼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共产党员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虽然未获成功，但他由衷地感到，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中国革命的火种。在南昌起义军南下的路上，由周恩来和李一氓同志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抗战。海外赤子郭沫若心急如火，恨不能一下飞回祖国，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他不顾身边的5个孩子和日籍妻子，独自一人暗暗地进行着回国的准备。
7月25日，他给妻儿留下别言，悄悄离家去东京乘船回国。回国不乆，他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文化界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
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
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
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
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
在我的民族中，
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
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
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
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
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
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
当掌声把中国的旗帜送上蓝天，
我希望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刘胡兰只活了15岁，但她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打小起，贫苦出身的她就爱憎分明，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因为表现突出，她14岁就当上了区妇女干事，还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预备党员。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刘胡兰回云周西村领导工作。其间，刘胡兰曾配合武工队员，将该地大恶霸石佩怀处死，赢得了老百姓交口称赞，也惹怒了反动派。为了报复，反动派率军突袭云周西村。上级命令刘胡兰转移，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群众和党员转移，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有人叛变了，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反动派抓到刘胡兰后，实施了种种威逼利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反动派把刘胡兰带到了铡刀面前，当着她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杀了。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胡兰却异常镇静，怒喝道：“我咋个死法？”在反动派说出“一个样”后，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了声“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便来到铡刀旁，毫不畏惧地躺在铡刀下。
就这样，年仅15岁的刘胡兰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47年春天，毛主席听完刘胡兰的事迹，感动地挥毫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高度赞扬这个年纪很小的大英雄——刘胡兰。
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
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却感到吃惊。
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
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
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
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竟是这样的嘴脸啊!
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
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
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
司令部的军官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
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
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
军官们你看我，我看你，几乎突然哑巴了。
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
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还是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
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
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他的脑袋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对出入的人盘查加紧。
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
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在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
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
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
他没落座，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
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
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
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应，大家纷纷走出。
实际上，许多人心中并不平静。
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
徐向前回
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抽烟。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⑴
中原战场举行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与顾祝同指挥的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展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是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以来，敌我主力在中原战场的首次交锋。是我军经过几个月中原逐鹿的艰苦奋战后，终于打开外线战局的关键一仗。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至1948年1月基本实现了进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任务。但是，国民党军当时在中原战场仍占据较大优势，敌我双方呈现出胶着僵持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对峙局面，将我军的战略进攻继续推向新的胜利，成了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
1948年1月底以后，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作了通盘调整，将12个步兵纵队划分为4个野战兵团，分别赋予不同任务，分开在4个地区机动作战。第1兵团以1纵、4纵、6纵组成，由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亦称粟兵团。主要任务是：准备进行两个月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将战争继续引向国统区的远后方。军委指出：这第二次跃进，“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⑵第2兵团以7纵、9纵、13纵组成，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该兵团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主要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第3兵团以3纵、8纵、10纵组成，陈士榘兼任司令员，唐亮任政委，亦称陈唐兵团，主要任务是在中原地区配合刘邓、陈谢两军机动歼敌。第4兵团以2纵、11纵、12纵组成，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主要担负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
中央要求粟兵团南渡长江，实施第二次跃进，主要原因是中原之敌过于集中，我军暂无好的歼敌机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动敌人，使敌人再度分散，以造成我军打歼灭战的条件。中央在2月7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刘邓统一指挥外线各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强调指出：“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⑶所以，粟兵团南渡长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以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为目的的手段。中央这一决策本身，隐含着一种“例外”：如果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局，那么“粟兵团南渡长江”的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粟兵团南渡长江未必就一定能分散敌人，创造出好的歼敌机会。这就为中央接受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实施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3月初，粟兵团奉命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补充，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间，粟裕一面指挥部队休整，进行各项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一面密切关注着中原战局的发展。这位年仅41岁的我军高级指挥员，身经百战，经历过各种战争环境的考验，尤其是1934年与寻淮舟等率红7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和抗战后期率新四军一部南下执行开辟苏皖新区的任务。这两次亲身经历使粟裕深刻认识到大兵团远离后方，到敌占区作战的艰难。经过1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而大量歼灭敌人则是对目前中原战局的最大帮助，是发展我军战略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4月18日，粟裕在分析了分兵渡江与暂留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后，“斗胆”向中央军委“直呈”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而继续留在中原作战，集中中原我军主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又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内容相似的电报，刘邓在电报中表示：在粟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还是“迟出几个月为好”，让其“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大军自挺进大别山以来，一直经历着无后方作战，深知无后方作战的艰难，因而在这方面也最有发言权。所以，粟裕在向中央“斗胆直呈”之前首先说服了陈毅，并将自己的意见电告了刘邓，得到华东局和中原局几位领导的支持。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建议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5月初，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城南庄会议决策，中央接受了粟裕兵团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的建议，并决定陈毅调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代理华野司令员和政委之职。不过，中央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要粟部渡江南下的计划，而是要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各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寻歼邱清泉第5军等部为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6至12个旅，开辟渡江道路，完成渡江准备。⑷
邱清泉的第5军，是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后，蒋介石在关内的两支精锐主力之一(另一个是胡琏的整编11师，即原第18军)。该军组建于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第12旅团，为第5军及军长杜聿明赢得了殊荣。1942年后又奉命远征缅甸对日作战，屡建功勋。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5师，改换成全副美式装备，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多次与我军交手，一直未受重大打击。军长邱清泉，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又毕业于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工兵，次年入柏林陆军大学专攻机械化部队战术。抗战中先后就任第200师(第5军前身)副师长、第5军新编22师师长、第5军副军长、军长等职，与第5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就任整编第5师师长，1948年后该师恢复第5军番号，邱再任第5军军长。
此次，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明确要求粟裕兵团以邱清泉第5军为主要歼击对象，表明我军作战指导思想已由“先打弱敌”转变为以主力对敌主力，寻求与敌决战。5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首长，更加明确地指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5军，只要5军被歼灭，便集中了最大力量歼灭18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⑸
5月23日，陈唐兵团主力3纵、8纵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调动了邱清泉兵团及整编75师随之南下向太康急进。30日，粟裕率1纵、4纵、6纵及两广和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31日，由各部抽调组成的渡江先遣纵队随主力南渡黄河后，即准备伺机渡江南进。
粟裕率华野外线主力南渡黄河后，蒋介石立即令邱清泉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又令第4绥靖区刘汝明等部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由于敌第5军先我到达成武、曹县地区，粟裕当即决定全军改以战备姿态进到定陶、金乡外围集结，休息3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6月3日，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3天，而是休息半月，主力不要用于打小仗，等候刘邓对第5绥区张轸部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⑹
6月13日，粟裕、张震致电军委，提出分三步歼灭75师、5军和83师的计划，并表示：“决于16日晚完成对75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5军战役。”这时，顾祝同已自苏北地区调来整编83师、25师、72师及63师1个旅到达鲁西南，企图与我决战。介于敌情已变，粟裕于次日即致电陈唐并报军委，决定放弃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由陈唐兵团突然奔袭开封，吸敌回援，于运动中歼灭援敌等预案。⑺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张秉贵(1918～1987)，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我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以前，糖果柜前面经常很热闹，人们带着欣赏和钦佩的目光看着一位老售货员抓糖、称糖、包糖。只见这位头发花白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每一分钟都跟打仗似的全力以赴，眼、耳、口、手、脑这五部“机器”同时开动，不停地抓糖、过磅、包包儿，打捆儿，同时用心算代替算盘。尽管买糖的人很多，他从不让人多等，顾客开口要多少，他一声“好了”，往往一抓一个准，手跟台称一样准。遇有老弱病残的顾客，他及时给予照顾，还谆谆关照，热情胜似家人;对顾客的要求，他认真倾听，最大限度地给予满足;对顾客的询问，他耐心地解答，有问必答。
他就是老模范张秉贵，他的热情、周到、过硬的服务水准连外国人也经常前去观摩。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
张秉贵站了50年柜台，把一生的年华都服务给了三尺柜台，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顾客身上。为了顾客，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为了顾客，他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做有心人的结果，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商品知识，为顾客服务起来就更周到。比如，肝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糖分，患肝病的顾客买糖，张秉贵就介绍含糖分多，对肝病有好处的水果糖;气管炎患者经常咳嗽，需要润肺，他就介绍冰糖;对消化不良的顾客，他就推荐柠檬糖。他把顾客个个当成自己的亲人，做到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张秉贵不仅自己热情似火，技术过硬，还积极鼓励青年售货员练习基本功。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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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着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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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XX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1913年8月，周希汉出生在麻城县周家坳。他的父亲叫周祁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时暴病夭折了。不久，妻子也贫病交加，不治而亡。
几年后，周祁耀才“疗”好伤，续弦娶了李氏；然后，夫妇俩租种了本村地主的几亩山坡地，早起晚睡，不分白天黑夜干起来了，可是劳作一年，还是难得肚子饱。脑筋活络的周祁耀不甘心，在农闲时，又干起了打铁的行当，有时，他还借点小本钱，贩卖小猪，结果，在他的折腾下，家境竟然渐渐有了好转。可是，周祁耀美中不足、也是他最大的烦恼，就是从他往上祖宗三代都是单传，上一个儿子又死了，李氏迟迟没有怀孕生育的迹象。
幸好，天道酬人，他整整40岁时，李氏怀孕生育了，并且是个大儿子！
他就是周希汉。
周祁耀在不惑之年有了接后的香火，自然欣喜万分，以后，对这个宝贝独子是宠爱得不得了。
可这个周希汉自幼得到父母的娇惯，渐渐长大，却养成了直率、任性的性格，并且还倔犟得要命，母亲李氏根本“管”他不住，每当儿子调皮捣蛋闯了祸时，她就摇头叹息：“这个孩子太倔犟！”
周祁耀宠爱孩子，更希望儿子有出息，将来能光宗耀祖，夫妇俩节衣缩食，把周希汉送到了私塾读书。谁知周希汉然聪颖过人，读书不错，却处处不肯低头服软。一次他调皮捣蛋犯了事，先生叫他跪下，他硬是不从，先生一逼急，结果，他撒腿就跑出了学堂，从此死不去上学了。他的犟劲一来，就是父母也没办法，结果，11岁的周希汉就这样辍学了，在家里，天天帮着父亲种地、打铁。
湖北是大革命的繁盛之地，1927年冬，14岁的周希汉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麻城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闹得最“凶”。可不久白军来了镇压，凡参加暴动的，不论老人孩子，一律都受到“追究”，周希汉因为参加暴动，结果，家里房子被烧毁，衣物等生活之物也被抢走，周祁耀夫妇只好撇下家业，带着“唯一传承香火”的儿子逃往他乡。可是这一路被追杀，周希汉被追得火气大发，倔犟劲来了，说：“好，你们杀人，你们烧屋，我就为贫苦农民报仇出气，和你们干到底！”于是，他“说到做到”，就要去投奔红军。
这可急坏了周祁耀：“你去当兵，打死了，谁为我们周家传宗接代？不能去！”
“这我不管！”周希汉大声嚷着。
知子莫如父。周祁耀知道儿子这一犟劲犯起来，是谁也拦不住的，两口子愁眉苦脸好几天，终于苦想出了个好办法：用结婚拴住儿子的心。或许他在新鲜的儿女私情中能收拢去当红军的心。于是，1928年春末的一天，周祁耀家鞭炮响个不断，喜庆的唢呐震动四方。
原来，周祁耀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为独生儿子办结婚喜事了。
我们的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负，打败仗，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受尽了屈辱。爱国的人们都为国土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忡忡。有个清朝爱国官员叫黄遵宪，写了一首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寸寸山河寸寸金，■（kuā）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中国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黄遵宪，接连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记事》、《台湾行》等许多诗，记述了战争的过程，歌颂了为国阵亡的英雄，斥责了卖国投降行为。在《台湾行》中，他写道：“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每寸土地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每失去一块土地，就像割去了自己身上的肉。他在和祖国共同受难，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又写道：“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黄遵宪有这样浓厚的爱国情绪，他在外交和改革事业中，才能不畏强敌，发愤图强，为祖国的强盛做出了许多贡献。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断了手的，缺了腿的，陆续在北京街道出现了。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再说，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比较注意人民疾苦。
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１４５７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一个人，一支枪，三颗手雷，竟将美骑二师堵截整整八个小时
１９５１年夏，来自四川江津的志愿军战士谭秉云，在朝鲜战场上陡然成为传奇式的英雄。
那一年的５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利用志愿军前突太猛，战线延伸太长的机会，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猖狂北犯，企图与一支巳突破我军北汉江防线的摩托化部队会合，以斩断江南我军后撤之路。
在东京，麦克阿瑟叼着烟斗骄横地向记者宣称，他正在创造出又一个“仁川登陆”似的辉煌战例，而这一次吃亏的，不是北朝鲜人，而是中国人。战局的确巳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尚在北汉江以南的我军大部队、机关、后勤奉命火速北撤，以免被敌人包了“饺子。敌机疯狂轰炸，江面上无法搭桥，人多舟少，战士们只好就地砍伐树木，用绳子连成长串横置江面，会水的游向北岸，不会水的则抱着圆木，“爬”过北汉江。
为确保南岸我军安全渡江，谭秉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七军某部从东线星夜疾进，赶到金化东南四十公里处的三九０高地，紧急构筑工事，以阻击进犯之敌。他们的任务简单而明白：不惜一切代价，为大部队安全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５月２４日这天傍晚，班长谭秉云带着新战士毛和在三九０高地下面的公路旁边挖好了散兵坑。这地形是谭秉云精心选择的，这一段公路很窄，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山岩。河岸和岩壁都很陡峭，打坏敌人一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很容易被堵塞。作为一班之长,谭秉云深知这次阻击任务的重大意义。赶到三九０高地后，他立带领全班战士到指定地点构筑工事。稍后，他又把其余战士留在山腰上的战壕里打掩护，自己则带着毛和下了公路。谭秉云睁着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公路尽头处的动静。只见远处的天幕上，掠动阒一道道光柱。不一会儿，随着光柱越来越来越近，轰响声也越来越大。有一道光柱穿过前面的一片树林，射到了隐蔽着千军万马的三九0高地上，再从高地移向河面，又突然移到了谭秉云藏身的地方。幸亏他早巳用树枝将自己隐蔽好，敌人看不见他。从树叶的缝隙望出去,光柱一道连着一道，数不清有多少，在公路上不停地晃动，一个个庞然大物从远处疾驰而来。远看，仿佛扭动着一条巨大的铁锁链。公路上尘土冲天，把那一道道光柱也染成了橙黄色。
“班长，看清了吗？有多少辆坦克？”新战士毛和紧张地问。
“还看不清楚，”谭秉云从腰间取下一个手雷递给毛和说道，“我先上，你在这里掩护。”
这时，从轰响的引擎声巳经分辨得出履带的铿锵声，车上的光柱还直直地射到了隐蔽着班里战友的半山腰上。谭秉云离开用树枝遮挡着的散兵坑，在灌木丛中向前爬去。坦克越来越近。谭秉云虽然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但打坦克比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坦克离他不到二十米了，他一动不动；十五米了，他直起身单腿跪地，右手紧握着手雷，左手食指套在插圈里，继续耐心地等待着。
坦克每前进一米，毛和与山腰上的战友们心里就揪紧几分。五米，三米，终于，战友们看见谭秉云手一扬，手雷疾速飞出，成弧线向当头的坦克砸去。“轰！”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团滚烫的气流猛扑到谭秉云脸上。他定睛一看，气人，吃了他一手雷的坦克并没有被打“死”，它的前灯被炸烂了，一边胡乱地打炮，一边继续往前爬，很快便从谭秉云面前驶过去了。谭秉云这一下急了，放它过去，万万不能！他不顾死活地冲上公路，甩开大步猛追坦克，对准它的屁股扔出了第二颗手雷。他还没来得及卧倒，猛烈的爆炸声中，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额头。眼前一黑，他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公路上。
“班长！班长！”毛和飞跑上公路，抱住谭秉云大声叫喊。
谭秉云的眼前糊满了额头上淌下的鲜血，热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用衣袖擦着眼睛、额头，焦急地问：“坦克呢？坦克呢？”
“完啦，坦克巳经报销了！”
一听这话，谭秉云才松了口气。毛和掏出急救包，就往谭秉云头上缠。这时，一串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开。谭秉云一把推开毛和，急声叫道：“快，快打第二辆！打，打！”
他提着枪摇摇晃晃地奔下公路，沿着路边的小沟，向迎面逼近的第二辆坦克冲去。这一动弹，鲜血又从扎紧的绷带里渗了出来，顺着脸颊流淌。谭秉云顾不得抹一下血，靠着还能看见的右眼，将最后一颗手雷向坦克掷去，眼前霎时冲腾起一团巨大的烟火，坦克“吱”地嘶叫了一声，骤然停下了，但马达还在轰轰地响着，炮口还在喷吐着火光。谭秉云一个翻身滚到公路上，端起自动步枪向着坦克扫射。他知道此时自己只有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毛和才有机会靠上前去将坦克收拾掉。果然，敌人转动炮塔，炮弹、机关枪子弹一齐向谭秉云打来。趁这时候，毛和绕到坦克后面扔出手雷，将坦克炸毁。
谭秉云跑上公路，看见后面的一长串坦克正拼命倒车逃跑。这时，毛和突然惊叫起来：“班长，人，人！”谭秉云蓦地回头，看见从巳被炸毁的第二辆坦克顶部钻出来一个美国兵。这家伙真是奇怪，双手下垂，脑袋顾耷拉在胸前，身子却还在蠕动。谭秉云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障眼法，这分明是坦克里的敌人顶出来的一具死尸。谭秉云没等尸体落下来，一把抓住坦克上的凹形铁环登了上去。尸体刚从他身边滑落下来，他端起自动步枪，顺着炮塔顶上的天门盖往里送进去，“嗒嗒嗒嗒”便是一梭子。坦克里发出几声哀嚎，随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谭秉云站在坦克上向南望去，敌人的其它坦克巳经跑得老远了。他回到散兵坑里，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时，才感觉到脑袋重得像磨盘，里面好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在咬，伸手抹抹脸，满手是粘稠的血。绷带巳经没有了，什么时候掉的，他全然不知。毛和单腿跪地，再一次将班长头上的伤口包扎好。
天巳经放亮了，一轮红日从高高的雪岳山后露出脸来。美机开始对三九0高地进行狂轰滥炸，山头上碎石泥块飞溅，浓浓的硝烟尘土铺天盖地笼罩了公路。
毛和巳经被谭秉云派回去要手雷去了，这段与敌最近的公路上只有谭秉云一个人。
这时，一辆篷吉普车从北面疾驰而来吉普车不断地鸣响着喇叭，好像是叫那辆巳被谭秉云打“死”的坦克让开道。谭秉云见车身上涂着醒目的白星徽，驾驶员穿着暗绿色的美军制服，戴着刚盔，估计这一定是前两天突破我军防线的敌人，企图与这支进攻的装甲部队联络。他睁着一只露在绷带外面的眼睛，端起自动步枪，瞄准汽车狠狠地打了一个“快放”。方向盘前面的玻璃碎了，驾驶员猛地歪倒在座位上。
刚才汽车不断地鸣喇叭，倒把谭秉云提醒了，眼下这段公路巳经被堵塞住了，其余的坦克不会轻易进到这里，要收拾它们，必须到前面去截击。于是他走上公路，向南而去。走了大约一百多米，他看中了路边一处地形。这里，一边是山岩，一边是陡坡，陡坡接近路面的地方长着一笼笼密密簇簇的野葡萄，躲在里面，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到南面公路上的动静。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转身回到了原来的散兵坑。
正巧，毛和带着手雷回来了。不一会儿，排长也从阵地上下来，隔着老远便大声嚷；“谭秉云，毛和说你挂彩了，你快下去，我派别人来换你。”
“不碍事的，我能坚持。排长，我巳经打出窍门来了，手雷往屁股上砸，没一个瞎的。”
“不行，谭秉云，我看你伤得不轻，还是快下去。”排长见谭秉云头上的绷带血糊糊的，很替他担心。
谭秉云对毛和发脾气：“你这小家伙，我叫你去领手雷，怎么告我的状？”
毛和也劝他：“班长，你下去吧，打坦克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你们这是咋搞起的嘛？我不就擦破了一点皮，有啥子关系？”谭秉云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表示他伤得真的不重。排长见谭秉云执意不下火线，只好勉强地点点头，叮嘱他几句，往阵地上去了。
排长一走，谭秉云对毛和说：“我到前边去埋伏，你留在这里警戒北边。”
毛和往北一看，叫道：“班长，怎么又多了辆汽车？”
谭秉云说：“你叫啥子，那是辆死东西。”
没有掩体，没有堑壕，没有一门火炮支援，谭秉云趴在野葡萄丛里，双眼注视着公路前方。他尚未意识到历史巳经选择了他，由他来创造一个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的奇迹，一个人，一支枪，三颗手雷，将要对付的是美军的重坦克群！这绝对让人难以置信而又是确凿无疑怕事实。很奇怪，作为一名普通中国士兵的谭秉云，此时境无一点畏怯与不安，当然也更想不到他正在创造奇迹，正在和即将创造的奇迹必然会为他以及他的民族带来一片辉煌！
谭秉云的心里很实在，他估计敌人不容易发现他，即使被发现了，这里也是一个死角，炮弹、子弹打不着他，想用履带压他也不可能，坦克只要一离开公路，稍不小心，就会顺着陡坡滚下河去。他感到很困很饿，便拧开水壶，从挎包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吃了起来。此时，偌大的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硝烟早巳散去，太阳斜挂在空中，天空蓝得耀眼。睡意阵阵袭来，扰得他上下眼皮直打架。唉，要能闭上眼睡它一觉就好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伤痛、疲乏进行着斗争，使自己的意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醒。敌人的坦克却迟迟没有动静。太阳升高了，天气异常闷热。谭秉云解开风纪扣，摘下一片野葡萄叶扇着脸。
忽然，路面开始了颤抖。他兀地激动起来，狗东西，这帮送死的家伙终于来了！他丢下葡萄叶，将一颗手雷攥在手中。
不一会儿，一串坦克拉开十来米的距离，“嘎嘎啦啦”地碾了过来。炮声轰鸣，炮筒像伸出壳外的乌龟脖子，左右转动，喷射出一团团火光。很快，坦克高大的黑影投射到了野葡萄丛上，葡萄藤在摇晃，土地在颤抖。他扒开葡萄藤，爬到前面的公路边上，拔出手雷上的插销，将手雷向巳经从他面前驰过的第一辆坦克的尾部掷去。当手雷还在空中打滚的时候，他巳经飞快地回到了葡萄丛中。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紧跟着山谷里骤然发出一长串炸鞭炮般的声响。他探头望去，坦克浑身冒火，炮弹、子弹在肚子里“啪啪”地爆炸开了。公路上一片混乱，所有的坦克都拼命地倒车，大炮机枪无目标地一阵乱射。
美军装甲部队北进的道路被谭秉云成功地堵住了，他那满是鲜血与灰尘的脸上浮现出骄傲的微笑。或许，谭秉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他所创下的奇迹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月后，在志愿军英模大会上，二十七军军长邱会作紧握着他的手说：“谭秉云呀谭秉云，你这位孤胆英雄，是天下最大的救命菩萨呀！你把美二骑兵师堵住了八个钟头，我们的大批同志才得以安全地撤过北汉江啊！”
邱会作军长当即叫出曾政委，两位军首长一左一右，谭秉云居中，三人照了一张相。
谭秉云的英雄故事，上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被绘制成以志愿军英雄人物为主人翁的系列连环画，《反坦克英雄谭秉云》一书，在儿童中广为传颂。
谭秉云从不以英雄自居，几十年后，朝鲜政府和人民却没有忘记他
英雄自有英雄本色，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闪光。
那是70年代初期，重庆江津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外，经常会见到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人拉着一架板车，板车上放着一个深色的木匣子。来到太平间，他和助手利索将尸体整理好，抬进木匣子，然后他操中杠，将尸体往城郊的火葬场拉去。县城的人只要一见这人拉的这架板车，便惊恐地远远躲开，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这人不拉车，有人走过他身边也要捂住鼻子，似乎这老头身上有什么令人作呕的气味。县医院离火葬场有4公里远近，路面凹凸不平，坡陡弯急，一有汽车开过，便尘土飞扬，拉尸体的老头儿，时常是汗水淋淋，气喘吁吁，满面尘灰。如果遇上下雨天，则是满身泥泞。拉着车，不时他又停下，用毛巾擦把汗，喘几口气，并时时用拳头狠狠砸几下腰部，砸出“嘣嘣”的金属声。
这位老人拉着板车，咬着牙忍受着身上的伤痛，忍受着烈日或寒冷的煎熬，忍受着世俗的轻蔑目光，还要面对着亲人朋友们的不理解。“拉死人的那个老头，肯定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再不就是穷慌了找不到饭吃！”路人纷纷这样猜测和议论，还有人把他看作“下九流”，刻薄的语言时时钻进他的耳朵，他却从不与任何人争辩，最多只是宽厚地苦笑一下。
这位成天和死人打交道的老人正是时任江津县民政局副局长的谭秉云……共和国的特等功臣、一级反坦克英雄。
《志愿军英雄传》与《抗美援朝英雄纪念集》均载：“谭秉云，四川省江津县人……在金化东南三九0高地阻击敌人，战功卓著。以手雷击毁敌人坦克三辆，打退敌人坦克群的进攻，阻止敌人八个钟头未敢前进一步，对部队、机关、后勤的安全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1951年9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民机关特决定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1952年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谭秉云于1923年11月13日生于江津县白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他给人放羊、放牛和打长工，受尽剥削和凌辱，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生活。1948年12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他不畏艰险跳进河里为突击部队推船架桥，在激烈的战斗中顽强地战斗了几个昼夜，荣立了三等功。1950年，谭秉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进入朝鲜，由于他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受伤不下火线，殊死坚守阵地，又荣立了两次三等功。这年5月，在战斗中负伤的谭秉云，带着身上的两块弹片，又重返战斗前线，终于在金化一战中成为名贯全军的大英雄。
党和人民钟爱着自己的杰出儿子，谭秉云成为大英雄以后，荣誉接踵而来。1951年9月下旬，他参加“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国观礼。2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英模代表，并同谭秉云亲切握手交谈。10月1日，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摩了广场上举行的国庆盛典。10月3日，他作为观礼团的代表，又出席了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军队领导人为英雄们举行的酒会，聂帅听说谭秉云和他同是江津老乡，对他分外亲切，和他拉起了“乡弹”。开国元勋们一个个依次向他敬酒。此后，他又应中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的邀请前去作报告。1952年夏天，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陪同下，在志愿军总部接见了他，他受到了金日成的高度赞誉。
可是，一年多以后，生活却给谭秉云开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玩笑”。
1953年一个寒风凛冽，梅花笑开的日子，谭秉云回到了他阔别巳久的家乡。他的年迈的父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巳经搬到了白沙镇上居住。
建国初期的川东，交通不畅，消息也非常闭塞，家乡人民居然不知道这位谭秉云巳经成了全国有名的大英雄。英雄跨进家门的时候，正值县房管所的两名干部登门向他母亲催讨房租。因谭母无钱，巳经拖欠逾时，两位干部的脸色煞是难看。谭秉云赶紧拿出转业费，这才将他们打发走了。
到家的第三天，谭秉云上街打酱油，碰上了一个在县委机关工作的朋友。朋友问《人民日报》上登载的那位反坦克英雄谭秉云是不是他。这一下惊动了县领导，但他们居然不敢相信，担心遇上了骗子。县领导把谭秉云请到县里，验看了证件、勋章，为小心起见，又发电报到浙江金华谭秉云所在部队核实。部队很快回电，证实反坦克英雄谭秉云就是江津的谭秉云。
于是，江津沸腾起来。县政府在广场上为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县长亲自为英雄戴上了大红花。
谭秉云是1948年淮海战役时参军的，任过班长、排长，荣立过三等功三次，四等功五次。转业回乡后，任过公安局副股长，民政局科长、副局长。其间，他也跌过一个大跟斗。
1960年，整个中国在挨饿。这年的12月初，谭秉云科长带着民政干部们到长江北岸的油溪镇去开会，会间，有人提议为在家改善一下伙食，弄点雷管炸药到长江里去炸鱼。谭秉云同意了，而且还提供了雷管炸药。谁知，却发生了炸药罐提前爆炸的事件，三名前去炸鱼的干部一死二伤。谭秉云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他当时正在开会，没参予炸鱼，可谭秉云却不吭声，认了，带着家人从热闹的县城搬到了离城100多里之外的丹凤乡，担任民政局下属的一个耐火材料厂的厂长。
走遍天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比他更“可怜”、更辛苦的厂长了。他吃在厂里，住在厂里，干在厂里，他这个厂长把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垒在了自己头上不算，甚至还长期顶着掏灰工的活。“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进厂买材料的，都把他当成个“掏灰工”了……
在担任江津县民政局科长和副局长期间，他长期呆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道建起了全县第一个火葬场。在开工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工人因为胆怯，不敢去接触尸体，更不要说为死者穿衣、整容、搬运了。谭秉云便套上围腰，亲自拉着板车去县院运回尸体，亲自动手把尸体搬进烧尸炉里，并让工人们站在一边看他怎样操作。
可要将几千年的风俗改变，又谈何容易！在当时，人们谈火葬而色变。面对种种阻力，作为民政科长的谭秉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宣传火葬，他忍受着高血压、肺气肿、胃溃疡等七八种病痛和战争留在他身上的伤痛折磨，走街窜巷，爬山涉水，向群众宣传，谁家死了人，他经常是亲自登门作工作，工作作通了，他亲自将死者搬上板车拉走。工作作不通，弄不好还要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的，偶尔还会向他动拳头。更有甚者，有时尸体拉到半路或拉回了火葬场，家属反悔，又追来再弄回去土葬。
过春节了，在这家家团圆的日子里，地处荒郊的这个特殊的场所显得阴森恐怖，职工们害怕一个人值班，谭秉云于是一人独伴孤灯守场，让场里的职工全回家团聚。而他家中，妻子儿女同样也在盼着他回家过年……
谭秉云好几年都在这种艰难而尴尬的境况下强撑着。直到后来人大为“殡葬改革”正式立了法，成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这项移风易俗利国利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后来，他又担任过县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可无论职务是升是降，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抱准一个态度，绝不居功自傲，绝不给组织讲任何条件，提任何要求，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1983年春，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我今年巳经59岁了，自参加工作到现在，虽然巳工作30多年，但因文化水平低，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自己感到很惭愧。我头部负过伤，工作起来感到困难，在领导岗位上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再呆下去，只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特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提前离休……”组织部的领导传阅了这封信，不少同志读得眼睛发潮――这与那些伸手要官要权、或拿钱买官买权，惟恐自己吃了点亏的干部相比，反差是多么的强烈啊！
离休后的老英雄，并未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爱和情转移到了发那些缺胳膊少腿、耳聋口哑、呆傻无依的残疾人和孤儿身上。每逢节日，他都要撇下自己的亲人，到孤儿院里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年过花甲的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捉迷藏，为福利院和孤儿们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给那些不具备正常人体能和技能的残疾人谋一条自立之路，他还带着一帮残疾人前往白沙，找到镇上著的“何板鸭”，请求“何板鸭”收下他和这帮残疾人为徒弟。“何板鸭”感动不巳，对谭秉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老英雄有共产党养着，衣食无忧，还为这些残疾人操劳受累，我这个个体户，还能不帮忙吗？教，就冲着你这老英雄的面子，我一分钱不收，白教！”
谭秉云是国际主义英雄，他的英雄形像屹立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事迹，记载在中、朝两国的史籍上。朝鲜战争结束20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专门向中国政府提出要见反坦克英雄谭秉云。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还被写成了歌曲，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 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1950年6月，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对峙愈演愈烈。6月23日，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三八线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战争形势更加紧张。6月25日，北朝鲜方面先发制人，于当天拂晓全线发起进攻，朝鲜内战全面爆发。
中国总参谋部情报部获悉麦克阿瑟正计划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组织登陆，准备南北夹击北朝鲜军队。毛泽东预感到，中、苏如果不出兵，北朝鲜方面将危矣。到那时美国从北面打过鸭绿江，台湾的蒋介石从南面反攻大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向朝鲜出兵，并责成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具体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13兵团临战易将
7月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到朝鲜后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林彪当即附和，其他人议论了一番也认为启用四野的部队比较合适，于是一致通过。会议责成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部队，首先调中南军区13兵团在东北布防。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决定。
13兵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兵团司令是黄永胜，所属38、39、40军3个军军部当时分别驻在信阳、漯河、洛阳。在接到命令后的次日，这3个军即开赴东北。可是兵团司令黄永胜却没有去。原来林彪在会上一个提议改变了他的命运。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临阵易将问题。他说，鉴于13兵团有可能先期入朝单独对美军作战，而兵团司令黄永胜对如此大规模的异国作战指挥，似乎难以胜任。
因此，他主张让15兵团司令邓华接替黄永胜的职务，让黄永胜到15兵团去当司令。同时为了便于指挥，让13兵团机关原班人马与15兵团机关互换。由15兵团政委赖传珠率15兵团机关原班人马组成了13兵团总部，立即由广东开赴东北。
黄永胜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别人一时对他还不太了解，因此会场上有点议论纷纷，临战易将毕竟历来是兵家大忌。罗荣桓在会上支持了林彪。他是四野的老政委，一直是管干部的，现在又是总政主任，说话很有分量。结果会议批准了林彪的提议，毛泽东后来也批准了这个提议。
邓华临危受命
林彪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让邓华替下黄永胜呢？这其中的奥秘鲜为人知。
林彪在东北四野当司令时，手下有12个纵队司令，邓华是其中最能打仗的猛将之一。
黄永胜曾在四野3纵当过司令，林彪对他的印象是打仗还可以，但谋略欠足。最典型的是辑安(今集安)一仗，结果黄永胜没打好，歼灭仗打成了击溃仗。
林彪提议邓华替换黄永胜，是要邓华给四野争光，不能让四野的部队在朝鲜给他“林总”丢面子。
洪学智被拉上阵
邓华接到命令后，火速来到北京，林彪这次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接见了他。邓华提了几个问题。邓华说，现在13兵团的3个军已经开到东北，可兵团机关还在广东，一时还来不及过去，东北的部队没有人管。因此，他要求军委给他调一位兵团副司令，在他先期入朝前管理部队。
林彪听了，想了一会儿说，兵团副司令你自己选一名报来，参谋长我看就调12兵团参谋长解方去好了。邓华当即提出，希望军委调他当15兵团司令时的老搭挡、15兵团原副司令洪学智任13兵团副司令，两人再配合一次。林彪听后，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那就让洪学智去吧。
几天后，邓华打听到洪学智到北京办事，就在当时的前门车站等他。洪学智刚一下车，就被邓华截住，邓华神秘地说，林彪有事要找你谈。到林彪家，林彪开门见山地说，要调洪去东北任13兵团副司令，并说车票已经准备好了，下午1时就走。
洪学智知道林彪的脾气，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就很难挽回，于是，只好服从。
林彪装病求脱身
做完了这些，林彪总算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他知道下一步毛泽东要登坛拜将了，自己很可能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上佳人选。但他不想去。他自认是个功成名就之人，去朝鲜实在是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再说他对出兵朝鲜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只是毛泽东已经定了大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因此，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他让秘书找来当时的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给自己检查身体，让傅开了一纸自己需要去苏联治病的诊断证明。
傅是20世纪30年代跟随毛泽东的随军医生，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对林彪的病情诊断主要是：当年“平型关大战”后，被晋军误打一枪留下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需要去苏联治疗。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证明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同意他去苏联治病。毛泽东本来打算请林彪挂帅出征的，林彪一走，他只好让粟裕去，不巧，这时粟裕又在青岛病得不轻，毛泽东只好决定请56岁的彭德怀领兵出征。
摘自《老干部之家》闻翟/文
黄土高原上，有一座七郎山，海拔1000多米。山头上，只有20平方米的一块地方，四周都是悬崖峭壁。这里冬天长达6个月，最冷的时候，气温在零下30多度。狂风刮起来，满山石头乱跑，黄沙铺天盖地。山上没有水，用水要从老远的地方背来。
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山上却常年驻守着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有个叫张金明的战士，是天津人，上山时才20岁。他从小生长在大城市，刚到七郎山，每天除值班外还要爬山挑水做饭，累得两腿发胀，汗流全身。有人劝他：“你有门路，还不想法调到好的地方去呀？”他回答：“七郎山虽苦，也是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谁都不愿意来，这里不就没人驻守了吗？”
战士徐胜国家住湖北，家乡山青水秀。可服役期满后，他却舍不得离开七郎山，又留下来。说：“这里需要我，我就不能离开它！”
战士们以苦为乐，以山为家，利用业余时间，搬石头、挖土、垒墙、填坑，在房前屋后栽上树和白菜，使光秃秃的山出现了生机和绿色。
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士们汇集在一起，用辛勤的劳动改变着脚下的土地。正如一首战士的歌中唱的：“我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到处是我的家。”在他们看来，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可爱的。
少年王尚茂全家在泰国曼谷，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教师，爷爷开了一个花生油厂。他是个独生子，家里人都很喜爱他，每天上学、放学，都用小汽车送接。
虽然王尚茂的物质生活很优越，但他的心里，却深深感受到“海外孤儿” 的屈辱和痛苦。新中国诞生了，他决定回到祖国。那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禁运，回国是很不容易的。
1952年7月23日清晨，他瞒着爸爸、妈妈，说是到海滨去旅行，却悄悄钻进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上船，他就藏在船舱底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呆了七天七夜，几次昏了过去。到了香港，他又藏进另一艘轮船大锅炉的隔壁，忍受着摄氏六十度高温的熬煎。接着，他又藏进堆满几千包大米的货舱缝隙里。经过种种艰难困苦，他终于回到了祖国。那时，他才14岁。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湖北天门县东湾村，有个残疾青年叫欧阳德平，从小左腿残废了，不能下地干农活。可他有志气，总是想：“我腿瘸，可我也是个人，豁出去要干一番事业。”他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又开办了一个服装店，赚了钱，娶了媳妇，盖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可他没有只想自己生活好，而是想到了集体，想到要为中国农民和中国残疾人争口气。于是，他把村里办的不景气的人造革手套厂承包过来，改成服装厂。为了创牌子，靠质量打入市场，他大胆试制新产品。比如看了日本电影《追捕》，就设计出“杜丘服”夹克衫，第一次展销，就订出200多万套。接着，“瓦尔特衫”、“光夫衫”、“幸子服”、“爱丽衫”等，也相继问世。到1988年，全厂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产品不但畅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香港……
厂子富了，村子富了，欧阳德平的心胸更加宽广了。一次按合同，他该得1.7万元报酬，可他把钱全捐献给了村里作积累，还给厂里买了图书和文体用品。他的事迹说明，一个残疾人，只有要志气，同样可以为国为民做出大贡献。
作者：李同成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
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
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
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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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
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
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
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
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
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
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
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
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
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
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
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
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
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
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
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
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
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
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
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
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
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
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
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
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
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
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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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
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
“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
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
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
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
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
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
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
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
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
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
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
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
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
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
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
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
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
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
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
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
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
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
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
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
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
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
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
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
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
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 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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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
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
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
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
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
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
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
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
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
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
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
“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
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
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
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
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
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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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
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
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
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
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
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
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
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
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
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
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
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
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
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
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
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
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
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
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
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
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
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
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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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
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
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
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
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
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
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
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
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
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
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
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
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
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
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
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
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
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
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
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
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
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
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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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
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
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
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
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
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
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
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
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
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
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
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
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
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
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
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
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
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
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
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
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
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
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
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
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
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越南师长阮少雄：中国陆军十分可怕，与其作战等于去送死！
......当我们终于等到可以抬头还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如潮水一样，汹涌的冲过来。他们冲锋多是散兵无整体队形。一些冲在前面的士兵，被我们的机枪一排一排扫倒。而后面的依旧冲过来。中国陆军是十分可怕的。他们有很多种近战武器。譬如82.5mm无后座力炮。这种被西方世界早已淘汰的武器，在他们手里，却是我们永备火力点的致命杀手。他们的炮兵手，手法快捷，老练。装填，起身标准，击发。动作很连贯。完全不是苏联顾问所称：10年动乱中国没有1支训练像样的部队。另外，就是中国的61mm迫击炮。因为它声音刺耳，因此我们都知道都管他叫：口哨弹。在这些武器的打击下，我们的阵地不到3个小时就是被打垮了。要知道我们第321师是当时在南亚少有的全“美械师”是王牌师啊！美国人进攻我们守的山头配合大量的飞机轰炸还用了7天呢！
我被1颗榴弹片击中左眼。我昏厥了。等我醒来，我拉着医生手问：我的部队那？医生只是哭泣，哭得十分伤心。他回答说：阮上校，你的团仅活着下来72人。天！我的2119团。1450名光荣的战士，仅剩下72人。看看吧，朋友们，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中国军队，我虽然曾经是军人，但是，如果我还是军人，那么在于这样的军队作战，我觉得等于就是叫我们去送死。
但是，能败在这样的强大对手面前，我也是同样感到欣慰。
一个印度人......
不要太相信中国人，他们最善于隐藏自己。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是把我们看成敌人的。他们始终想报复1962年的那次失败。他们也不承认目前的边界，共产党国家是最崇尚武力的，等到他们自认为有实力攻击我们的时候，战争是有可能的，巴基斯坦军队中就有很多的中国顾问，我的父亲是边境陆军的军官，曾经亲眼见过巴基斯坦军队中有黄种人军官，应该是中国的顾问，中国人很聪明，巴基斯坦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向来是听从那些中国顾问的意见，我个人而言，还是十分敬佩中国的，只有他们敢于向联合国挑战。
你知道韩战么？ 我知道那段历史，中国人很能打仗，我们的教授同我们说起韩战历史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不能用62年的中国军队的表现来评价中国军队，那只是他们的边防部队，而我们的军队是著名的王牌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我怀疑，换了他们的王牌军队，我们还能不能战胜他们?中国人刚建国一年，就敢于同十几个联合国家军队对抗，并且占领了半个朝鲜半岛，让人敬佩! 特别是他们的陆军，被美国军队看作是不可挑衅的对手，直到现在，美国人仍旧十分尊重他们的中国陆军。美国人把中国列入世界陆军十强之首。也正是由于韩战，中国才确立了大国地位，我们印度也应该打一次大战来确立地位，而不是整天检阅我们的军队而已。
前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唉！
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唐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叫李希烈，为实现个人野心，发动叛乱，四处烧杀抢掠，使百姓遭难，国家也受了损失。怎么办呢？当朝宰相就向皇帝建议，让太师颜真卿去劝说李希烈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就让年过70的颜真卿去见李希烈。其实，这是那个宰相出的坏主意。因为颜真卿为人正直，不肯巴结讨好，得罪了宰相。宰相明知李希烈不会归顺，却让颜真卿去，想借刀杀人。颜真卿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可为了国家的安宁，他毫不犹豫地去了。
果然，李希烈见到颜真卿，立刻让部下拔出刀，围着他破口大骂，说要吃他的肉。颜真卿挺身屹立，怒视着叛贼。李希烈等人劝他投降，他说：“我来劝你们投降，你们反来劝我，我岂能受你们的利诱威胁。我快八十岁了，还怕死吗？”李希烈命人挖了坑，要活埋他。颜真卿冷笑说：“我既然敢来，就不怕死，要杀就杀！”他为自己写好了祭文和墓志，做好了死的准备。
过了些日子，李希烈又叫人堆上柴草，点着火，对颜真卿说：“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视死如归，毫不犹豫地向火堆扑去，倒是那伙人吓得把他拉住了。李希烈见颜真卿软硬不吃，决定杀了他，派人去把他勒死了。颜真卿就义前，仍大骂不止，表示自己为国尽忠决不屈服的意志。这位爱国老人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 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 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建国后，中央军委为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开始的授衔、授勋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事实上，在这伟大的历史事件背后，还有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毛泽东不做大元帅
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同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应被授予元帅军衔。对此，刘少奇和彭真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的初步方案。此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也不止十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刘、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不要军衔也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大元帅衔空缺未授；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之后撤销，但实际上一直保留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时。
彼此谦让虚怀若谷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
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他的理由主要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内“山头”最大的同志为元帅。
第二个是主持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他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自觉无尺寸军功。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大将里面让衔的首推许光达。许光达在接见苏军代表团以后，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标准，只评上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地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500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行政级别降为行政五级。
中将里让衔的有徐立清，徐立清要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但是，他坚决要求把自己降低为中将，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争衔也见真性情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七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四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十二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名利之前高风亮节
或许有人不满，可有些人连牢骚都不发。像白志文少将，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评定他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像谢振华少将，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仗——高虎脑战斗中，担任红十四团政委，才18岁。长征胜利后，谢振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野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中将军衔。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勋。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彭德怀在同干部闲谈中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罗荣桓没有将被授予元帅军衔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受勋后老帅抚今追昔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大会。毛泽东在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8人。林彪、刘伯承2人因病未出席大会。
同日稍早时间，国务院先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许光达等在京的将官。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军乐《胜利进行曲》的旋律中完毕。
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追溯着历史。
“元帅阁下，”陈毅问贺龙，“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
“元帅？”贺龙用手把胡子一摸，“我连这是第一枪都没想到，我只想怎么打好这一枪。”
叶剑英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健在，贵军就出两个元帅，不是吗？”
“不！”陈毅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个叶帅倒是真的。”
当周恩来走向元帅们时，陈毅故意向他敬了军礼：“周副主席？”
叶剑英则叫周恩来：“我们的总参谋长。”
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
周恩来听了，仰天大笑，摆手道：“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北京的授衔仪式结束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
195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国庆大检阅。当身着佩戴上了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兵符号标志新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威武亮相时，数10万人顿时一片欢腾。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共产党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 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
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 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 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一纸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了若指掌，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
炮击金门支援中东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点30分，炮击金门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几夜没睡好觉，他和整个世界想破了脑袋地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20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打击蒋帮的嚣张气焰，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氢弹平边境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2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战后盟国安排美、英、中等国派兵占领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由美国全权统一办理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同时苏、英、中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也应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已确定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他还说：“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
8月11日，美国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
随后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虽然四国都被称为占领国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3000人，而中国也只派了少量军队，二者都受美军控制。美国对苏联很戒备，一开始就没有邀请它派兵参加。
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以及邻近各岛屿、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投降，这样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国商定的结果，盟军总司令部设在东京，中、美、英开始准备分别派出武装部队进驻日本。
急于扬眉吐气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现还算积极，立即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率先赴日熟悉情况。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也到达厚木机场。30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
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统领的新一军去。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最后，蒋介石决定由曾在越南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进驻日本的中国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
当时荣誉二师正在卢汉的指挥下执行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侵略者的受降任务，他接到国民政府的驻日占领任务后，立即把荣誉二师与荣誉一师整编成六十七师。荣誉二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师长戴坚，少将军衔。该师建制完整，兵员充足，有精良的美式装备，是当时较为理想的赴日部队。
该师于1946年2月得到命令后，立即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到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
5月，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国民党上校参谋廖季威同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到达后，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
当时第六十七师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驻扎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团指挥。从1946年5月开始，国民党驻日本先遣人员在横滨不断与美军联系驻军的编制、装备以及车辆运输等问题。
6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出国之日，国内各新闻机构都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有的报纸甚至将占领军人员全部名单及军衔广为刊载。这些内容在日本也同时见报，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从上海龙华机场空运直达日本羽田机场，而后由陆路转赴先遣队驻地名古屋。日本当地政府对先遣队的到来侍应恭谨。为了给即将抵达日本的第六十七师设营布防，先遣队在名古屋全面部署和接收了占领军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蒋介石打内战使占领军进驻日本化为泡影
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正在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正在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要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并命令其攻击部队于6月26日前秘密完成包围之势。
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农历七月初一，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出发正式进驻日本。
然而，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党政府应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依然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去信确认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求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且驻扎上海机场的驻日占领军已经接到命令，将投入到反共战场，而驻扎在上海的六十七师也已奉命开往苏鲁豫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还告知朱世明，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地区一得手，即可将第六十七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六十七师到达苏中之后，被收编到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所在部队的第六十五和六十九师。1946年7月6日14时，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的进攻。其中，原第六十七师所在部队到达海安、如皋一带不久，就遭到我华东野战军的重创。
8月28日，粟裕、谭震林所在的华中野战军发来电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刚刚结束的苏鲁豫解放区战果，内容涉及到编在增援部队中的六十七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六十九师之九十九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六十五师之一八七旅及七十九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
至此，原来的第六十七师、准备派到日本的驻日占领军就这样覆灭在反人民的战场上。
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低声下气，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
在六十七师无法到达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机构有办公厅，下设4个组、7个处，此外还有宪兵40人。代表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的麻布区。团长最初为朱世明，后改由商震担任，最后由何世礼担任，他们都是军人，副团长是沈觐鼎，时称首席顾问。
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性质虽是外交机构，但因当时中日没有邦交，即使在私人之间，原则上也不能随便来往，必须得到“盟军总部”的允许。美国驻日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同时又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成了美军总部，在占领日本期间，任何问题，中方均需向美国交涉，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中国驻日代表团虽然受制于美国，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在日本国土上作为战胜国所受到的尊敬。据当时跟踪驻日军事代表团报道的重庆《东南日报》名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在神户，工作人员下榻的神户大厦是专门用来接待占领国人员的。从神户到东京的火车也有占领国人员的专用车厢。到了东京，住进“外人记者俱乐部”，更是进入了特权阶层。这些待遇都是日本平民乃至大部分官员们所无法享受的。
赵浩生回忆说，当时的日本，从东京到横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很少看到穿皮鞋的。即使在商业中心银座和最拥挤的东京车站，也只是见到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只有一片沉重的木屐声。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显得低声下气，在街上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真的无条件投降了。一些了解日本国民性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分析说，日本是个非常讲究现实的国家，胜了，它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败了，它便俯首称臣。当时工作人员在日本看到的现象的确如此。
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这些都给今天的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她原名向俊贤，为什么后改名为向警予呢？一年夏天，学校开运动会。在400米决赛中，一位运动员奋力猛冲，后来居上，夺得第一名后突然晕倒在地，向俊贤和同学们将她扶起送到医院救护。
当晚，向俊贤对同学们说，今天400米赛跑获第一名的同学，他的拼命精神多么可贵啊！国家光明灿烂的前途，全靠我们齐心协力去创造。现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如果我们把赛跑运动员那种拼命的精神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民族自强，我们为人做事求学问，都要有这种拼命精神。我已想好了，从今日起，我改名叫“向警予”，就是要时时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拼命的精神去求学问、救国家。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1947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1．彭德怀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2．8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2．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3．遵义会议后，1月19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4．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5．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1936年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1940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1950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1、小英雄雨来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50多年前那场波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
2、小兵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3、共产党员刘胡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4、鸡毛信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5、抗日民族小英雄
王朴，也作王璞，幼名兰贵，1929年生，河北完县人。王朴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朴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朴不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朴的家乡，王朴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朴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提供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朴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朴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朴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起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朴、王朴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6、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7、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8、放牛郎王二小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少年小英雄的故事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后来人们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9、芦荡小英雄牛娃
微山湖，芦苇丛，这里本来就是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再加上小英雄牛娃捉弄小鬼子的故事，真向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日本鬼子要从莲花镇给土地庙据点的敌人补充一批枪支。我区委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区武装小分队老马去小鲁庄组织民兵，中途截击敌人，夺取枪支。放鸭的小牛把送枪的鬼子和伪军引诱到芦苇丛里的蛤蟆湾，老马和民兵们一举歼灭了敌人。
10、小骑兵铁头
骑马奔驰是许多孩子的向往，当一名小骑兵跃马扬刀多威风啊，何况小铁头夺的是鬼子队长的马呢！
日本鬼子到刘家庄来搜捕八路军伤员，儿童团员小铁头决定去报告八路军骑兵连。路远来不及，他大胆的夺了鬼子队长的大红马，奔向骑兵连驻地。敌人出动自行车队猛追，小铁头催马过营地，闯岗楼，渡运河，把敌人引进骑兵连的埋伏圈一举歼灭，小铁头最后也成为一名英勇的小骑兵。
5月，满眼是锦簇的花海，到处激扬着青春的旋律。从志愿垦荒、扎根边疆的杨华、陈家楼，到为了保护集体羊群不惜牺牲自己双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从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张海迪，到“感动全中国的女村医”李春燕；从“中国玉米之父”李登海，到在普通岗位默默奉献的李素丽，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青年楷模。
无论是艰苦创业的岁月，还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无论是搏击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他们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共奋进，用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生之路，用青春的激情唱响奉献之歌。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奔赴荒原，艰苦创业，唱响了建设新中国的雄劲战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就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突出代表。
杨华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人。1949年家乡解放时才17岁，因为父亲是村里的土改小组组长，所以他每天也跟着父亲跑前跑后，并且成为乡里最年轻的土改积极分子。
1955年4月，团中央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早有此愿的杨华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表示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愿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8月5日，杨华和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一起商谈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有关事宜，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8月9日，他们5名发起人向团北京市委提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
现已75岁高龄的杨华至今仍记得申请书的内容：“我们不是说空话的人，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
8月30日，杨华接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带领一支由60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奔赴辽阔荒凉的“北大荒”。
10天后，在黑龙江萝北的荒原上，60名垦荒队员，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是一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我志愿来到萝北县。面对祖国的河山，脚踏边疆的荒地，背负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成家乡，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
经过一年的奋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垦荒地1800亩，生产粮食14万公斤，建房1200平方米，涌现出29名劳动模范，35名播种能手、44名农具手。
陈家楼
就在杨华带领垦荒队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上海一位名叫陈家楼的青年也坐不住了。这位街道工作积极分子曾经和十几名热血青年联名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共青城，当时他只有21岁。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15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1万人开到边疆去垦荒，几年以后就是一座新城！”
陈家楼的倡议得到了广大上海青年的热烈响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万余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垦荒队。1955年10月，作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的陈家楼，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手中接过绣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率队开赴江西省德安县垦荒。不久，又有上海知青陆续到江西垦荒。据统计，1955年上海知青志愿去江西垦荒的有848人。
沉睡千年的荒地惊醒了。烈火烧荒的燃爆声，劳动号子的呼喊声，垦荒队员追逐跳越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青春交响曲。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志气，垦荒队员当年就开出300余亩荒地。
和杨华、陈家楼一样，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青年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激动，为自己开创的光荣事业而骄傲。
侯隽
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侯隽”不仅仅是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她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舍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意气风发地投入农村建设。
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北京良乡中学。这一年，就在她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时，国家号召削减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侯隽毅然决定到河北省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区）窦家桥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她一干就是18年。这期间，侯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推行科学种田，被当地百姓称作“特别的姑娘”。
在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回乡知青典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投入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据统计，1962年，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侯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自豪的，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过压力，减少过困难。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改革大潮，造就了一批英姿飒爽的时代弄潮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我还有诗未写呢。‛说完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本帅有原则，墨字写成黑。
不是我写错，寸土不能失。 (勿忘国耻918)
张钰哲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19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大学里学习天文时，刻苦观测天象，不管严寒酷暑，从不间断。特别是冬天的寒夜里，他又冷又饿，甚至冻得手脚麻木，仍在望远镜旁坚持观测。
由于他的辛勤努力，1928年他终于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并且算出了它的轨道，这就是现在已经编号的二千多颗小行星中的第1125号小行星。为了表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当时他把这颗小行星命名为“中华号”。这时候，张钰哲的心里比得了博士学位还要高兴和自豪。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
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1910年，瞿秋白进常州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和一些老师，经常对学生讲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事实，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少年瞿秋白在校长、老师的教育下，非常关心国事，常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名句来勉励自己。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魄”， 表达他救国的抱负。他曾指着脑后那条长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他马上把自己的辫子剪掉。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10月10日，常州城内家家要挂红灯笼庆祝“双十国庆节” ，瞿秋白却把用黑墨写有“国丧” 两个字的白灯笼挂在门口。他说：“这个‘民国’ 就要名存实亡了，哪有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一直挂到第二天天亮。
1980年1月，苏州菜馆的詹钦标接受祖国的委托，作为某工程安装组的厨师，来到纽约。
1月10日中午，工程组设宴招待参加开工典礼的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詹钦标为客人做了色彩鲜艳、形态各异、别有风味的苏州名菜，美国客人品尝以后赞不绝口。詹钦标的做菜技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纽约，他被媒体称为“烹饪新星” 。
纽约市市长想留詹钦标为私人厨师，并答应让他在别墅里挑最好的房间住，把家属、孩子都接到美国来。有的老板许诺：“如果你肯留下来，我除包你的伙食外，再出三千美金的月薪。”有的老板答应：“你留在我这里，我可以出钱以你的名义开一家菜馆。”
他这次出国只有一个念头：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以出色的工作为工程的胜利完成做出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对出于好意的聘请，他有礼貌地谢绝了；对于那些老板的重金收买，他丝毫不动心。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
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1940年8月，彭德怀以105个团发起以正太路为主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人，拔掉据点2990个，给敌以沉重打击。我军也伤亡2.2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此役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它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蒋介石致电嘉勉；中共中央书记处赞誉；延安万人大会庆贺，一时间人心大振！
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斗争，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敌陷入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5月，敌以2万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彭德怀与总参谋长左权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火网中突围而出，左权不幸牺牲。此后，彭德怀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坚持敌后斗争。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战直到胜利。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转战陕甘宁地区，解放了西北五省。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于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晚，我志愿军分批跨过鸭绿江。
10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进抵距中朝边境35公里处，有的已占领中国预定防御地区，伪六师甚至已窜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但敌却未发现我军已悄然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彭德怀令志愿军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以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敌军先后抵博川、云山等地时，我各军突然对敌发起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人，重创美军“王牌”美第一骑兵师，把敌人赶回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初战告捷。
狂妄得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我军突然出现在朝鲜，并取得初战的胜利大吃一惊。11月，麦氏以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优良的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令各军后撤30里，示弱于敌，以小部分兵力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之。25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再次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西线敌军被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里所、龙源以北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对敌猛攻，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撤向“三八线”。12月5日，我军收复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路上因车祸身亡。12月24日，东线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美第十军在其海空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逃。
12月31日，彭德怀又发起第三次战役。我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地突然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阵地，敌撤向汉江以南，汉城解放，我军向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前进了80至110公里，然只歼敌1.9万余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敌企图诱我南下，使我后方空虚，将我歼灭。遂断然收兵，停止追击。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收兵，坚持要我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彭德怀听了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这位大使又把事情反应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
果然，敌集中全部兵力于1951年1月27日向我200余公里防御正面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在西线顶住敌人，东线放敌进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到4月21日，我军对敌进行了逐山逐水的顽强抵抗，敌每天平均只前进1.3公里，却付出了7.8万人的代价。为此，被美国朝野誉为“一代战神”的麦克阿瑟成了彭大将军的手下败将，被杜鲁门总统撤了职，不得不卷起铺盖行李回国去了。
4月22日黄昏，随着彭德怀的声一令，我11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1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军在我飓风般的攻势面前，招架不住，不得不向汉城地区撤退。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了我军弱点，即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每次攻击只能维持个把星期，遂改变战术，命美军和南朝鲜军拼死守住汉城。同时调美第一骑兵师加强汉城防御，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火空地带。我军难以活动，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受到重大伤亡。至28日，我军因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彭德怀遂下令停止进攻。5月16日，彭德怀变更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将南朝鲜军合围，歼其大部。此役虽歼敌8.2万余人，但因我军打得远了些，所携粮弹已尽，一时难以补充，且雨季已近，彭德怀遂于21日下令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三八线”转移。
1951年6月，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几经较量，敌感到要想再越“三八线”已不可能，遂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此后，便谈谈、打打，10月，我军粉碎了敌的“秋季攻势”，迫使其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双方实际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11月，我军粉碎敌“金化攻势”，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53年6月，彭德怀返朝，7月13日发起金城反击战，对企图破坏遣俘协议的李承晚伪军以重创，至27日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同日，中朝美三方代表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被誉为国际上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
2008年7月20日，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小城漯河，街道上回荡着滚滚热浪，让人感到呼吸都很艰难。下午4时26分，262次普客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停靠在了这个三等车站，出站口顿时人如潮涌，肩背蛇皮袋、手提工具箱的各色民工是人流中的主色调，拥挤的人流加之36度的高温使得人群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汗气，这种慢车的低廉票价吸引着大批农民工。
一对老年夫妻人群中分外醒目：女士浅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稍微褪色蓝色裤子，一双千层底圆口布鞋，如果不是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保留着领袖的遗传基因，简直就是地道的豫东农村妇女。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我，第一感觉她就是我要接的主人翁、毛泽东主席的爱女——李讷。我急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表明代表淮阳县委、县政府和百万人民欢迎的诚意。李讷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介绍随行人员：我老伴王景清，书法家邹为瑞夫妇。王老一身旧军装，苍白的双鬓浸满人生的沧桑，轩昂的眉宇透出军人的威武和执着，这位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战士、解放后云南某军分区政委、正师级离休干部，俨然就是李讷的卫士，一只手拿着全部行李，一只手紧搀着李讷，我几次要接过他手中的旧提包均被谢绝，只好眼望着这对特殊的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汽车。
汽车艰难的行驶在市区街道，驾驶员小张按照惯例把空调大开，试图吹散暑热，为两位老人送去清凉，哪知道王老不容置疑的挥手制止：关掉空调！我们一脸疑惑，王老用明显缓和的口气接着说：“李讷有肾病，不能吹空调，你们就跟着委屈点吧”。小张只好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谨慎地驾驶汽车沿着漯周高速匀速行驶。两边是一望无际茂密的玉米，浓绿肥大的叶片交织在一起，连成绿色的屏障，把豫东平原整体包装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我拘促不安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语塞词穷，面对车上两位特殊的客人，搜肠刮肚寻找话题，试图打破车上的沉闷。李讷看出了我们的紧张心情，主动打破沉寂的局面，用缓慢而温和的话语介绍了自己和老伴：他叫王景清，81岁，军队离休干部，我68岁，也在军队退休，等会儿到了淮阳，你介绍他“老王”，我就称呼“李讷同志”。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不失时机的向两位老人介绍淮阳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自然风光，介绍太昊伏羲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李讷静静地听讲，很少插话。当介绍到太昊伏羲时，李讷顿时来了精神，十分专业地问我：关于太昊伏羲，淮阳有地下、地上的文物佐证吗？我言之凿凿：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平粮台遗址叠压有六千年以上文化层。李讷微微点头，表示借这次机会尽量走走看看。在这位文革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面前，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演绎着“无知无畏”的莽撞和唐突。
苍茫暮色中，汽车在美丽幽静的南湖宾馆停下，中共淮阳县委书记贾书君及有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按照路上约定，我分别把“李讷同志”、“老王同志”，书法家邹为瑞夫妇介绍给了各位地方领导，同时把贾书记等地方领导一一介绍给北京客人。宾主寒暄之后进入大厅，早有闻讯而来的各类记者围在那里等候，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老王再次担当起卫士角色，一面搀着李讷前行，一面十分严肃的告诉所有人员：我们俩来此是私人行为，没有报道任务，如果不撤退记者，我们就不再下楼，同时拒绝一切活动。
晚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按照李讷夫妇要求，撤掉一切烟酒饮料，只上淮阳地方特色小吃。李讷、老王并肩而坐，老王大哥哥一样不时给李讷夹菜，回答着主人关于领袖生前的生活细节、李讷夫妇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席间有人改称“李讷同志”为“李大姐”，李讷及时制止，微笑着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是中央建国初期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叫李讷同志是对我最大的尊敬、最亲切的称呼。
第二天一大早，李讷夫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参观太昊陵。他们依然坚持拒绝众人随行、拒绝记者跟踪采访，只允许我和贾书记及少量工作人员陪同。
从午朝门下车，李讷夫妇一路慢慢前行，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对每一处文物、每一块匾额都仔细察看，考问来由。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做过军报总编的的李讷不时插话、询问，提出一些关于太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文化的丰厚内涵等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质风度。老王继续承担着卫士的角色，搀扶李讷上下台阶，及时提醒休息，这位11岁参加革命、延安时代中央警卫团战士，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执勤，如今对领袖的后代极尽呵护之责，既含伉俪之深情，又有对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情感倾注。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随之升到30度以上，李讷的额头浸出汗珠，衬衣上留下明显的汗渍，但她游兴未减、不顾老王劝阻，一路前行。统天殿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欣赏每块匾额的文字书法。殿内的伏羲圣迹图紧紧吸引着李讷的目光，她随着讲解员的指引认真观看每一块浮雕，不时驻足，认真端详，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历史空间。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李讷夫妇一路走来，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对于普通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李讷这个身患严重肾病的68岁老人，无异于翻越陡峭的山崖！李讷在老王的搀扶下走过来了，走到了高耸的伏羲陵前，夫妇二人再次凝神肃立，向这位人文始祖行注目礼。耳柏旁边，李讷夫妇一改不许照相的常规，主动要求来张合影，随行及时按动快门，时光瞬间定格，巍巍羲陵、参天古柏，一对白发皓首的老人微笑并肩站立，留下永恒的记忆。（ ）“柏抱檀”下，李讷夫妇认真听完导游关于“两柏抱一檀、粮食吃不完”的传说和“1976、湘潭——香檀”的故事，微微含笑，连连称奇。走过蓍草园，绕过伏羲陵，老人来到太昊陵休息室，李讷已经汗湿衣衫，陵区的同志早已备好笔墨，恳请李讷夫妇留下墨宝。李讷谦虚地说：“我老百姓一个，今天来是向人祖报到的，题什么字呀，就签个名吧”。签完李讷二字，稍停又提起笔来，微笑着说：“既然来了，把我们家老王也带上”。于是，又提笔在后面写下“王景清”三字，然后是年月日落款。 这幅只有签名落款的墨宝被太昊陵博物馆永久保存下来。
千枝竞秀、万花缤纷的独秀园，巧夺天工的园林技术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飞机火车等一个个造型演绎的活龙活现，一次次引得李讷夫妇驻足停留，击掌叫绝。牌楼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连理枝下，白发伉俪再次合影留念（ ）。
走出太昊陵，广场上的泥泥狗、布老虎吸引了李讷的目光。走到一个摊位前，她拿起两个泥泥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说“太神奇了，活化石呀”，遂自己掏钱买下，留作纪念。（ ）广场上的游人得知李讷夫妇到来，紧跟其后，悄悄议论，人群越聚越多，围着李讷夫妇自发鼓起掌来，出于安全和李讷身体状况考虑，我们与老王商量后决定尽快结束此行，龙湖賞荷的日程再做安排。
午休过后，李讷夫妇精神、体力稍有恢复，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周口市市长徐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梅宝菊，副市长王宇燕等闻讯赶来，到其下榻的房间看望李讷夫妇，并就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开发、伏羲文化的宣传、始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县委书记贾书君拿出事先准备的册页要求李讷为淮阳发展题词，李讷拿回卧室奋笔题写了“奋进”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来在场各级领导的一阵掌声。
晚餐依然安排在南湖宾馆，依然是淮阳小吃，谢绝酒水饮料。陪同人员除上述领导外，增加了前来淮阳凭吊新四军东征窦楼战斗纪念碑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雪枫将军警卫员、解放后第三军医大学付政委、86岁的王景春将军夫妇。简单用餐后赵玲艺术学校的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戏曲、歌舞音乐，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李讷夫妇明显对豫剧听不太懂，但被小演员的精彩表演倾倒，多次带头起立鼓掌，演出结束时，李讷夫妇、王景春夫妇、王明义、徐光、梅宝菊、王宇燕、贾书君等省市县领导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
第三天的预定日程是上午龙湖賞荷，下午参观平粮台，晚上乘周口至北京的列车返航。哪知天不作美，早晨开始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南湖宾馆出来的道路积水盈尺，很多汽车水中抛锚，疾风暴雨还引来气温下降，身体多病的李讷呆在房间不能出门，一切行程计划只好取消。
周口至北京的列车晚上七点一刻发车，我们六点钟必须从淮阳出发，临别前的晚餐提前进行，只有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同。窗外雨急风骤，室内温馨如春，两天来的前后服务已经使我们变成了熟人，李讷夫妇破例允许我们几个与他们夫妇分别合影，餐厅里顿时增添了笑声，大家争先恐后与李讷合影，李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我们的要求，宾馆服务员也不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和大度。
大雨依旧不停，道路变成小河。我和驾驶员小张几经绕路，冒险冲过一个个积水路段，终于赶在开车前十分钟把李讷夫妇送进周口火车站候车厅，挤过检票口，李讷夫妇挥手向我们告别，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共和国开国领袖之女正在与农民工兄弟一起挤火车，更没有人能够相信，这对年过平均年龄超过七十的老夫妻将夹杂在这趟慢车上度过不眠之夜。
2011年9月17夜完稿于秋雨之中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作于1964年公开发表，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七七事变” 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使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乡。徐悲鸿冥思苦想：“该如何为国家。为人民、为抗战出一点力呢？”他决定去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款捐助难民，同时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的道理。
1938年岁末，他来到新加坡，正值盛暑天气。为了准备大量作品在画展上出售，每天站在画案前，挥汗如雨地作画，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一位华侨朋友劝阻他不必如此不分昼夜地作画，徐悲鸿说：“我是在为祖国苦难中的同胞作画啊！”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徐悲鸿突然病倒了，腰部剧烈疼痛，他被迫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腰疼尚未痊愈，他又顽强地拿起了画笔。画展如期开幕，华侨们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竞相购买徐悲鸿的作品。画展结束后，他把卖得的巨额画款，全部捐献用来救济难氏，自己分文不取，连路费也是自己负担。
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曾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很直白：“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中国公园尽管设施简陋，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代替了理智，只知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到了当代，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她们照样非常勤奋努力的过着日子。也在想法设法的让自己的家乡富裕起来。
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
可是，要办什么厂呢?这可难倒了张国英。张国英思前想后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有一天，张国英路过村上的商店。她朝商店里面左瞧瞧，右看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突然，她灵机一动，想到了。缺少孩子的玩具。她紧接着想到了，孩子们每天都没有玩具玩，如果能为孩子们生产玩具，孩子们能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他下决心要学会做玩具的技术，然后到山区办厂。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为祖国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何止千万。我们常说：五星红旗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就是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林祥谦是京汉铁路一名普通工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京汉铁路成立总工会后，他成为汉口江岸工会的负责人。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抗议北洋军阀封闭总工会。2月7日，军阀竟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林祥谦在斗争中被捕。敌人知道他是负责人，就把他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逼他下令夏工。林祥谦大声说：“没有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敌人气得用刀向他头上肩上乱砍，他血流满面，但是毫不示弱，说：“我的头可断，没有命令决不开工！”又痛斥军阀：“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些军阀手里！”丧心病狂的敌人举起了屠刀，英雄那不屈的头颅落在地上，满腔热血喷了出来。为了祖国的解放，林祥谦不怕掉头流血，他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
家住山东阳谷县的农民李贵兴，也有着一段不幸遭遇。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病逝，加上农业欠收，家里人口多，只得退学回乡务农。可他酷爱学习，每天不顾劳累，自学了初中课程，又学习高中课程。有一次，村里一匹怀驹的大马得了结症，因为没有兽医，很快就死了。乡亲们心疼地说：“要是老兽医还活着，这马不会死的！”老兽医就是李贵兴的曾祖父，因为在旧社会里当兽医受过气，就不让子孙再干这一行。可李贵兴心想：“如果都不当兽医，那不就眼看着村里的财产受损失吗？”他就找出祖传的医书钻研起来，决心当一代新兽医。因为学习刻苦，又能虚心求教，边学边干，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好兽医，被保送上了牧校，又进了兽医研究所进修，能治好许多疑难病症。
可他并不满足，立志为祖国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兽医方剂专着，就废寝忘食地写起来，终于写出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兽医方剂专着，全书近20万字，为发展祖国的兽医事业贡献了才智。
“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这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在得知杨靖远牺牲后的题词。
杨靖远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8年牺牲于河北省盐山县。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6年，后在中医专科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当时，东北三省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杨靖远在痛苦中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1930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并参加了革命活动，次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沈阳城在一夜之间沦陷。杨靖远的父母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国耻要雪，家仇要报。9月20日，杨靖远联络8名爱国青年，趁敌混乱，用手榴弹炸死数名日本士兵，驾驶机车闯进关内。在北平与华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杨靖远担任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后调到河北省委工作，活动在北平、天津一带。
对地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盐山县政协副主席吕少军说，1938年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处境困难，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等5人赴冀鲁边区开展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4月底，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巧取庆云城，随即建立了庆云县政府。5月上旬支队又攻克乐陵，建立乐陵县政府。两个根据地遥相呼应，三十一支队声威大震。
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命杨靖远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杨靖远率部连续出击，歼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刘彦臣部，一些地方武装纷纷接受改编，抗日力量迅速壮大。8月，冀鲁边区已有无棣、南皮、东光、沧县、宁津、庆云、乐陵、盐山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
据盐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席文武介绍，1938年10月，正当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日趋高涨之时，盘踞在盐山北部第四区的地主孙仲文却与周边土顽势力结合，组建起近千人的民团武装。杨靖远单枪匹马，先后两次深入虎穴，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又指出破坏抗战、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孙仲文冥顽不灵，加入国民党所谓的“冀鲁联防”，肆意烧杀抢掠，劫留八路军粮款，甚至把机枪架在盐山五区区委门口进行要挟。
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批准，杨靖远率冀南支队500余人讨伐孙仲文。部队深夜从苏基分三路悄悄北进。为争取时间，杨靖远带队走小路，想直插孙仲文驻地大赵村，不料中途迷路，到达大赵村时，天已拂晓。这时，其余两路已偷袭成功，顺利占领了云庄和许官，而大赵村敌人已得到消息，加强了戒备。杨靖远见偷袭已不可能，就隐身在围墙附近的一个麦垛后指挥正面进攻，并通知另两路队伍赶来从两侧夹击。正当他奔跑着重新部署兵力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腰部，他踉跄扑倒在地。敌人号叫着从寨门冲出，将杨靖远和因冲上去救援而负伤的警卫员杨炳章俘去。得意忘形的孙仲文来到杨靖远面前，假惺惺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怒目圆睁：“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站在孙仲文旁边的国民党参谋连开三枪，杨靖远和杨炳章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日凌晨3时，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五、六支队，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等地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孙仲文千余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了隆重的杨靖远追悼大会。1940年，为纪念杨靖远烈士，经上级批准，将乐陵、盐山和庆云三县各一部划出，命名为靖远县。
杨靖远生前胡须浓重，熟悉的人们送他个绰号“杨胡子”。他曾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刮掉胡子。铮铮誓言，长留天地。
有一部电视剧叫《大青椒红苹果》，是按真人真事编写的。主人公泉子的生活原型，是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何德泉。何德泉本来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力壮，曾经像很多菜农一样，每天蹬着平板三轮车进城卖菜。
后来，他在改革开放中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看到北京市民吃菜难，他带着伙伴们在大钟寺建起了农贸市场，满足北京市民吃菜的需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建每一个设施，打开每一条销售渠道，增设每一个服务项目，操心、跑腿、磨嘴，连家也顾不上。他做买卖讲求公平，坚决不做坑人骗人的事，所以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市场每天客流十几万人，成交额几亿元，许多外国商人也闻讯而来。何德泉从一个农民成了“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心气更高，说：“我要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标。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首都，难道不应该有个领头的、能反映国家经济规模、现代化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吗？我的目标，就是干这个，值得我干一辈子。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无足轻重，很无所谓……”
何德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心中的大目标迈进，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辈子。
核心提示：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世界各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党组织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马本斋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时年42岁。
龙陵是滇缅公路上的交通枢纽，二战中是抗战的大后方。据考证，在敌占区的滇西，日军共设立慰安所多达30余个，龙陵县境内现存10个慰安所遗址。战争期间，全世界至少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可她们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都很悲惨。
由于对大一沙龙模式满意，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杨家宅娱乐所开业了。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从那以后，源源不断的外籍女子被迫踏上这条不归路。图为朝鲜慰安妇，美军禁止出入
悲情人生
被日军强征到前线供淫乐
据了解，首批到达该慰安所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10人是日本的女子挺身队队员，另外的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自此，该慰安所伴随着日军的入侵到溃败存续了两年多时间。
其间的1943年8月，从芒市调换来了一批慰安妇共20人，其中有15名朝鲜人、3名中国台湾人、两名日本人。1943年11月，这里的慰安妇除患病的外，全部被交换到腾冲。
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慰安所长期住有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强征而来的大批慰安妇，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地供日军官兵淫乐。
龙陵县史志委原主任陈景东说，该慰安所先后有60多名慰安妇驻扎，正常情况下，该慰安所有慰安妇15~20人，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5~6人，特殊情况下，接待日军10余人。
展馆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介绍到，日军曾将腾冲和龙陵的慰安妇集中到这里轮训。这里俨然成了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该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馆内还根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还原了一架当时对慰安妇定期进行体检的检查台。
悲苦经历 辛辛苦苦攒钱最后成废纸 龙陵县文管所所长张国阳告诉记者，慰安妇在当性奴隶期间，根据不同地方的人将其分为三等，其中一等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这些都是为日军军官服务的，也有少量立过战功的士兵获奖励后能得到日本慰安妇的召见；第二等是朝鲜的，除了服侍军官外也向士兵开放，但所获酬劳要高于普通慰安妇；第三等是从东南亚及中国当地抓来的，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要接待5~7名日军士兵，有的甚至每天接待人次多达近20人，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张国阳说，根据考证日军在占领滇西期间曾发行了大量的伪币金圆券，慰安妇每接待一个士兵，慰安所都要收取一定费用，出台的慰安妇则根据收成有不同的提成，或一元、三元、五元不等，得到提成后，有些“生意”好的慰安妇还能攒下来很多钱。“但是，这些慰安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最后都变成了一团废纸。” 张国阳说，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这些慰安妇平日里只是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不掉几个钱。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攒了很多钱，可由于战争结束，这些日元已不再发行，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分文不值。 悲惨结局 被枪杀或强制服毒自杀 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在收复滇西国土的战斗中，以10万人马围攻龙陵县城，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几乎全部被日军押到观音寺脚下汤家沟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只有少部分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 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 这些慰安妇在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历史后，只有很少的慰安妇成功逃脱或获救，据陈景东介绍，这部分慰安妇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一个是逃跑的，一个是在战争结束时被俘虏的，但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
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在晕晕乎乎地给着他维持生命的感觉。大概是周围环境的活动引起了他一丝注意，他将眼睁开一线，矇矇眬眬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护士将一张报纸摁在墙上，然后拿一根棉签蘸着另一个医护人员举着的一瓶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挺大的字，他们把报纸拿到他眼前，他目光一扫，看清了这几个紫光闪闪的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装作没有反应，把头转到了右侧，报纸也移到了右侧，挡着他的目光，他又将脸转到左侧，他没有看见这行字，他不要看。房间里又是一片轻声的嘀咕，一个人向自己俯下身来，敦厚的长方脸，有些凸起的大眼睛，稍有些肥厚的下巴，他要和自己说什么，刘少奇知道，这是自己原来的卫士长。他闭上眼，耳边响起了卫士长敦厚的声音，他在念报纸上那行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声音似乎在安慰他，表明中央很关心他，他闭着眼不做任何表示，他已经大概知道将会对他做出怎样的安排。他是无力反抗这个安排的，只不过从医学上需要他衰弱的生命配合这个安排，才能够完成转移。在阴暗的秋光中开始了对他的转移，那多少有点像过去战争年代对伤员的转移。他听之任之地躺着，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衰朽。长期的糖尿病和多种疾病的折磨早已使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体，没有人为他更换衣服，他浑身上下肮脏不堪，那种湿粘的感觉、恶臭的气味无时无刻不浸泡着他并未麻木的感觉。医护人员每次走到床边进行必要的医疗操作时，他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压抑不住的嫌恶，倘若可能的话，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完成护理，以便匆匆离去。现在，他麻木不仁地听任着这些处理，自己恶臭的衣服被一件一件解除了，身体被包裹在一个白色的床单里，又包上了一条棉被，被子外面又裹上一条床单，像躺在美国兵的睡袋里一样。粘臭的衣服剥去以后，躺在这个比较干净的包裹中倒觉出一点清爽，清爽的床单也让他觉出自己浑身上下的肮脏与湿粘。他知道自己早已完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资格，倘若王光美能够在身边，她一定会为自己浑身上下做一次擦拭和清洗，再换上一身干净的内衣，就是死，也要死得尊严，死个舒服。他被搬到担架上，又被抬进救护车里，几个熟悉的面孔在身边很严厉地出现，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员在监护着一切，救护车里还有一两个护士和自己原来的卫士长。跑了很长一段路，他被抬出救护车，他微微转动着眼睛，看清这是飞机场。他被抬进早已等候的飞机后舱，飞机很快起飞了，身体飘悠悠地如上天堂一样。这段飞行颇像一段梦境。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坐过一次船，船很小，江很宽，天黑黑的，对岸的灯光稀稀寥寥。船开了以后，他觉得黑夜中的天地、江水和岸边的灯光都在旋转，在恍恍惚惚的旋转中他好像睡着了，那个旋转的夜景就成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梦境。此刻他闭上眼，又觉得黑暗中的世界像梦一样旋转着。飞机降落了，落地时的震动和颠簸使他从旋转的梦中多少醒来，他被抬下了飞机。夜晚的机场一片黑暗，装点着冷冷清清神奇古怪的灯光，当他被抬着往前走时，黑夜中的景象又很优美地旋转起来，外面的空气很新鲜，一直走下去会很舒服。然而他很快就被抬上一辆救护车，听见从北京跟随来的人与这里的人在交接着什么，随后救护车呼啸着开出了机场。大概是卫士长趴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这是河南开封。”等他再被抬出救护车时，看到自己被抬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所谓院子，就是四面都是三层楼的楼房，包围出一块像监狱一样阴暗而又闭塞的空间。在朦胧的路灯光中，他似乎看到了密布的电网。他闭上眼，灯光电网便在眼前扑朔迷离地旋转起来，他像一只可怜的小飞虫落进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中。他已经被“交接”完了，北京来的人都不见了，再出现的是一些新的面孔。看到很多 军人在院子里活动，他被严密看守着抬进了四座小矮楼中的一座，拐了几个弯进了一层楼的一套阴暗的房间里，房间是里外间，他被放在了里间屋的床上。他懵懵懂懂地想到，这其实并不是战争年代转移伤员，而是在转移一个重要的敌军俘虏。想到这个“敌军俘虏”身患重病，给转移带来如此大的麻烦，他多少生出一丝自嘲的微笑，那微笑在灵魂飘荡的世界中像片微弱的曙光，照亮了黑暗的地平线。地平线所包围的大地也是黑暗的，只朦胧知道那里起伏着千山万岭，也知道自己曾经在千山万岭中跋涉过，现在都看不清了，大地是黑暗的，天空却亮得有些晃眼。毛泽东戴着一顶灰蓝色的八路军帽高高矗立在天空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形象。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房间里十分阴暗，窗外的天空他基本上看不见，厚厚的窗帘终日紧闭着，头顶上惨白的日光灯倒是日夜亮着，照着他这个清白无辜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汁液在逐步耗干，身体越来越干燥轻飘，像一段被烘干的树木渐渐失去了弹性，四肢和身体越来越僵硬。他不禁想到一个木匠的言语，那还是在延安窑洞前看一个木匠为窑洞做门窗，木匠一边刨着木头一边讲着木料在做门窗家具前都要被烘烤，自己当时背着手站在阳光下，笑眯眯地问道：“为什么？”木匠指着身边的一棵小树说：“木头不烤都有性子。”说着他站起来，用手将小树弯过来，一松手，小树又弹了回去，木匠说：“这就是树的性子。”木匠又拿起手里正刨的一段木料说：“这块木头已经烤过了，没了性子，它也就不会弯曲了，硬要弯它，它就会断。”当时他就悟出了性子就是生命的标志，活树有性子，被烤过的死木便没了性子。现在自己正在被烘烤，身体正在逐渐失去性子，终有一天会轻飘飘地升入天国。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但他已经没有信心阻挡这个趋势，就像他没有信心阻挡那将他打倒的政治大潮一样，生命的责任心只是使他每天还在极力记住今天是几月几日。1969年的11月开始了，屋里更加寒冷，按照国家的取暖规定，11月15日以后才会有暖气。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坚持到11月15日他此刻并不多想，他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自己最后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开始浑身发冷，接着又浑身发热，然后冷热交加进入了半昏迷状态，耳边听到医护人员在试完体温后说道：“摄氏三十九度七……摄氏三十九度八……摄氏四十度……”他在烧热中晕晕乎乎地飘荡着，真实的感觉是，这种高烧的晕乎状态其实是十分幸福的，它多少有点像在一只暖暖的船上被太阳晒着，飘游着，也多少有点像躺在白云堆里被太阳晒着，飘荡着。他这时还发现，死并不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人真正接近死亡时，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去向。一生都在奔跑，实在跑累了，支持不住了，往死亡的铺位上一躺，把自己交代出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辈子说解放，到头来发现死亡是最彻底的解放。在一片烫热的晕乎中，听到周围有人在说：“好像是肺炎。”又听见有人说：“也不能完全确诊。”又听见有人说：“要不要送医院？”又听见有人说：“不准许送医院。”停顿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就眼前的这个条件，尽量治疗吧。”浑身的疼痛在一片高热的昏迷中变得麻木之后，灵魂多少有点游离于身体之外。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还在高烧不止，也隐约知道现在已经是1969年11月11日深夜，他的生命正在做最后的表现。生命常常是很执著的，总是挣扎着要生存下来，哪怕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做着消耗性的坚持。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高烧摄氏四十度以上，也隐约听到护士在说：“瞳孔已经失去了光反应。”他知道自己正张着嘴，困难地喘着气，房间里的几个医护人员在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他异常清醒地观察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演变。已经熬到了11月12日晨六时四十分，医 护人员不得不发出了病危通知。他不禁有些讽刺地微笑了，这个通知发得不算晚，但又已经很晚了。五分钟以后，灵魂进一步解脱，自己轻轻飘离了身体，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决定不再承受身躯的任何痛苦，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全部活动终结。当“他”浮浮荡荡在天花板上观看自己死亡的场景时，多少对这几个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医护人员生出一丝善意的感激，因为“他”曾听到他们说：“人已病危，能否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他”也看到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一两个比较负责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这个“特大的战俘”，他们只有看管的权力。“他”还在半空中飘浮着，“他”在观看自己身体的最后结果，毕竟“他”在这个身体中寄宿了七十一年，永别了，难免产生一丝眷恋。这个身体早已被烘干，失去了性子，干枯地躺在那里。“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人抬到楼外廊檐下，几个人走过来端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照，这显然是一个必要的程序，要向革命的“最高司令部”汇报他这个“头号战犯”的死亡。现在应该是11月13日的凌晨了，“他”看见跟随过自己几十年的卫士长面色阴暗地出现了，卫士长听着一群人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便蹲下身来。自己的遗体上早已盖上了白床单，卫士长将白床单掀开，露出自己的头，白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眼睛、嘴和鼻子都变形了，看着这副苦难的面貌，“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怜悯。过去的七十一年真是太执著了，太辛苦了。看见卫士长用剪子剪短自己的白发，又用刮胡刀轻轻刮去自己的胡子，用手轻轻捏着将自己的嘴、鼻子和眼睛稍微捏正。自己的面孔已经冰凉，“他”能觉出卫士长那肥厚的手指头的潮湿和温热。对于自己的身体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受到一个生命的善意触摸，“他”不禁有些感动。虽然“他”此刻浮荡在空中，早已超脱了下面的尘世，然而那千丝万缕的眷恋却尚未完全割断。看见自己的身体被套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上又穿了一双皮鞋，衣服不是自己的，皮鞋倒是自己穿过的，看到自己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他”为自己生命的最后表现感到满意。现在该是1969年11月14日深夜十二时了。他终于没有熬到来暖气的这一天。“他”看到自己的遗体被一块白床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然后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走了，“他”盘旋在空中，像直升机一样跟随着这辆吉普车。寒冬中的开封一片黑暗，稀疏而冷清的路灯光照着颠簸狂奔的吉普车。“他”非常不满地看到，由于吉普车太小，自己的两只脚露在了车厢外面，随着车的颠簸，两只脚硬挺地颠动着，仿佛是一截完全失了性子的干木料。已经是11月15日零点，从理论上讲，此刻中国北方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开始生火取暖了，而他却被拉进一个特殊的生火取暖的地方：火化场。不知什么时候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中还飘起了零星雪花，这也许是天地对共和国主席的逝世表示的哀悼。当他在雨雪霏霏的天地中盘旋时，感到大自然的哀悼其实比人间的哀悼更悲壮。广袤的华北平原被雨雪与黑暗笼罩着，火化场也一片黑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盏灯特别刺眼地在黑暗中亮着。看见几十个军人将火化场全部封锁戒严，一些人拿着喷雾器喷洒着消毒药水，当吉普车开进火化场时，火化场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及手套，如临大敌。“他”俯瞰着眼前的一切，不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知道火化场已接到通知，要紧急火化一个最危险的烈性传染病人，所有的人都爱惜生命，所有的人都惧怕传染。“他”看着自己硬邦邦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当火化炉的铁门关闭后，“他”透过铁壁看到了里面熊熊的火焰。知道自己的遗体已经化为灰烬，“他”悬在半空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好像一个被线牵着的风筝终于断线了，可以随风自由飘去了。在无边的寒冷黑暗中，“他”远远地看了一眼 自己身体火化后留下的灰烬，它们被装进了一个极为普通的骨灰盒。骨灰盒自然没人认领，暂时寄存在火化场，“他”盘旋着俯瞰了一下，在《寄存证》上填写着这样几行字：“骨灰编号：123；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71；性别：男。”刘原是“他”活在世上的一个儿子，刘卫黄自然是“他”的代用名。其实刘卫黄也好，刘少奇也好，不过都是符号，现在生命已经结束了，符号又有什么好讲究的呢？“他”像一只自由的风筝高高地飘到空中，遥遥俯瞰着雨雪霏霏的黑暗世界。对这个世界“他”已经超脱了，只不过对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眷恋。由于这丝眷恋，他还会在去天国之前盘旋一段岁月，观看这个人间的变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相信大家对这首诗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清代诗人写的《竹石》。众所周知，郑燮，号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以画竹出名。他的为人和品格又如何呢？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一尘不染的郑板桥”。
乾隆元年，郑板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应试，中了进士，担任潍县县令。为了接近百姓，他每次出巡都不打“回避”和“肃静”牌子，不许鸣锣开道。有时还穿着布衣草鞋，微服访贫问苦。有一次夜里出去，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一看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郑板桥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后来韩梦周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送饭，又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
在遇到灾荒时，郑板桥都具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他刻了一方图章明志：“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在灾情严重时，他毅然决定开官仓借粮给百姓应急。下属们都劝他慎重从事，因为如果没有上报批准，擅自打开官仓，要受惩处。郑板桥说：“等批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这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郑板桥的果断救活了很多人。秋后，如果遇上了灾年，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郑板桥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百姓们都很感谢他这个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清官。郑板桥做官不讲排场，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在乾隆十七年时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官。临行前，百姓都来送行，郑板桥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边领路，一头驮行李。郑板桥向潍县的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nang)橐(tuo)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杆。
从此，郑板桥回乡以画竹为生度过了他贫寒而有气节的一生。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石万古不败。这正好与他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与他一尘不染的性情相符。
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虎门销烟，大长国人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但懦弱的清政府慑于英国人的淫威，撤了林则徐的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的职务。琦善到了广州后，极力讨好英人，反而是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不久，英军进攻虎门，镇守虎门的清军水师将领关天培率众御敌，壮烈牺牲。
关天培自幼习武，为人正直。1834年，关天培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成为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的得力助手，并且他为巩固海防、训练水师、攻打英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1841年2月25日，英军向关天培镇守的镇远、威远二炮台发动进攻。在此之前，英军已攻下兵微将寡、缺炮少弹的虎门钱横档、永安两炮台，关天培甚至这仅存的镇远、威远二炮台，由于钦差大臣琦善卖国求荣、从中捣鬼，同样不堪一击，想守住虎门谈何容易?因此，已经62岁高龄的老英雄关天培与守炮台将士四百多人抱定与虎门共存亡的决心，他对众将士说：“人可死，志不可侮。今日，我们面对强敌，只有决一死战，以报国恩。我在此对天发誓，我在炮台在，决不后退!”将士们也随着齐声高呼：“我等誓与炮台共存亡。”中华儿女的豪迈气魄顿时震天撼地。
出征之前，关天培拟好一封家书，派自己的心腹将士孙长庆送回家中。心中写道：“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敬养老母，又不能教子成材，这一切只能由我妻代劳了。今日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教育子女勿忘国家民族，永不与奸同流合污……”捎信诀别亲人后，关天培轻松了许多，随后他召集了炮台的一批官兵，进行新的布防，准备随时应战。
平静的海面泛起阵阵波澜，英军的战舰向镇远、威远驶来，关天培下令备好枪炮，做好准备，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英军战舰霍桑的指挥官正在为攻破横档、永安高兴，根本不把镇远、威远放在眼里，总指挥官乔治下令英军从三面包围镇远、威远，同时开炮，一举摧毁关天培的部队。
英军船多人多，弹药充裕，三面围攻，万炮齐发，关天培却毫不畏惧，带领将士们沉着应战。给英军一顿当头痛击，令其畏缩不敢向前。但终究还是弹尽无援，寡不敌众。清兵火力逐渐减弱。英军趁势登上炮台关天培及将士们于是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清军勇猛的挥舞大刀、长矛，节节逼退英军，可伤亡也越来越惨重，关天培更是多出受伤。眼看自己周围已尽是英军，老英雄在最后刺死一个敌人，仰天长叹：“英人可恶，琦善可恨，天培在此殉国了!”接着手起剑落，引剑自刎。
残酷的战斗结束了，关天培与400多名官兵均战死疆场。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
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入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
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10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司首长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
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也分别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为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才遇上轰炸的，这是不确切的。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飞来得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当时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也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二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
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叶落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的事实。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留给人民的思考，更显出了它的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少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动了感情。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当她守寡12年坚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们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她的心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她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为他扫墓的4次机会，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
毛新宇是毛岸英的侄子，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是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现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他心底有一个愿望：就是作为毛家的后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并有责任来讴歌这个红色家族里的革命忠烈：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刘谦初、陈振亚（系张文秋二任丈夫，毛新宇姥爷）张振国（毛新宇舅爷）、杨开明、杨展（杨开慧的堂弟与侄女）。日前，由他撰写的40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我的伯父毛岸英》也已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在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之即，作为敬献给烈士的一份祭礼。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
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贺子珍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在中南海的家中，每当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时，父女两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她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惦念比她还深切。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还讲过贺子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桂妹”。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 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文章摘自《毛泽东家风》 马拉松选手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只代表祖国参加了一届奥运会，在完赛的57名参赛者中垫底，在此之前、之后他也并未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好成绩被纪录，这在长跑高手层出不穷的非洲可谓平平无奇。但就是这样一位垫底者，却获得了比不少奥林匹克冠军更响亮的名声，和更广泛、更深久的影响力，他曾被法国《队报》誉为“最美的垫底者”。
奥林匹克的宗旨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么？这位垫底者究竟做了些什么，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话说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结束后，记者们和观众们等颁奖式结束，他们便三三两两地退场回家了。过了一个多小时，组委会开始通知马拉松沿途的服务站开始撤离，结果得到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消息：有个选手还在跑！
这个还在跑的选手就是阿赫瓦里。他在跑出不到19公里后因碰撞而摔倒，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并未就此退出，而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向终点跑去。渐渐的，所有选手都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渐渐的，围拢在街道两侧打气助威的人群已散尽，天色也越来越黯淡，所有人都觉得马拉松比赛已经结束，只有阿赫瓦里本人坚定地跑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比赛远未结束。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名记者，不解地问，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还要拼命跑下去？阿赫瓦里显然毫无准备，他默默地又“跑”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坚定地答道：“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被深深感动的记者立刻把稿件发回奥林匹克新闻中心，阿赫瓦里的名言不一会儿就通过广播回荡在墨西哥城的上空，许多本已回家的市民纷纷赶到路边，为他助威、欢呼。在观众的鼓励下，阿赫瓦里拖着伤腿，顶着满天星星，走入了专门为他打开灯光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几乎是一码一码蹭到了终点线。 由于过于激动，人们忘了统计他的确切成绩，在奥运成绩册上只有他获得的名次：75人中的第57名，排在他之后的18位选手，都是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场的。
如今时过境迁已近40年，虽然阿赫瓦里并无辉煌的成绩，但作为坦桑尼亚历史上首位参加奥运竞技的选手，他没有辜负国家的厚望，成为 了“最美的垫底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奥林匹克名人录，镌刻人们心间，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的拼搏，因为他对祖国的爱！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沉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14世纪末，土耳其侵占了小国阿尔巴尼亚。但斯堪德培王子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屡建战功受到土耳其国王的器重，1438年，被封为贵族，派往要塞克鲁雅作领主。他静心等待时机，光复祖国。
1443年，土匈交战。土军失利，斯堪德培抓住时机，率领300名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队伍发动起义，各地阿尔巴尼亚人民群起响应，重创土耳其，并在克鲁雅城堡上升起了国旗——红底上一只黑色双头鹰，宣布恢复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公国。1475年，他用游击战术，经过浴血奋战，将来犯之敌彻底击溃。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3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此事立即成为当时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5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
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超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在成为名人以后，特别注重对学生爱国意识的培养，通过诗言志的未载体，融合了民族精神。讲述了大量的名人小故事和名人名事。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事件的开始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警钟要响起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最后的一言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谢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最后的尾声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痛苦的结尾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怕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1919年到1927年，我国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在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留学生在外国不仅经济上困难，政治上也很受歧视。有个我国学生向徐悲鸿挑衅（xin）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来就是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的时候，再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从此，徐悲鸿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满腔激情，刻苦努力，争分夺秒，经常到罗浮宫、凡尔赛等巴黎各大博物馆，临摹世界名作，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的时候不出来。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第一年，他的画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在几次竞赛考试中，他都取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轰动了美术界，那个向他挑战的外国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
钱学森的一生，可谓是历经风雨。他出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被人宰割的 时代。他是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爱婿。钱学森为了挽救危亡中的 祖国,他先是赴美留学’求取知识，等到归国的时候，却被美国强行扣留。兜 兜转转数年，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祖国建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 功勋,也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的发展立下不小的功劳。
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
晚清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黑暗的时代，当时列强瓜分中国， 中国迈上了屈辱的路程。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庚子之难就在这个时候爆发，这场战役让那些不平等条约再次落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加重了 中国人的负担，使中国完全的陷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XX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了灭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从此拉开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序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钱学森就在武昌起义的两个月后出生，出生地是在上海。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大地烽火四起，列强 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百姓困苦，民不聊生。钱学森在 这样的背景下过完了他的童年。幼年时期的钱学森就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 现象,他立下壮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星光大道。
1923年9月，钱学森12岁，他进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六年 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钱学森取得清华大学第二届赴 美公费留学生的资格。1935年8月，钱学森乘坐上海一艘美国邮政船，离开 了动荡不安的祖国，望着白浪翻滚的黄浦江面，钱学森思绪如潮，他在心中 默默地对自己说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你现在是豺狼当道，我要到大 洋的彼岸,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你早日在东方复兴!”
同年九月，钱学森到了美国，顺利进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岳父蒋百里
钱学森曾经说过，这一生当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另一个是他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有人说他曾经 两次打败日本陆军。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蒋百里靠着优异的成绩 打败了所有的同学，包括后来的日军名将，例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山本 五十六。
蒋百里获得了象征日本军界最高荣誉、裕仁天皇御赐的樱花宝刀。在 1937年抗战初期，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首次提出了持久抗战的观点。曰 本战败之后,很多日本军官吃惊的发现，大日本皇军几乎是在老老实实地按 照蒋百里的指挥,由东到西进军，然后陷于湘西战场’最后以失败告终。
蒋百里为钱学森做出了两件影响颇大的事,一件是婚姻，还有一件是专业选择。
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是莫逆之交，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 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并生下了 5个女儿。他知道钱学森是钱家独子，而且 没有结婚，于是有意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钱学森和蒋英两 人在父辈的安排下,很快产生了感情。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到 欧洲留学。两人之间虽远隔万里，但仍然互通书信，感情在分别中愈加的深 厚。直到1947年，钱学森才回到上海和蒋英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一起回到 了美国，感情甚笃。在被美国扣押、迫害的日子中，两人始终相濡以沫，相互 扶持。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父亲钱均对儿子选择航空科学专业十分反对。钱 均认为，中国的航天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还是将飞机研制好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钱学森却坚持认为，中国的飞机制造技术落后西方一大截，只有从航空 理论基础上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赶超西方。父子俩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 点,甚至还出现了争执。
蒋百里先生听说钱家父子二人的争持后，便去当和事佬，他向钱均仔细 介绍了西方航空行业的发展，跟他说航空工业是理论和工程实际相结合的 产业，工程实践是要跟着理论走的，没有理论，任何实践都是空话。蒋百里的 话让钱均茅塞顿开,钱均终于不再阻挠儿子学习航空理论。
钱学森回忆往事的时候,对岳父为自己说服了父亲很是感激,同时也感 谢蒋百里将女儿交给他,给他一个好妻子。
留美岁月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毕业后的实习期间,钱学森充分地感觉到作为弱国国民的辛酸。当时的中 国,在历经了百余年的贫弱之后，中国人在国外留学,被欧美列强国家的人 极端的轻蔑,中国人饱受美国人的歧视。
1936年10月，钱学森进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成为美国籍匈牙利 人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弟子。师生二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和科研研究中， 彼此磨合，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冯?卡门先生是刚刚兴起的航空科学 中的顶尖科学家，是动力学上的教授。初次和钱学森见面的冯?卡门对这位 仪表庄重的年轻人倍加赞许。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不过都被才思敏捷的钱学 森回答出来。之后的几年中，钱学森先后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航空工程硕 士学位、航空博士等学位,并成为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主要 成员之一*。
40年代初,钱学森和另一个航空科学家马林纳合力发表了重要的研究 报告《远程火箭评论与初步分析》，这一论文成为美国研制对地导弹和探空 火箭的理论基础。此外,钱学森还参加了美国核武器研制的“哈拉曼工程”。
1945年到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停息后，国内解放战争也在节 节胜利，钱学森先生意识到民族解放、复兴在即,他决定要回国投身到祖国 的建设中，但是归国路途确实是想象不到的坎坷和艰难。
1950年，因为怀疑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取消了他参加机密研 究机构的资格。钱学森以此为契机,用回国探亲这个理由准备回到阔别许久 的祖国。正当他要动身的时候，却被美国移民当局扣押，幸好被同事以一万五千元美金保释出来。但此后，美国屡次阻扰他回国，钱学森遭到了美国当局长达五年的扣留和迫害。
据钱学森晚年时候的讲述，在美国羁绊的五年中，他时刻不忘回国,每 一天都在准备着行李。由于美国政府的刻意压制，家中的生活条件很差，还 要经常搬家。好在妻子蒋英贤良淑德，抚慰了他那寂寥无助的心。妻子蒋英 毅然辞退家中所有的女佣,一个人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
在这五年当中,钱学森先生并没有放弃回国的打算,他在美国加州学院 任副教授，在教书之余，不忘继续研究自己的学术，并在1953年发表了《从 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一文，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更是引起了行业 领域的轰动。
出国容易回国难
1949年5月20日和1949年5月14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负 责人葛庭燧、曹日昌教授分别写信，他们劝说钱学森回国参加祖国战后建 设。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下定主意，立 誓返回魂牵梦绕的祖国。
1950年7月，钱学森准备将整理好的八百公斤的书籍和科研笔记带回 祖国,但遭到美国移民当局的强行拘留，并扣押了所有的资料和书籍。美国 海军部高级次长表示：“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很多机密科研机构，无论走到哪 里，他都抵得上5个步兵师,我宁可将这家伙击毙,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强行拘留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丨国内多位科学 家纷纷声援钱学森，谴责美国政府的做法太过极端。新中国公开指责美国在 违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扣押钱学森,这是完全不符合美国所谓的人权、 民主、自由等口号。
中国为了让钱学森早日回国，也在时时刻刻地想着法子。在日内瓦召开 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可以释放在 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十一名高级将领，为了表示诚意，中国会先释放4名 美国的王牌飞行员。然而，美国坚持不让步,声称并没有证据表示钱学森想 要回国。
就在谈判无以为继的时候，全国人大副常委陈叔通忽然收到钱学森的 来信，信中的内容是要求祖国帮助他回国。原来钱学森通过美国的报纸看到 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陈叔通’而陈叔通正是他父亲钱均的好朋友，于是便决定 给他写信。钱学森先是摆脱美国特务的监督，在写给比利时的亲戚家书的夹 层中留下了这封写给陈叔通的信件。
陈叔通接到信后，立刻将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以此作为美国当 局扣留钱学森的铁证，美国只得以“驱逐犯人”的名义放钱学森先生归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先生终于得偿夙愿，携带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 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当年10月8日，钱学森先生终于回到中国广州。
但是，对于美国政府以驱逐罪犯的名义将他放回，钱学森异常愤恨，他 坚决表示，如果美国不就此向他道歉,他就永远不再去美国。果然,在钱学森 回国后的生命中,他再也没有前往美国了。
科研狂人
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历程。他迫不及待地投 身到祖国的航空、国防建设之中。
1955年冬，钱学森参观了陈赓大将领导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 交谈中,钱学森坚持一定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导弹、火箭。1956年，钱学森 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导 弹、火箭工程的发展、建设规划，这份意见书立刻受到党和中央的高度重视。
同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钱学森，毛主席的和蔼、亲切、平易近人， 都让钱学森印象深刻。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钱学森随后成立中国第一个火
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院以钱学森作为众多科研
学者的领头人，为了让这些从未接触过导弹的学者们尽快地融入到导弹、火 箭的建设发展之中，钱学森首先给分配过来的156名大学生和教授讲述了 《导弹概论》,并亲自拟定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相关专业的学习计划。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将所有援华的科学家全部撤走，同 时将支援中国的工业项目的合同全部撕毁。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钱学 森和众多学者一样,吃粗干粮、睡帐篷,他们同甘共苦。虽然国外技术死死封 锁，但是钱学森的队伍也能攻克重重难关,终于在1960年11月5日，中国 发射了第一枚导弹。这个时间距离苏联撤走科学专家仅17天，当时在酒泉 发射场的聂荣臻元帅十分激动，他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转折点! ”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并在两 年之后的10月27日，完成了中国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对地导弹的发行试 爆实验和中国原子弹、导弹相结合的实践，使我国的国防力量达到了世界尖 端的位子，震惊了全世界。
1965年，钱学森又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我国人造卫星的建议。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的 发展又步上了一个高台阶。
钱学森不光是我国航空科技、导弹火箭科技上的功臣，也是我国高端军 事科技的奠基人。1998年，钱学森就关于军事科学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 “军事学是军事科技的基础理论,军事运筹学是技术理论，技术应用学是军 事系统的工程理论。”
中国人，中国心，钱学森的爱国之心
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作为爱国者,他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冲破层层阻 力回到中国;作为科学家,他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为中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钱学森说过,他一生有三次最为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 在得知美国方面终于肯放他归国，第二次是在得知自己将会同焦裕禄、孟泰 等人，一起列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第三次是在建国十周年的那天， 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不计其数，然而最为 光辉、功勋最为卓著、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却是钱学森。那么,钱学森一生做出 哪些贡献呢?
在“一 ·二八”淞沪抗战中，钱学森意识到中国航空力量过于薄弱，因而决定到美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理论知识。在美国受到当局迫害，滞留美国的五 年，他从没有放弃争取回到祖国的机会。他为二战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劳， 曾经和冯·卡门一起完成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问题，并留下了“卡门一钱近 似”公式，就连冯·卡门导师也称这个弟子的学术知识已经胜过了自己。
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他将自己在动力、制导、气动 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掌握的丰富知识,运用 到导弹、火箭、卫星的研发制造上。他还主持并成功地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 术的建立”，他还参与了对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的研制。
钱学森被世界公认为世界航空技术的开创者、重要技术的奠基人和控 制工程学的开山鼻祖，他是应用数学、应用力学等学识领域的领袖人物,他 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学识上留下了创造性的贡献。
钱学森一生留下了《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不 朽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先后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的称号。
钱学森为中国导弹、航空、火箭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付出了 40多年的努 力，有着中国导弹之父、火箭大王、中国航空之父的荣誉称号。在1991年10 月16日，国务院、xx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一级英 雄模范奖章。随后，钱学森又担任中国科学家协会的名誉主席。1999年9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xx又授予他“两弹一星”勋章。
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他在为祖国科研实验做奋 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应有的崇高精神。钱学森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我所学到的科学技术只服务于我的祖国,我 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如果说我有所求的话，那我想要的 最高奖赏,就是全国人民对我工作的满意。”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他是从中国贫弱的年 代中走出来的,他曾经亲眼见到过祖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形，他绝不愿意让中 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钱学森晚年的时候,也仍然关心着国防科技和军 队现代化的建设。
当钱学森因病住院时,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到他病床前探视,钱学森紧 抓着军委领导同志的手，要他们好好地发展中国军事的高端科技。随后，中 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部门， 联合起来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的100 位人物”之首。这充分体现了钱老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是全体 中国人对钱学森一生光辉成就的肯定!
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上的阅兵仪式震撼了世界，钱学森就在当年10月31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8岁。人虽死,但英魂常在,钱学森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动摇。
苏武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侍从。汉武帝时，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贵族，经常派骑兵骚扰汉朝边境，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不但给汉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也威胁到汉朝的封建统治者。汉武帝即位以后，派出军队，多次击败匈奴的进攻。匈奴的首领且鞮单于害怕汉朝军队乘胜追击，就故意装出和好的姿态，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一些。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马上派正直廉洁、有胆有识的苏武，率领张胜、常惠等100多人，带着大批礼物再次出使匈奴。
临行前，汉武帝召见了苏武，亲手把旌节交给他。这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木棍，顶部弯曲的地方挂着一串用毛做成的绒球，表明使节的身份，同时是使臣出使的凭证。苏武接过使节杖，激动地说：“只要我人在，这节杖就不会丢，使命就不会受辱。”
苏武一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匈奴单于居住的地方见到了单于。谁知单于是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见苏武送礼上门，就以为汉朝软弱求饶，所以对苏武及使臣们傲慢无礼，态度专横，苏武忍辱负重，完成了使命，正准备返回长安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几年前，汉朝使者卫律出使匈奴后不久就投降了，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原来的副使虞常对卫律卖身投靠匈奴的做法，一直不满，见到老朋友张胜后，他就和张胜暗中商量，想乘单于出外打猎时，劫持单于的母亲，杀了了卫律。然而正当他们70多人准备起事时，有人告了密。于是单于逮捕了虞常，并想趁机逼迫苏武投降。
卫律奉令威逼苏武投降，遭到严辞拒绝。苏武说：“我是汉朝使者，如果丧失了气节，使国家受到侮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拔出宝剑，向自己身上猛刺，卫律慌忙抱住苏武，夺下剑来，然后找来医生为他包扎伤口。
单于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苏武的爱国气节产生了敬意，他更感到要让苏武投降，为自己创图霸业服务的重要性。他让卫律当着苏武的面审问虞常和张胜。
卫律把苏武叫来，先把虞常一刀砍死，吓得张胜当场表示投降。卫律乘机要挟苏武说：“你的副使都认罪投降了，你作为正使也要治罪。”苏武严正地回答：“我奉命来与匈奴结好，和张胜既非同谋，又非亲属，凭什么治我的罪?”卫律理屈词穷，挥刀要杀苏武。苏武毫不畏惧，迎上前去说：“你要有胆量杀死堂堂汉朝使臣，就快点动手吧!”卫律见硬的不行，就用高官厚禄来劝降，谁知苏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痛骂道：“你背叛了君主和父母亲戚，不知廉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
单于见苏武软硬不吃，又生一计，想用艰苦的生活环境来消磨苏武的爱国意志，诱使他最终投降。于是下令把苏武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等你放的公羊产了奶，你才能回去。”
北海荒无人烟，一年到头白雪皑皑，连鸟兽也很难见到。有时苏武饿得没有办法，就掘开野鼠洞，掏洞里的草料来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节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拿着节杖，重返祖国。天长日久，节杖上的绒毛脱光了，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棍子，但苏武仍视为生命的支柱，连睡觉的时候，都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生活了19年。
公元前81年，汉朝与匈奴几经交涉，匈奴才把苏武及其随员共9人放回长安。长安的老百姓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满头白发的苏武，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光秃秃的“节杖”，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老四野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主席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有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勐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银川登陆一样，将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乾净的消灭了，无一倖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次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有英雄就有懦夫，有爱国者就有卖国者。有一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认为中国处处不如外国，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杆，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抗日名将吉鸿昌对祖国有深厚的情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外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了豪迈的气魄。
有一年，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去考察。一天，他到邮局寄包裹。美国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听他说是中国人，就嘲笑说：“中国？我可不知道什么中国！”吉鸿昌听了，十分生气。可陪同他的一个使馆人员对他说：“你何必说是中国人呢？说是日本人，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了。”
吉鸿昌顿时感到受了污辱。他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为什么连是中国人都不敢说呢？他对使馆的人说：“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不光彩吗？我倒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誓死不当崇洋媚外的洋奴！”
他回到住处，找来一块木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字，然后挂在胸前，外出时也不摘下。当美国人惊奇地注视他的时候，他心中十分自豪。
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1月30日生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贫苦农民，行伍出身，早年当磨房工人，精于射骑。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后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关押并被逼赔偿。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
1925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1925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今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时；
1931年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
1931年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据说此次伤亡人死满一桥，而且摞了好几层），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
1931年11月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
1931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上海福昌烟公司为鼓舞士气，还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
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率部转战绥远（今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1938年5月，总司令部进驻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今哈镇）。
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加上将衔。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
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6月，毛泽东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由于他的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至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办公室还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1950年11月，病情恶化。
1950年11月29日20点零6分，马占山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他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这样几句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马氏家庭
清朝嘉庆初年，祖父马万龙和祖母刘氏逃难来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来，刘氏生下马占山的父亲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贫苦生活。马纯长大后，家贫如洗，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来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他们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赁几亩地，维持全家生活、马纯为人老实厚道。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为马占山。出生于1885年11月30日。
马占山自幼体质非常瘦弱，但由于他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敢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领着一个十岁的女孩，来到马家乞讨。马占山的母亲刘氏问知他们姓杜，是从关内逃难过来的，见其十分可怜，便将杜氏一家留在炭窑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妇看马家人好，便把女儿杜赞义送到马家当了童养媳。
马占山和杜家姑娘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贫困的生活给他们全家接连不断地带来了灾难。1897年间，他的母亲生下一个双胞胎。由于家中无粮，懂事的杜赞义，挎着篮子到处乞讨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粮，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说：“人有脸，树有皮，王八还有个硬盖子，也没有像你们那样今天借明天还借……”赞义只有噙着眼泪，空手回到家中。刘氏见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几天后，她和双胎儿女相继死去。
刘氏死后，丢下了三十五岁的丈夫马纯和十二岁的儿子占山，还有七岁的女儿和十五岁的童养媳。为了谋生，马占山到蒙汉交界地方蒙族有钱人家放牧，换回几个铜钱，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学习蒙族骑射技术的机会。几年功夫，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只要抓住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马占山与原配夫人杜赞义育有一子一女，长子马奎、长女马玉文。
马奎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马占山之孙马志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有一次，周总理去会见某外国元首。那个国家的元首，很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就在和周总理礼节性的握过手之后，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然后把手帕放回了兜里。这时，周总理不慌不忙的也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然后把洁白的手帕扔进了垃圾箱！一生节俭的周总理，用一块洁白的手帕，又一次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 “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酆云鹤是我国著名的苎麻纤维专家。她本是山东利津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后来家乡遭水灾，一家人流落到济南。她去给人家当佣人，每天扫地、做饭。在旧中国，主人家一般瞧不起佣人。酆云鹤想认字，请求那家小姐每天教自己认一个字，竟被那小姐斥骂了一顿。她生气极了，辞了工，发誓要上学读书，后来进了一所免费的学校。谁也没想到，这位贫农出身的女孩子学习那么好，不但上了中学、大学，还取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成了博士。
酆云鹤回国后，立志要在麻纺织业上做出成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她努力钻研，在世界上第一个从草类纤维上抽出了人造丝。日本人听说后，要用高价买她的专利。她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就说：“我不卖，我要把这项技术留给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酆云鹤成了苎麻纤维的大专家。为了解决麻纤维不容易合成和染色的难题，她反复试验，终于完成了苎麻纤维的化学变性。我们现在经常穿的麻织品又结实了美观，我国的麻纺工业也十分发达，这和酆云鹤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她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也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
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何亮亮：1926年3月20日，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正紧密合作的国共两党，遭遇了“3·20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的黎明，一队队士兵奉“校长”蒋介石之命，穿过广州街道，分头执行任务，李之龙从被床上拖起，当场被捕，海军局被占领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到了包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受到了监禁。周恩来被软禁，汪精卫的住宅被军队以“保护”的名义包围了。
广州全市实行戒严，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何应钦把驻守的潮汕的第一军中共党员全部扣押了。蒋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扩大了事态。
事态发生后，毛泽东马上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当时在传达室等候的秘书沈雁冰，听到会议室内响起了高声的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当时主张，蒋介石是在搞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中央执监委到达肇庆之后，就会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中共所用。
不过毛泽东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只能阐明自己的意见，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是季山嘉表示反对。陈延年也就跟着犹豫起来了。
“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的预演，他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提出了“暂时休假”，3月25日突然就“失踪”了，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逼苏联首席顾问季山嘉回国。蒋介石初试锋芒，便一举成功，但他仍然声称，我绝不承认3月18日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仍保留其“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共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如毛泽东所说的“得步进步”了。
苏步青，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公元1275年，元军侵略南宋。元军在元朝统帅伯颜的率领下，离南宋的都城临安只有30里路。大兵压境，南宋朝廷无计可施，决定求降。伯颜声明，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与他谈判。
这时，南宋朝廷的左右丞相都闻讯逃跑了，朝廷只好让文天祥为右丞相，去和伯颜谈判。
文天祥见了伯颜后，义正词严地问：“贵国是要与我国交好呢，还是要灭掉我国?”
“我们不想灭掉宋国!”
“既然如此，请你们后撤百里，以表诚意，否则我们将以死相拼!”
伯颜感到文天祥像是向元朝下挑战书的，就扣留了他，并让其随行人员回去传话说，如果南宋不投降，元军马上就发起进攻。
南宋朝廷在伯颜的威胁下，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得知真相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
四年后，文天祥带兵到广东潮阳抗元，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
元世祖很钦佩文天祥的忠心，把他软禁在大都的“会同馆”里，每天派人去轮番劝降，但都被文天祥骂走了。元世祖见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囚禁起来。在狱中艰苦的环境下，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其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几年，元世祖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的忠心，我非常佩服。如果你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怎么能再做元朝的臣子?如果这样，我死了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样?”
文天祥看了看元世祖，斩钉截铁地说：“我别无他求，只求一死!”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刑场上，文天祥面色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说完，整整衣冠，朝南方拜了几拜，仰天长叹道，“我事已毕，心无悔矣!”
秋瑾为了能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救国救民，曾苦练武功，会剑术、拳术、骑术，样样皆精。
1904年，她决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并和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发起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后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她第二次去日本，大力赞助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自称“鉴湖女侠”，常身穿男装，腰佩短刀，好一副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1906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刋——《中国女报》满腔热情地提倡女权，鼓吹革命。
1907年，她回到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和徐锡麟一起积极策划在皖浙两省发动起义。同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失败遇害。秋瑾受株连被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并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对越自卫反击战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其实一开始，西线的指挥并不是杨得志将军，而是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
王必成可能大家都听过，外表斯斯文文，但打起仗来特别凶狠，在解放战争中有王老虎的称号。孟良崮战役中，击败张灵甫的最后一击就来自王必成的特务团。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准备开打之后，王必成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军委、邓小平临时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
为什么让杨得志上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杨得志。杨得志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里面特别穷，在十七岁的时候参加湘南暴动，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东征结束，当上了红2师的师长;八路军时是685团的团长。此后打了大家都知道的平型关狙击战。
这一战，是林彪指挥数个团合力打的，杨得志的团负责扎口袋，从外面进攻日军的汽车队，这个任务很重，一不能让对方从口袋里跑出来，二还要狙击日军的援兵。此战中，685团的一个营顽强顶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增援，使平型关一仗顺利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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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受伤后，杨得志随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冀鲁豫。到了解放战争，杨得志留在华北，跟贺龙、聂荣臻、肖克们一起作战。
当时，有三位打得很好：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他们并称“三杨”。
解放战争中，杨得志打了很多名仗，比如活捉敌军长，吃掉大半个军的清风店战役，还有解放战争解放第一个大城市的石家庄战役。
但杨得志最兴奋的是在平津战役中吃掉敌35军。
当时，他跟罗瑞卿、耿飚搭档，组合称“杨罗耿”，在平津战役时围攻傅作义的嫡系35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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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35军有汽车，解放军全靠腿，这就是龟兔赛跑，理论是没有希望的。但敌35军犯了兔子的毛病，一路上整点妖蛾子。结果被杨得志成功逮住。
吃掉35军后，杨得志非常激动：“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英雄豪迈，挥斥方遒!
后面，杨得志还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解放大西北，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就太多了，以后我们再说。
那临阵换将是不是因为这些功绩呢?不是的，因为王必成将军也有一大堆的功绩。中央的考虑主要是杨得志曾经担任过抗美援越的中方顾问团团长，对越军装备以及战略战术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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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向军委建议，还是王必成合适，但王必成没有推辞，爽快地让杨得志接手指挥，还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参战。
杨得志就此接管了西线的作战。
一去，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线的部队在展开时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不是中央军委希望的进攻形态。而且当时部队很多年没有打仗了。邓小平就说军队的风气需要整一下。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军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比较靠后。
像跟越南这种善长丛林战的对手作战，战局变化很快，如果太靠后，显然不利于临场指挥。但怎么让军、师的指挥机关往前靠呢?
杨得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安排，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到了边境线旁。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大家一看，司令都在前方了，难道军长、师长还在后方呆着不成?军长、师长们迅速行动，把自己的指挥所同样建在了边境线上。
这一改变，效果立显。我军在夜晚发起突袭，打了越南一个措手不及，西线的进攻十分迅速，一个个要点被拿下，战略要地老街也被攻克。
越军的王牌部队316A师准备增援老街，与我军决战。
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的胃病复发了。
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杨得志累倒了，出现了腹泻便血，因为失血过多，出现急性左心衰，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最后是静脉推注吗啡，才救了回来。此后，飞机将杨得志接回北京抢救。
接下来的指挥交给了副司令员张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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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铚秀打得也很不错，调度有方，稳扎稳打。使西线作战的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战结束之后，杨得志出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94年，杨得志将军去世，享年83岁。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现在，在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户，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不但想到自己富，还带动全村、全乡人富，关心农民兄弟的疾苦。
江西南昌顺外村农民企业家曾荣苟领导全村人办了10几个企业，不但成了富裕村，还每年上缴国家100多万元税金。村民们都感谢他，他却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村子，特别是老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帮他们脱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先富的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主动5次到赣南老区与老区的穷村结成“对子”，帮他们培训人才，建起村办企业。
江苏赣榆县一个农民专业户叫祁德林，养对虾致富了。他想到在南疆老山保卫祖国的战士多么艰苦，就把一吨对虾送到了前线，慰问战士。他经常想：“自己富了，有责任帮助别的兄弟一起走富裕路。”他就主动向村办企业投资，还出钱支持村里的教师、五保户、敬老院。有三家困难户一直富不起来，他拿出6000元买了鸭子给他们喂，说：“赚钱归你们，亏本算我的。”结果第一年亏了，他又拿出钱给他门买船搞捕捞，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
还有辽宁沈阳一家农民办的联合公司，几年中发展成有2000多名工人，资金积累上百万的大型企业，可农民出身的总经理苏立文拿的工资还不如工人多。他说：“我个人没什么希图，只希望为农民兄弟闯出奔富的路。”
这些普通农民的心胸多大呀，装着国家，装着几亿农民兄弟。
黄继光，
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名字，
为了祖国的荣誉，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那是在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黄继光所在部队在进攻597.9高地主峰的时候，
遇到了敌人几个火力点的压制不能前进，
战士们屡次突击，伤亡惨重，但都被挡了回来；
眼看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天快要亮了，
如再拿不下火力点，攻下主峰，
我军的战果将全部丧失，
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
他——黄继光，毅然挺身而出，
满怀必胜的信念，
带着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几个火力点被摧毁了，
但还有一个射孔的机枪在疯狂扫射，
这时，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受伤了，
手雷掷完了，黄继光自己身体也多处受伤，
在这枪林弹雨中，
面对这重重的困难，
黄继光用尽全力，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毅然顽强地爬向火力点，
在接近火力点不到10米的时候，
我们的英雄勇敢地站起来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和振奋啊！
这时，黄继光仿佛感觉到，他的身后，
战士们正急切地看着他，
祖国人民在注视着他，
朝鲜人民在盼着他；
只见他像钢铁巨人一般，
慢慢地向火力点靠近，
奋不顾身地向火力点扑过去，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火力点拿下了，
任务完成了，
上甘岭战役胜利了，
但我们的英雄却壮烈牺牲了。
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
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他的光辉事迹，
谱写了一曲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赞歌；
他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
闪烁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方志敏曾经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拍手笑道：“哈，是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说着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但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方志敏冷冷地说：“你们从我身上是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不相信，又用刺刀把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剔开，但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就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
方志敏冷笑着说：“哼!你们不要做出这种难看的样子来。我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的!”
国民党士兵又把方志敏的鞋和袜子翻了一遍。并在周围草丛里寻找一番，仍然一无所获，这才相信，在这个“大官”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在敌人的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书。他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为国者终不顾家”。这当然不是说，报效国家就不能孝敬父母，不能管自己的家庭，而是说，当国家更需要自己的时候，要能公而忘私，甚至放弃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自古以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多的。
汉代有个青年将领叫霍去病。他16岁就参了军，跟着舅舅卫青到边塞和入侵的匈奴人作战。别看他年纪轻，却英勇善战，能指挥成千上万的骑兵步兵，屡建战功。有一次，他率领一万精锐骑兵，深入敌后几千里，打败了敌人。后来他和卫青分兵两路，和匈奴进行决战，终于击退敌人，使国家的北方消除了外来的威胁。汉武帝加封有功将士，让他和卫青共同担任大司马，统率全国的军队。
霍去病少年从军，为国出生入死，却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他也从不追求享乐。汉武帝为他建造府第，给他优厚的待遇，他却说：“匈奴还没消灭，我怎么能顾自己的小家呢？”
因为长年征战，霍去病得了重病，2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把短暂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使人民享受了安宁。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 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 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 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 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 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1918年，冯玉祥在湖南省常德出任镇守使，这个时期，全国人民正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常德的大街上有一家日本商人经营的日货商店。一些进步学生在店门口发表演讲，劝群众拒买日货。日本商人对此恨之入骨，把这件事告诉了常德日本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高桥新二来到冯玉祥官邸，要求冯玉祥用军队对那家日本商店进行保护，以阻止学生在商店门前集会。冯玉祥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守住了商店门口，几个正偷偷购买日货的人吓得赶快跑了。打这以后，士兵轮流整日整夜地站岗，一些本来想买日货的人也不敢再登这家商店的门了。日本商店的生意越来越萧条。高桥新二再次登上冯玉祥的官邸，要求撤回军队。冯玉祥说：“高桥先生，你也算是个中国通了。你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高桥先生提出派军队保护贵国商店，就应该保护到底。我们的民族最恨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人。高桥先生，你说对吗?”
高桥新二无话可说。从此那家商店无法经营下去，终于倒闭了。
冯玉祥将军将计就计，将日本商店“保护到底”，当对方提出要撤回军队时，将军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言，让对方找不出反驳理由来。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断攀登科学高峰，1979年在美国短期工作时，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在这一研究中，他把最小素数从80推进到16，达到了当前世界上的最新水平。
国外朋友希望陈景润在美国发表这一论文，他拒绝了，特意把论文用包裹寄回祖国。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陈景润回国以后，有人问他：“你听说了吗？有人造谣说你不回来了！”陈景润冷笑一声答道：“听说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回来呢？”
1995年3月7日下午3点，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的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的工人，好不容易盼到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太累了，一名身体染病的女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了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韩国女老板顺手操起一块线路板朝这位女工猛砸过去。……紧接着大发雷霆，吼叫着各生产线管理人员直身站立举起双手作投降状，然后叫车间工人统统跪下。人群中有一个人直直地站着，愤怒地望着这个外国妇人。女老板吼叫：“你为什么不跪?”这个人说：“我是不会给你下跪的!”这个中国青年员工的名字叫孙天帅。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许多赞美山河的诗，至今被人们传诵。李白的诗，不是单纯写景，而且饱含着他的爱国感情。
李白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为国效力，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他性格直爽，又不愿意巴结权贵，所以一直不被统治者重用，有一次还差点被流放到边塞。他宁肯不做官，宁肯受穷，也不向那些人屈服。于是，他把一腔热情都寄托在奇山丽水之间，把自己化在了祖国美丽的大地上，用诗来赞美，来歌颂。比如他写长江三峡的激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钱塘江的潮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写秦岭的险要：“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
黄河和长江在他的笔下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在李白的诗中，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呀！他正是陶醉在这块土地上，才誓不改志，坦然地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林彪（1907—1971），原名林育容，湖北黄冈人。1925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5月毕业，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二营七连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随叶挺的二十四师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之后，随朱德南进，在会昌战斗中初立战功。1928年2月，改任红一师一营二连连长。3月，带领二连奇袭耒阳县城，创下一个连击败一个师的奇迹，因功升任一营营长。4月，朱德、毛泽东部会师井冈山，合编为红四军，林彪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反击国军进剿井冈山的战斗，在永新、七溪岭诸战中战绩显著，颇得毛泽东和朱德的赏识，故在1928年7月接替王尔琢升为二十八团团长。从此，一颗耀眼的将星开始升起。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下辖两个军，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10月，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活捉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2月，又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大败国军“御林军”第四十七师。1932年2月，红四军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同年4月，率部攻克漳州。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任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指挥，首次指挥大兵团作战。黄坡一役，全歼国军第五十二师。
1934年1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两路大军，筑成两道血肉通道，保护中央纵队突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次执掌红军，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林彪率师东奔西突，鞍马劳顿，一向以速度快见长的他，也有些吃不住了。他认为，这样下去，红军要被拖跨，于是给中央写了封信，建议毛泽东等几位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毛泽东接信后，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陕北建立根据地。林彪率部抢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为大军前进开道。
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林彪被任为校长。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兼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同年9月，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化。毛泽东盛赞一一五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个争气仗。蒋介石表示：“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同年11月，又指挥三四三旅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近千人。
1938年3月1日，林彪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带着师直属队10余人，路经阎锡山的第十九军防区。该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军，向其开枪射击。子弹击中林彪，伤了脊神经。从此他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等毛病。是年底，被送往苏联治伤。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一套如何打赢苏德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万万没想到中共党内还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立即接见了林彪。林彪向斯大林面谈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斯大林听后大为赞赏，称林彪为天才战将，并邀请他参加苏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有谣传说：斯大林欲以3个师向中共换取林彪。
1942年，林彪归国，继续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都说：“林校长外表看起来一点不象个将军，个头不高，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1945年8月，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赴任途中奉命改道向东北。1946年1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陆续将7个军（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运至东北。国军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攻占三海关、夺取沈阳，向四平、本溪进击。毛泽东电令林彪“化四平为马德里”。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国共两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战斗日趋激烈。5月，国军兵力增加到10个师，林部渐感不支。5月18日，塔子山阵地被廖耀湘新六军攻破。林彪见形势于己不利，于当夜率部悄悄撤出了四平。5月23日，杜聿明部进占长春。林彪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养精蓄锐，以图再举。1947年春，林彪喘息已定，又与他的黄埔师兄杜聿明大打出手，逐鹿东北。他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使杜聿明损兵折将4万人，二人之间攻守易势。紧接着发起夏季、秋季和冬季三大攻势，相继歼灭国军40万兵力，收复城市77座，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仍任总司令兼政委。8月，东北野战军成立。林彪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兼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麾下总兵力已达105万人。毛泽东风趣地说：“林彪现在长‘肥’了”。
1948年9月12日，林彪发起辽沈战役。10月15日，挥师攻破东北咽喉要地锦州，生俘范汉杰上将。19日解放长春。接着转兵辽西，采取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两昼夜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共10万人，刷新解放军战史记录。11月2日，攻占沈阳、营口。以伤亡约7万人的代价，歼敌近50万人，胜利结束辽沈战役。至此，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在东北黑土地上与国民党军队较量3年，相继歼灭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名将麾下108万兵力，解放东北全境，使得共产党手中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和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国军在东北输了个精光， 杜聿明及麾下郑洞国等一大批黄埔名将全被他们当年的小师弟林彪打得焦头烂额。蒋介石怒斥他们：“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可你们是一期的！”
1948年11月，林彪挥师秘密入关，直扑平津。1949年1月，闪击天津，只用29小时就攻下了傅作义宣称能守半年的“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北平被围，傅作义别无选择，于1月22日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林彪大军歼灭蒋系，傅系部队52万余人，解放华北全境，威震平津。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4月，林彪率四野大军南下，向中南挺进。5月17日解放武汉。8月，被林彪大军包围在长沙的程潜和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11月，林彪与“小诸葛”白崇禧决战于广西，至12月14日，歼灭白部主力17万余，解放广西全境，白崇禧垂头丧气逃往海南。1950年4月16日，四野两个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5月1日解放海南岛。至此，林彪率领的大军，从东北的白山黑水，打到海南的天涯海角，长驱直下，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军驰名中外的远征名将、蒋介石的爱将们在林彪的打击下，纷纷落马，败走麦城。
1955年，林彪被授元帅军衔，位列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三。1959年，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在其军事生涯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斯大林称他为“天才战将”，蒋介石称他为“战争魔鬼”，而毛泽东则称他为“不懂事的娃娃”。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傣族战士岩龙所在的连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岩龙和连队失去了联系，他只身一人沿着山沟向前走，走到敌人阵地的后侧。当他发现敌人的一挺机枪正向我部队扫射时，他迅速从背后摸上去，打死了敌人的射手。当他看到敌人的一个小分队正向我部队扑上来时，连发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
他一会儿在敌人阵地的东边打，一会儿又在西边打，足足打了3个多小时，共打死了50多个敌人。他胜利返回部队以后，才发现身上所带的150发子弹，只剩下25发了。从此以后，岩龙孤胆作战的事迹在部队里到处传诵
明朝时候，有个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过数想不到的困难，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传播了我国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个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小郑和找来纸，叠了许多小船。他把小船放在水面上，让微风把它们吹向远方。他目送着顺水飘荡的小船，心中有了远航的愿望。郑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航海家，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乘上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渐渐地，郑和不再叠纸船了。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围着造船的叔叔、伯伯们转，问这问那，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一天，郑和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在屋后的空地上，自己悄悄地造起小木船来啦!
郑和一心一意地造船，把别的事情都丢在了脑后边。为了造船，他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没用多少天，郑和就造出了三十多只小木船。
船造好了，郑和的欢喜劲儿就甭提了!一天，他把小木船都运到湖边，用绳子一只一只地连起来，郑重地放到水里，系在大船后面。看着自己造的小木船排成了队，郑和高兴地又蹦又跳，嘴里喊着：“我的船下水啦!我的船下水啦!”
伙伴们好多天没看见郑和了，听到他的喊声，都跑过来，一看：“呵，郑和造了这么多船啊!真是太好啦!太好啦!”一个个都高兴得拍起手来。
郑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船队就要出发了，你们愿意做我的水手，跟我去远航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愿意!”
郑和让伙伴们上了大船，他自己当船长，等伙伴们拿起船桨，就大声说：“现在起航!”
孩子们一齐划起船来，三十多只小木船跟在大船后面，像一条长龙似的在水面上游动。郑和挺着小胸脯，站在船头，不断地下着命令，可威武啦!
这一年，郑和才10岁。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罢课，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李宗仁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界人物，爱国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功勋。后来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当时他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是在保持国民党政权上是一致的。1949年初，他派代表和中共代表和平谈判，可后来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李宗仁不愿意到台湾和蒋介石共事，就去美国定居了。
在美国，李宗仁时刻关心祖国的发展。看到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十分感动。经过思考，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那个政权的失败，并表示支持新中国，还希望回到祖国。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原国民党的大人物，要回国就必然引起台湾和国际上的注意，走漏消息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并过问此事，李宗仁的好友程思远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他回国作了周密的准备。
1965年，李宗仁夫妇躲过了台湾方面的监视，秘密地绕道巴基斯坦，坐上了中国的飞机，回到了祖国大陆。这位75岁的老人激动万分，和前来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等人热烈拥抱，表示要把余热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生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家乡在现在湖北的秭归（zǐguī），离长江三峡不远。这里风景奇美，山影水声迷人动听，屈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楚国。可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不图进取，使国力渐渐衰弱，百姓生活也很痛苦。屈原非常着急，来到都城劝楚王改革图强。不料他受到奸臣的陷害和攻击，一度信任他的楚王竟把他赶出都城，流放到了远方。
屈原一片爱国心不被人理解，难过极了。有人劝他：“楚国既然不需要你，你何不到别国去，照样可以施展才能啊！”
屈原回答说：“我爱我的楚国，为它的命运担忧，为百姓的痛苦伤心。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可是舍不得我的故土。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它出力。”
屈原写了许多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他想象着自己乘着龙驾着象，在天空中翱翔，就要飞往远方，离开楚国，忽然回头看到了可爱的家乡，立刻停住了脚步。他的仆人哭了，连马也不肯再往前走。他又回到了楚国，并下决心：“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就投江而死，用生命殉我的祖国！”
不久，屈原怀着对楚国深深的眷恋，投入了汩罗江（在现在湖南）。他对楚国的爱也就是对中国的爱，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爱。所以全国人民至今还怀念他，每年端午节人们划龙舟，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支埃德加·斯诺赠给项英的"派克"钢笔。这是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长12.5厘米，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种老式的"派克"钢笔现已存世不多，再加上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便更显其珍贵。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曾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沿着中国2000公里铁路沿线遍访南北重镇。后来，又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华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并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撰文，颂扬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8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他采访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湖北、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和陈毅等一起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并取得了一次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在新四军中，项英任副军长，协助军长叶挺率部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创建了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这次采访中，项英向斯诺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和陈毅等一起领导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怎样以斗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等等。这使斯诺对他由衷的敬佩，他认为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采访之后，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诺把自己从香港带来的这支"派克"钢笔送给了项英。对于作家和记者的斯诺来说，他认为没有比笔更好的礼物了。
项英深信，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用他的一支笔，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和抗战。因而，他非常珍惜这支钢笔，从1938年8月到1941年牺牲，他一直随身携带这支笔，就是用这支笔，不知草拟了多少文件，写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论目前国内外情势》、《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等，都是这期间的著名之作。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项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挥泪告别了项英的遗体，携带这支钢笔，历尽艰辛，突出了敌人的重围，终于见到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他们把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情况向曾希圣做了汇报，并移交了这支钢笔。曾希圣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这支笔交给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新中国成立后，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送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送到军事博物馆收藏。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还是浙江大学一名讲师, 他被选派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留学. 他打破惯例, 进所第7天便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得到支持。
他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改革沿用了100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每天夜晚，他所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巴克教授十分称赞他的勤奋和刻苦。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了“电液比例节流装置” 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 两项新原理，又接连做出了3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5项专利，仅用两年多时间便以优秀成绩获得了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以高薪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面对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答复说：“感谢你们的情谊。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故事之一：
爱国华侨陈嘉庚，17岁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惨淡经营，终成南洋巨富。1919年秋，富贵而归乡的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师范。对于英国人的刁难，他坚定地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他变卖家产，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为，陈嘉庚给予积极支持。他曾筹款20多万元，帮忙光复福建。抗日战争暴发后，他又尽可能多地为抗战提供财力和物力的帮忙。从1937年到1940年，陈先生为抗日募捐的总数达30亿元之巨。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不轻易乱花钱，自奉俭约，素食布衣。临终时，他把遗产300多万元所有献给了国家。
几10年来，陈嘉庚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位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
故事之二：
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
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同志）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
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戴季陶）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
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
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
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
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
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
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
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
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
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
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
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
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与蒋介石同
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
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
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
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
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
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
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
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
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
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6
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
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
东共同签署。
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
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
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一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
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源
始于此病。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待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
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
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
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
“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
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
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
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
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
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
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
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
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
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
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
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
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
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
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
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
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
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
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
——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
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
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
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
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
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
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
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
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
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
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
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
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
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
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
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
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
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
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
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
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
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
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
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
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
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
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
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
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
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
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
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
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
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
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
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
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
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
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
“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
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
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
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
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
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
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
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
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
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
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
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
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
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
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
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
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
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
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
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
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
“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
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
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
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
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
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
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
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
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
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
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
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
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
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
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
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
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
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
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
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
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
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
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
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
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
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
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
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
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
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
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
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
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
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
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
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
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
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
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
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
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
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
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
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
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
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
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
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
“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
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
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
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
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
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
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
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
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
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
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
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
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
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
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
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
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
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
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
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
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
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
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
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
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
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
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
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
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
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
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
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
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
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
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
为得意……
九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
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
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
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
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
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
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
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
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
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
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
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
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
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
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
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
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
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
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
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2届中执会第2次全会
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
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2
届2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
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
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
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
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由张静江担
任此职，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
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
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松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
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
日悄然离穗赴港。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
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
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
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
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
“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
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
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
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
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
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
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
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
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有这样3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引者注：即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
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3案均“照准”。会上，
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清华大学邹圣兰同学：我是湖南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的学生，我打算今年毕业之后去西藏做村官。至于为什么去西藏当村官而不是当记者，我想起您去年给浙大14位同学的那封封回信中说的话。您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因父亲在机关工作，所以我一直是从小城镇长大的，而且从小都只专注于学习，对农村的情况了解甚少。我觉得如果不补上这一课，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记者，所以当我得知西藏大学生村官的报名通知后，我打消了留在京城当记者的念头，打算扎根西藏，在那边踏踏实实地干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
(本文是署名“蛊惑于”的网友于6月27日发表在“海军论坛”里的论帖)
近来网络上掀起一股批判朝鲜战争、质疑朝鲜战争出兵正确性的热潮。其实，朝鲜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是无庸质疑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50多年，属于旧事，本不必这么热衷，何以到了现在又成了热点了呢？其中问题值得深思。笔者本没有多余时间，因为时间有限。但看了一些网友的言论和看似有道理的帖子后，深感问题之严重性，认为有必要说上两
句。特别是那篇《毛泽东偏激“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更是充满了对历史的无知与对毛的个人攻击污蔑。很明显这篇文章属于网络打手之做，是西方的御用文人。其目的性很强，就是煽动和动摇人们对于朝鲜战争的正确认识，误导舆论，动摇我信心。很明显，这是为西方服务，为西方的朝鲜战争翻案。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何须争辩和质疑。朝鲜战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于中国有如下重大的历史作用：一边倒的战略选择也是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世界战略态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而直接指导就是马列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共产党一脉相乘。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怎么会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呢？不但共产党不答应、农民也不会同意。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路线与蒋界石的国民党的资本主义路线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必须选择一方：不是倒向西方，就是倒向苏联阵营。所以倒向苏联是历史的必然。这本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竟然受到了攻击，简直是可笑的很。回过头来看，1972年，中国不是又倒向了美国么？这里面根本的是国家利益，战略利益的问题，选择倒向谁的决定不是因怄气、不喜欢谁，而是谁对我最有利。难道72年时中国喜欢美国么？难道当时的美国喜欢中国么？都不是，双方都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当时世界战略态势而已。可笑的是这样的浅显问题也成了攻击毛的话柄。
再看朝鲜战争。1950年的朝鲜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美陆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当时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而我军入朝时从个部队多方抽调，才使入朝部队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配到营，营以下的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军号哨子及小量的信号弹。
美军的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38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第27军入朝时则只有汽车45辆，38军90%的兵员还在使用1905年设计的日制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更无法相比。美军空军在朝拥有1100架飞机。志愿军当时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面对美军的1100架作战飞机，入朝作战的之初志愿军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日制的75毫米高炮，还有12门留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赖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美军飞机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轰炸时间没日没夜，扫射目标不分大小，见人就炸，见物就炸。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国飞行员拼命降低飞行高度，以致撞到山头和高压线上的事时有发生。
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的，迫使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评论说：“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如果全球战争爆发，我们有输的危险。”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同样会引发一场双方掷核物器的竞赛，在朝鲜的美军有遭苏联核武器袭击的危险。美国决策层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1951年5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对国会说出的那段名言：“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朝鲜战争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的战争的概念。所谓“有限”，并不是指单方面的有限，而是在综合因素制约下，各方所能采取措施和使用手段受到的限制。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领空做战。美国人从空中信号截听到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仍然无可奈何，也只有保守秘密，不敢对国内舆论公布。这是美国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朝鲜战争对于对于越南战争的作用：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人从心底里不希望在与中国人进行较量。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上将和约翰逊总统的一段对话，更显示出美国人的心态。1967年4月，威斯特摩兰对约翰逊说，如果把兵力增加为68万人，能够在两年以内结束越战；如果只争加到56万人，结束战争要3年。约约翰逊满脸不高兴地反问：“我们增兵，对方不能增兵？这样下去的尽头在那里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武元甲的增兵能力以接近尽头，美国人消灭他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补充的速度。约翰逊又问，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谴志愿军，情况会怎样？威斯特摩兰半天才说了一句，“哦，那到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朝鲜战争，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被受欺压、备受凌辱的悲惨境地，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残弱形象。100多年前区区几千人的8国联军就把偌大的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打的统治者落荒而逃。民族瑰宝圆明园也被毁之一旦。而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志愿兵面对十几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大优于自己的所谓联合联军，不屈不饶，并给予致命性打击，使其存步不能移动，不得不坐下了谈判。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上百年的衰弱后，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民族都不敢轻视。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世界名将、二战巨头、当时的亚洲准“皇帝”麦克阿瑟者也不得不说：千万不要小看中国人，他们不好对付
打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是朝鲜战争对于国民性格塑造的直接作用。原来洋鬼子也不过如此。所谓的不败美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中国人面前不堪一击。当时的中国建国没满周岁，国家急需要建设，更需要信心让世界承认。而朝鲜战争恰好给了中国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使得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变的更加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而且，它象全世界宣布了，有着钢铁意志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和民族尊严面前，是来不得半点的含糊的。
打出了50年的和平环境：新中国建国之初，周遍国际环境状况险恶，虎狼在侧。以后事实证明，假如当时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在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事实证明如此，其实当时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已经把偌大的中苏给包围的水泄不通。朝鲜战争如果让美国得逞，那么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将被极大的压缩。与以老美为首的敌对国家的冲突就会缩小到周遍地区。而当时的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修养生息，加快国内建设。但是，试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能给予这种的环境么？根本不可能。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迫使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并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朝鲜战争却彻底改变了中国周遍和世界的战略态势，朝鲜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以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的面目崛起于世界。当时的美国胁二战之余威和气势，朝鲜战争却使美帝国的不败神话被打破。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开始处于守势。这使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不可欺的。越南战争中，毛泽东对美国说：你们的兵不能过17度线，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越过。不可想象，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人会接受这个要求。也正是如此，美国才不敢在中国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从而保证了若干年的和平建设。其实，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因为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国民只崇拜强者，信奉达尔文弱肉强食的强者哲学，几乎从来不同情弱者。因此，能与美国作在谈判桌上的只有更强者——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就是。
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蔑视一切的气势，并且让美国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感情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决心是不可违抗的。、
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世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打出了70年代联合国的加入，打出了1972年的尼克松的主动访华，寻求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以缓解来自于苏联的战略压力。尼克松的女婿形容自己的岳丈见到周恩来时的鞠躬为“几乎跪下”。其实所谓的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从此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三极世界中国的一极(尽管是最弱的一极，但是谁也不敢轻视)
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打出了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要求自主独立的呼声，结果是第三世界的依附和支持。广大的第三世界成了中国最大的战略腹地和同情支持者。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但是在国际战略态势上依然处于有利的攻势地位。可以说，没有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基本上就是靠打出来的。
台湾问题：最大的疑问是说朝鲜战争延误了收复台湾的时机。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即当时不出兵朝鲜，以新中国当时的海军作战状况，能打败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么。能收复台湾么？其实我认为，后来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很好的说明了当时毛及中共对于台湾的解决态度“毛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或许需要100年的时间。那就是让时间和后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解决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类似香港问题留下一个窗口和平台。其实72年尼克松的访华能成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这是今年基辛格的绝密档案中披露的。
关于九评苏共的公开信中的话，那很明显是为了辩论的需要和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是出兵朝鲜的目的，至于为了获得斯大林的赏识和认可，更是无稽可谈的话，很无聊，难道中国在72年转向美国，毛泽东也是为了讨好尼克松么？可笑的很！~
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出现。这骈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当前的朝鲜局势有深刻的联系，目的性很强为西方侵略朝鲜翻案，属于文化的渗透和殖民主义，企图颠覆我们的朝鲜战争观念，颠覆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和景仰。
当前的朝鲜局势紧张、冲突不断，为下一步朝鲜站的军事解制造舆论上的声势，同情的立场，防止中国国内出现激进的支援朝鲜的的呼声。为军事解决朝鲜问题埋下伏笔。其实这是美国自己心里惧怕中国干涉其出兵。属于典型的攻心战术。
攻击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实际上等于否定整个新中国的战斗史、否定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为西方服务。善意的批评我欢迎，但是这种低级的东西带有明显煽动和污蔑的政治目的性。十分可恶。可悲的是部分国人也不自觉的充当西方的枪手和工具，被一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所迷惑，失去了自己基本辨别能力，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可怜，成了西方强大的文化宣传和渗透的御用工具。所以，国人需要头脑清醒。
明朝时候，有个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过数想不到的困难，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传播了我国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个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小郑和找来纸，叠了许多小船。他把小船放在水面上，让微风把它们吹向远方。他目送着顺水飘荡的小船，心中有了远航的愿望。郑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航海家，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乘上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渐渐地，郑和不再叠纸船了。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围着造船的叔叔、伯伯们转，问这问那，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一天，郑和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在屋后的空地上，自己悄悄地造起小木船来啦!
郑和一心一意地造船，把别的事情都丢在了脑后边。为了造船，他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没用多少天，郑和就造出了三十多只小木船。
船造好了，郑和的欢喜劲儿就甭提了!一天，他把小木船都运到湖边，用绳子一只一只地连起来，郑重地放到水里，系在大船后面。看着自己造的小木船排成了队，郑和高兴地又蹦又跳，嘴里喊着：“我的船下水啦!我的船下水啦!”
伙伴们好多天没看见郑和了，听到他的喊声，都跑过来，一看：“呵，郑和造了这么多船啊!真是太好啦!太好啦!”一个个都高兴得拍起手来。
郑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船队就要出发了，你们愿意做我的水手，跟我去远航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愿意!”
郑和让伙伴们上了大船，他自己当船长，等伙伴们拿起船桨，就大声说：“现在起航!”
孩子们一齐划起船来，三十多只小木船跟在大船后面，像一条长龙似的在水面上游动。郑和挺着小胸脯，站在船头，不断地下着命令，可威武啦!
这一年，郑和才10岁。
记者曾经几次造访过闻名世界的美国西点军校。因为对外界开放参观游览，任何人都可以 在开放日去那里游玩。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许可和安排。西点之成为美国东部屈指可数的 旅游胜地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曾为美国培育了众多青史留名的军事将才的第一军校。 也还因为此处山清水秀、风景幽美。颇似中国的长江小三峡。是一处绝佳的踏青野餐场 所。举家出游也好，款待远客也罢，这儿都是上选之地。
其中有一次的经历格外的难忘。
在西点校门外的游客接待中心，有一个简介军校今昔的展览。担任讲解的主要是中心的 工作人员，偶尔也会有军校的师生前来做义工服务客串讲解的。那天为我们做讲解的， 恰恰正是一位现职的军校教员F。这次巧遇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心中疑问的好机会， 使我大为兴奋。在讲解之后，我便拖着他问问题。开始明显是出于职业习惯和礼貌，后 来则越谈兴致越浓。F相当痛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提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1950年代 那场朝鲜战争（也称韩战）的。
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 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麽特别的原因吗？
答：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 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 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 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 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 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 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是不难理解的。
问：你为何要直言是失败呢？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 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韩之战的情况可以不谈。 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 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 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问：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是指挥失误？还是部队战斗力有问题？
答：两个原因都有。先说部队战斗力。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 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 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 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 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 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 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问：战争后期，尤其是第四、五次战役呈现了互有进退的拉锯，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 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答：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 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烂炸。是延 缓中国军队攻势，从尔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 不住他们的前进。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 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 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问：再谈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好吗？
答：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 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 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 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中国军队在 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 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象赶 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 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问：此国军非彼国军也。三年内战中，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你们难道一点都没 注意和研究？
答：问的极是。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 ？Ｍ?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竞成了一群狮 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 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 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 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 官的中国军队是什麽丢脸的事。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以至美国的对华方针究竟有何影响和启示？
答：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军队了。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 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 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结果。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 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 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问：此话怎讲？
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 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 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 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核心提示：1927年，盛世才回国，到国民革命军任职。要说，升迁其实也并不算慢。但以盛世才对自己的期许，这样随人俯仰按部就班实在无法忍耐。他决心另谋出路。1930年秋天，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转新疆塔城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三年后，盛世才夤缘时会，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10月3日B06版，作者：梁由之，原题：《盖棺难定盛世才》
1930年，雄心勃勃不甘人下的盛世才在南京屈就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投闲置散，百无聊赖。老上司朱绍良曾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长朱培德没有点头。朱培德是循规蹈矩的老派军人，对来路和做派都别具一格的盛世才并不特别欣赏和看好。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名报人张季鸾结下师生之谊。1917年，得亲友帮助，东渡扶桑，到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归国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云南讲武堂（广东）韶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并与以粤赣湘边防督办身份兼任该校校长的党国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盛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发展，得到郭的青睐。依照郭松龄的旨意，盛停妻再娶，与郭的外甥女邱毓芳结成秦晋之好。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保送盛世才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邱毓芳同行，入东京女子大学习家政。盛世才主政新疆后，邱毓芳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美龄”之称。顺便说一句，有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亲邱宗浚（时任伊犁屯垦使兼守备司令）主持规划营造的。
1925年12月，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联冯（玉祥）叛奉，讨伐张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国参与。终因人谋不臧，郭松龄兵败身死———林长民也因此横死，著名才女林徽因遂遭遇了丧父之恸。盛受郭牵累，被取消公费，学籍几乎不保。但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转而凭借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头面人物的接济资助，终于履险如夷，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回国，到国民革命军任职。要说，升迁其实也并不算慢。但以盛世才对自己的期许，这样随人俯仰按部就班实在无法忍耐。他决心另谋出路。
盛世才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边陲。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正在物色讲武堂教育长人选。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龙云举荐了盛世才，得到双方认可，入滇成行在即。恰在此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同样经彭昭贤介绍，鲁效祖与盛世才搭上线，双方一拍即合。较诸僻处一隅的云南，浩瀚辽阔的新疆及与之毗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疑对具有国际视野的“海龟”盛世才更有吸引力。孰料好事多磨，金树仁对盛世才颇怀戒心，回电指示鲁效祖“婉拒”。但鲁效祖认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盛世才正是新疆亟需的干才，以去就力争。金树仁不愿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勉予同意。1930年秋天，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转新疆塔城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三年后，盛世才夤缘时会，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他根据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订“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标榜“建设新新疆”。
盛世才依靠苏联，吹捧斯大林，甚至加入了联共。但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形势下，他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盛在莫斯科-延安-重庆之间玩手腕，走钢丝，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清除了一批批政敌，将大权牢牢攥在掌心。
1940年11月，斯大林威逼盛世才签订租借锡矿条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诸多事变接踵而至，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他决定与苏联和中共决裂，投靠国民政府。
虽然黄慕松、罗文干先后铩羽而归，此后又国事蜩螗鞭长莫及，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完全控制新疆的企图。1941年，吴忠信巡视青海，成功劝说马步芳将河西走廊交给中央军驻防。同年秋，胡宗南派李铁军出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进驻甘肃酒泉，随时准备开入新疆。
1942年7月3日，朱绍良（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携带蒋介石给盛世才的一封亲笔信，从兰州飞抵迪化，一下子拉近了新疆当局与国民政府的距离。在当晚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朱长官即兴赋诗：“立马吴山忆旧时，相逢塞外鬓如丝。平生意气期无负，大好河山共护持。”盛督办为之动容。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叙旧诗。卒章显志，它落笔在民族大义江山一统。以盛世才之精明强干，当然不会看走眼。他在被迫离开新疆前后，一再高自标许的，就是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费尽
移山心力，方使新疆版图完整归入中华民国。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盛世才终得善终。蒋介石也实现了“中必为吾弟负责”的政治承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的漠学森异常兴奋。在新中国诞生的第6天，钱学森夫妇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穷头：回到可爱的担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本人的智慧和力量。但回国道路充满着的曲折和艰辛，是钱学森始料未及的，这位“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学者，在己将科学书籍和本人的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他们对中国的这位爱国学者百般恐吓，并把他关进拘留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太限制。整整5年时间，他差不多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但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他们收拾好箱子，每天准备随时搭乘飞机回国。
1955年，饱受磨难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向祖国发出了救救俺的呼声，中国ZF出面通过谈判设法营救他回国。终于在这年9月，经过长达5年多斗争的钱学森夫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入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
在合上《远东：朝鲜战争》的最后一页之后我坐到了我的电脑桌前，用键盘敲击出我复杂的思绪。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末，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并生活在日渐丰裕的物质环境中的一代。对此我既感到庆幸亦感到可惜，庆幸的是我出生在城市，出生在一个没有硝烟，没有饥饿，没有疯狂政治运动的年代，可惜的是我错过了轰轰烈烈，起伏跌宕的大时代，而且我从父辈那一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多少那个时代的痕迹。
去年的9月9日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27年纪念日。从官方的媒体里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提及或悼念（也许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新闻。毛泽东这个名字到了今天更多的人只是把它作为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象征，而部分学者或精英们则惯于把它作为一个抨击昨日的社会以充实自己的论据的政治符号。无论怎样，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位伟人亲手缔造的国家里，我们至今大部份行之有效的制度，整个社会普遍的道德基础和日常生活中所习以为然的方方面面都留有这位伟人的影子，但他的名字以及影响却似乎逐渐在国人的思维中消失。当我翻开历史追寻及思考这个国家成长的历程后却发现，毛泽东这个名字以及它所象征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地熔铸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政治文化之中！
“……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韩德强《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1950年，是一个伟大新纪元的开端，同时也是初生的共和国所面对第一次严峻考验。
1949年宣布建国时，大陆上的国民党残部以及各地的土匪总数超过二百万，蒋介石仓惶逃到台湾岛上对反攻大陆残存幻想，西藏仍然处在封建的农奴制的统治下几乎与世隔绝，在经历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后的中国只有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留下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苍夷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审视并着手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从1950年所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的法规及决定有力地显示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胸襟与抱负：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在新政权强有力的管制下，仅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就被禁除，几近绝迹。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由刘少奇支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地区外，基本完成土改。3亿多无土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田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约700亿斤粮食，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
1950年10月1日，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线建成通车。这条全长505公里的铁路是1950年6月开工，这是新中国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并且没有向外国借款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1950年10月3日，新中国创办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盟会元老吴玉章任校长。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全面治理淮河工程正式开始。
……
但正当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崩溃的边缘走回正轨时，中国东北边境的邻国爆发了一场内战，并由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积极卷入而令新中国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950年10月3日，当金日成委托特使带来的请求中国出兵的急信时，毛泽东陷入了苦思之中。无用置疑，以中国当时的状况及设想不愿意同时也没有能力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而且对手还是在二战中所向披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6月27日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开进台湾并控制了台湾海峡。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占领中国领土，这完全是一种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曾对美国的这种侵略借口加以有力地批判：‘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但美国背信弃义地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横插一杠不由得深深地激发起了毛泽东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积压已久的民族自尊。当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云山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后，世界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一个巨人即将在北半球站起来。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表明了中华民族已经彻底摆脱了百年积弱，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轻侮的力量。关于朝鲜战争的胜负有许多结论，但设想一下，一个完全没有重工业及百废待举的新生国家和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较量的结果是平手（姑且这么说吧，实际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师出鸭绿江，最后与联合国军僵持在三八线），比如就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擂台上和泰森那样重量级拳王打成了平手，谁能说这不是他的失败呢？
或许直观的比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其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小麦产量达到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30％以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07亿美元。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247亿多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70％。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
……
到1950年，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574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还不够美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尾数。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军事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而来的，即便由于战争的胜利而使装备大大改善，而中国军队每个军70毫米的火炮也仅有190多门，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儿，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前言
“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来源比较混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的武器。他们拥有大炮不多，而且大部分留在了满洲。”
——节选自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而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按西方的军史学界的观点，朝鲜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之间爆发内战起，朝鲜人民军以强大的攻势把南韩军队及美军压缩在釜山防御圈内至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成功实施两栖登陆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后勤与退路使北朝鲜军队在迅速溃败中北撤。第二阶段则是指从1950年10月25日美军与志愿军在云山地区的遭遇战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签订为止。而我们所说的朝鲜战争应是指第二阶段。而整个朝鲜战争的主体都基本集中在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这八个月里面，期间中国军队连续发起五次大型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一直推到38线附近，甚至曾经一度占领南韩首都汉城，最后由于军事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后勤补给问题，最终与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余下的两年时间则在无数个小型战役中进行艰难的谈判，并最终于1953年实现停战。这便是对朝鲜战争的过程所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以下是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部分的统计资料：
志愿军 美军其他国家
阵亡 114000余人 33629人合计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不含南韩军队）
战斗伤亡减员 366000余人 20600人
负伤 383000余人次 103248人
被俘 21400余人 3746人
失踪 29000余人（包含被俘） 8000余人
合计 390000余人 169300余人
消耗各类物资 560万吨 7500万吨
从简单的数字中我们不能够得出什么深刻的结论，也无法显示出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的车轮从来都需要无数士兵的鲜血去润滑，而我最关心的正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士兵他们在这场世界上罕有实力差距的战争中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起民族的脊梁。直到今天，美国人用超级电脑都无法推演出为什么在当年上甘岭的战斗中美军会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觉醒后所迸发出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当我翻阅在图书馆里寻找到的许多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述时激荡的思绪时常把我带回到五十多年前横尸遍野的朝鲜战场，我似乎亲眼看着巨大的美军坦克如何把中国士兵的身体卷进履带后又高高地抛起，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汉江边被美军飞机任意扫射而血肉模糊地倒下，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在行军途中因为耗尽最后一点生命而无声无息地倒下，漫天风雪瞬即便掩盖了他们的躯体…… 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这些到今天仍然能够从小学课本上见到的名字正是这支军队的缩影。五十年了，灵与肉早已化为明月与清风，就让我们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吧：
“抗日战争其实是险胜惨胜，国民党军队被打的屁滚尿流。而同样是投降了中共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朝鲜战争中把美军打的屁滚尿流。……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当29日上午10时，美陆战第一师发起八次冲击后，阵地上活着的人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已经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美军又发起了第九次冲锋。这些身 经百战的志愿军士兵对死亡和战斗已经习以为常，战斗对于他们就像农民的耕作，无所谓恐惧和紧张。当面临人员伤亡殆尽，不可能再次守住阵地的时候，杨根思最惦记的是将那挺贵重的重机枪带走交给后面的部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两名快耗尽体力的伤员受命带着重机枪离开时，只是冒着炮火站直了冻饿数天的身子，给连长行了个军礼作为永别。当美军再次冲上阵地时，杨根思引爆了炸药。随后不久，志愿军步兵们又顶着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向那个阵地发动了第十次反击……
12月1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的美军开始向咸兴地区撤退，柳潭里的陆战第五团和第 七团也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全力冲出包围，向下碣隅里靠拢。而志愿军的冻饿减员已达 到惊人的地步，战斗异常惨烈、悲壮。坚守死鹰岭1519主峰的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临时拼凑的一支部队英勇奋战，用收集来的手榴弹，铺天盖地的投向冲击的美军，总共打垮了敌人8次冲击。这片阵地上的积雪被炮火烤化，冷风一吹就又把剩余60多名志愿军守军都冻在泥雪中。当美军突围行动开始后，他们中多数人腿已经冻得坏死，被结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看着美军丢弃冻坏的重装备，沿着死鹰岭山下公路向东撤退。最后这些生还者由团指挥所和医护人员撬开冰块背下来的。志愿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第五连奉命在美军撤退途中设伏。当战斗打响后，却无人站起来冲锋。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全部冻死在简易的掩体中。一百多人的连队，幸存者仅仅是一个掉队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第六十师第一八零团二连在守卫黄草岭1081高地时全连都冻死在阵地上，许多士兵的手冻结在步枪上无法分开。这些顽强的士兵在连续几个昼夜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没有一点热食进口，依旧静静的埋伏在冰冷的雪地里。”
——节选自《清长之战》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著
“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王树增 《远东：朝鲜战争》
“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
—— 马修· 李奇微 《李奇微回忆录》
今天，当我们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喜悦不已，为汹涌澎湃的物质狂潮所倾倒，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位而殚精竭虑时，还有多少人会记起那些至今仍长埋在长津湖畔和马盖高原上的中国士兵，还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得出那些穿着朴素军装的中国农民怎样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玉米棒，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怎样一边与无情的严寒作斗争一边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大炮吗？“喋血岭”、“伤心岭”、“喇叭高地”，这些名字的意义只有那些在当年残酷无比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美军老兵才能够颤抖着说出。在美国，朝鲜战争成为“被遗忘的战争”，就连商业触觉向来敏锐的好莱坞大导演们也从未踏足这片“禁地”。美国人真的忘记了吗？恐怕不是，只是现实与自尊之间的矛盾与难堪令美国人自觉地选择了遗忘。美国政府、美国军方、普通的美国人都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在当年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样一个难堪的结果。但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它同样也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不同的只是它是被政府与媒体有意无意地忘记而已。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几乎每次战斗都是以坚守阵地的最后一个中国士兵怀抱着爆破筒或成捆的手榴弹扑向敌人而结束。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最残酷的岛屿争夺战中与誓死不降的日军精锐交手过多次的美军陆战队都被中国人即使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依然一波又一波似乎永不停息的进攻精神所震撼。用一个美国老兵的话说：“……他们好像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每当我看到这些类似的回忆录时总感到无比的心酸，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真的如此不值钱吗，难道每一个死于敌人炮火之下的志愿军士兵不都是有父母生养的吗？就是因为装备的落后，不知道有多少志愿军战士被炸死轰死烧死，因为没有空军，后勤补给线受到美军飞机的严密封锁，无法为前线提供足够的御寒衣物，导致有近90％的志愿军战士身上有冻伤。强大啊，强大啊！中华民族自1840年开始便成为世界列强眼中的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如果说八年的浴血抗战令到中国在乱刀宰割中痛醒，那么在朝鲜战争中的奋力一搏才令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尽管满身伤痕，一无所有，但终于是用自己的双脚稳稳地踏在东方的大地上，用力地挺直了被压弯足足一个世纪的民族的脊梁！
半个多世纪过去，硝烟散尽，朝鲜三千里江山依旧秀美动人，那是因为有十四万的中华儿女已经化为她的一部分默默地守护着，其中有一个士兵的名字叫毛岸英。他是那个伟大邻国的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是一个童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父爱甚至是安定生活的苦孩子，他自出生那天起便随母亲杨开慧到处奔波逃难，八岁时连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被军阀抓去坐牢并亲眼目睹母亲被处决。日后一度与弟弟岸青（二弟岸龙病故）在上海四处流浪，以卖报推车为生，期间曾被巡捕殴打成脑震荡。毛岸英后来到苏联留学成为装甲兵上尉并随苏军攻入德国，一直至1946年才回到延安与阔别十八年的父亲毛泽东见面。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责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安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限，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住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大概是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的家族已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建国初期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却再次为民族的利益失去至爱的儿子，试问世上有那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之外，他的长子二战中死于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冷酷无情的战场，声称为维护南朝鲜的自由和独立的美国、英国以及联军中的各个国家的领袖又有那个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这场所谓的“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呢？
在这场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对抗中，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得到了巨大的胜利。其代价是首先是遗留下台湾问题直至今天，其次打乱了新中国经济复苏的原计划，新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并从此中国与西方隔绝了二十多年（其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而且在亚洲面临日益紧迫的战略围堵。但相比之下其好处却更加巨大，首先是朝鲜一战战出新中国的军威国威，从停战的那一刻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忽视中国的存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成为左右世界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在与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长达三年的较量中令到中国军事思想产生剧烈的转变，并在战争中诞生并磨练出一支现代化的空军，而且也从此启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战争的结果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并于建国初期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援助，为中国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复苏国民经济并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朝鲜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多年，尽管建国以后经历多次政治动乱，边境战事不断，甚至中苏反目后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但都一直未敢叫板中国军队，原因就在于各国皆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举一个很明显的事例，1982年，被誉为现代海战经典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远征万里的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击败阿根廷海军向世界宣示对马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对于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东方明珠——香港却是如此顺利地交还给中国！难道这个在一百年前向中国倾销鸦片，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忽然之间大发善心吗？难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还比不上大西洋上的几个小岛吗？历史证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答案是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显示中国巨大的战争能力，没有两弹一星显示出中国对高科技的驾驭能力，对核讹诈无所畏惧的气概，英国人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将其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亚洲第一港——香港交还中国。中国之所以在毛泽东时期社会表面的动乱之下仍然能够维持整体大局的稳定，二十多年里在基本没有大的战事的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实在要感谢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定！
还有一样奇迹是，尽管朝鲜战争延缓了国内的重建速度，而且朝鲜战争的军费最高时甚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但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朝鲜应付美国军队一边应付国内的土豪劣绅和各式各样的投机资本家，在战争进行的三年内成功地复苏国民经济使之达到49年以来最好的状况，并学习苏联的经验拟定和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主要是在欧洲和美洲，虽然并没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犹太人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民族。
德国大诗人海涅就是个犹太人。他写的诗充满爱国激情，但是有些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对他抱有成见。有一段时间，他在公共场合常遭到一些无耻之徒的侮辱和攻击。
有一天，在一个晚会上，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对他说：“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发出了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竟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看来，只有你我一起去那个岛上，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
关于爱国的故事。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一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从翌年3月蒋桂战争起，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举兵反蒋，战火绵延不绝，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短短两年间，先后武装反蒋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阎锡山等。有时是一人独树一帜，有时是几方联合反蒋，但最终都在蒋介石的武力征伐和分化收买下失败。
事情看起来似乎很令人费解。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有一条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最强调保存实力。在他们看来有了实力才能控制地盘，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去赌博。特别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而又拥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时，这种赌博式的挑战并不容易。他们这样做通常总是觉得已处在迫不得已的地位，或以为多少能有一点把握，才会下最后的决心。而事态的发展却几乎同他们原来的盘算相反。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石友三，他在1929－1931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反蒋。我们不妨以他1931年反蒋失败为个案进行考察。
一
石友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蒋介石因此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广东，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阎锡山，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此前已同张学良暗中联络，率部主动北撤至冀南、豫北的一带。他是吉林人，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了张学良。
中原大战结束后，在蒋介石看来国内已没有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1930年10月，蒋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踌躇满志地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虽已战败，但仍残存不少军队。如何收编这些军队，颇令蒋介石花费了一些心思。三股势力中，南方的李宗仁最弱，蒋介石又成功地分化了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任命黄为广西善后督办，借以排除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势力。对北方的阎、冯两部，蒋介石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尽管战后阎锡山逃到大连，庇护于日本势力，但晋系军队仍比较完整地撤到阎锡山经营多年的晋、绥两省。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没有晋军幸运，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军缺乏一块经过长期经营、能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大战失败后，冯部四处逃散，七零八落。蒋介石此刻没有能力同时消化掉阎、冯两军，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答酬。为此，蒋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迫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命令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对冯玉祥部，则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1931年初，蒋介石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曾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逆、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玉祥）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离桂则
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此后，蒋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再次降蒋，也仅得到河北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矣。今当着手调宋哲元部入湘，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也。”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这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表示服从东北，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蒋、张又以不给石部足够饷项来逼迫他大量裁减军队。据报载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而拒绝。为此，他向张要求获得一省地盘以便自行筹饷，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社会上还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特意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表示：“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故有此误传，实非全部移防。”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决裂，并将胡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领袖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演变，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二 石友三这次反蒋，首先将攻击目标 锁定在张学良身上。他知道单靠自己那点力量来反对蒋、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取得更多北方军人的响应和支持。而阎、冯两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学良率兵入关拥蒋造成的。为了生存，阎、冯所部不得不暂时依附于张。但他们内心对张学良怀有相当强烈的不服和不满情绪。为此，石友三开始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共同倒张反蒋。此举得到的反应又似乎对他相当有利，这就更增强了他反蒋的决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属西北军的孙殿英。5月17日，当孙殿英得知石有倒张反蒋的念头后，致电石友三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动。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并推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粤方的行动立即赢得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形成更大规模的计划和动作。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晋方将领随后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冯玉祥也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指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 石友三、孙殿英的异动虽尚在酝酿中，但已为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获悉。宁粤对峙已令蒋介石相当紧张，北方政局的不稳，更令蒋感到举足无措。5月15日“晨未明”，蒋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曰： 我如沈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取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 为此，蒋介石乘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张学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由关外调入大批东北军。同时，蒋还密电在北平的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东北军突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这一动向时表示：“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孙并向石保证：“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此时，曾和石友三、韩复榘一同投蒋的马鸿逵却向蒋介石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 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蒋中正）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为了确保今后的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表示：“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韩的电报实际上是向石暗示不愿出兵相助。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下这样一段话：“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处境完全不同。石是急于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行动又已骑虎难下。对韩复榘此举自然是深感不满，石电韩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时（指1929年韩、石叛冯）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上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反蒋力量，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此阎、冯二人均想拉韩为反蒋主力。据韩复榘派往石友三部的代表程伟儒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程此时已知道韩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但韩复榘连这样也不想做。而石友三对韩仍不死心，继续授意同僚劝说韩一致行动：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指张学良因病住院）；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原原}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此时，冯玉祥却夸大其词地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等人表示：“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还向粤方表示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为了打消冯 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 石友三此时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认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事实上于学忠确曾暗中同石有过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佩孚失败后，他率部投靠张学良并得到重用。此时张学良因病住院，暂不能视事。而日本驻华机构唯恐中国不乱，四处散播张学良病危的消息，日本驻济南领事甚至还向韩复榘造谣称张已病故。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告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倒张。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有了于学忠的支持，石友三更加信心大增。 三 经过广泛联络，石友三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北方实力派的响应，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树起反蒋旗帜。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首先下令截断南北交通。20日公开发表讨蒋通电，“其上衔首为粤方，次列吴佩孚，再次为阎、冯”，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张学良得知石友三举兵北上的消息后，决定将石部诱过滹沱河以北后再行决战。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冯玉祥更是加紧联络旧部，响应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电宋请求尽快响应，并表示：“如坐视不援以致失败，公谊私交应无解说。”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更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nb sp;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仅仅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此时众人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派驻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吉表示：“表面上鲁韩（山东韩复榘）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山西宋哲元）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道： “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而庞炳勋则更直接了当地对孙殿英的代表明言：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此，蒋特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和徐永昌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前往山西劝说晋系，派邵力子往山东说服韩复榘。同时，蒋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孔祥熙）兄即汇。”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随后，蒋还亲自致电山西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最令人诧异的是韩复榘的表现。石友三对韩复榘抱的希望最大。而在石发动前一周，韩即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这是蒋介石 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蒋为此急电转告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韩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得到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20日石友三发表反蒋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蒋的这一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指宋哲元部）严加戒备。”晋系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于是，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蒋得电后，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复电指示：“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好利用徐来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为此，蒋电令徐代理晋主席，并电李石曾表示：“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进一步利用自己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在蒋方的武力威慑和银弹攻势下，晋系将领无一人响应石友三。而在银弹面前，连信誓旦旦表示和石友三荣辱与共的孙殿英见势不妙，也临阵脱逃。据葛敬恩报告“孙殿英、刘桂堂两部此间已接洽甚妥，似无甚顾虑。惟孙部加饷虽奉总座电准月加五万元，但副（张学良）部王（树翰）、万（福麟）诸公似欲允以十万元。经一再筹商，为南路侧面安全及早图肃清起见，计请勿惜此区区。”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脚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外，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7月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当天冯还致电新任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说服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全面溃退。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 编为四个团。 8月初，有消息说：“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这个消息对石友三残部的状况是夸大了的。尽管李宗仁在广州信誓旦旦地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藉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看得最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往往貌合神离，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的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三项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在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将领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带着东北军撤到关内，日本的军队轻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把被推翻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其实完全是日本的傀儡[kuǐ lěi]，日本人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都要按日本人的命令办。因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都不承认，所以人们都把这个傀儡政权叫伪满洲国。可不管国际承认不承认，日本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中国人都成了亡国奴。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儿，小朋友们不知道，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没尝过，但在东北生活过得更老的老人都知道，在日本统治下，中国东北的粮食、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被大量的掠夺，供给日本，还组织日本人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强占中国人的土地，让日本移民耕种。很多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在东北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处处受日本人欺负。日本国臣民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却只能吃高粱面玉米面和杂豆，而且还吃不饱肚子。伪满洲国的法律竟然规定只有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要按经济犯罪处罚。
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反抗，在日本统治了十几年涌现了很多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不仅全国人民爱戴，就连敌人都尊敬的英雄。就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自发地起来和日本军队进行战斗。正被蒋介石的军队集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还派人到东北领导组织抗日活动。杨靖宇就是共产党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东北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联合其它抗日的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从1932年组建游击队到后来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带领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周旋，坚持抗日八年多，打了很多漂亮仗。
有一次，日军调来奉天部队，由日军少将指挥一支汉奸部队配合妄想消灭抗日联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避开敌军锋芒，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力量。杨靖宇让战士制造仓皇败退的假象，部队18天行军1000多里，敌人以为抗日联军被打垮了，就紧跟着追赶。他们没有想到抗日联军已经设下伏兵。敌人进入伏击圈，杨靖宇一声令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来杨靖宇率队包围了汉奸部队的总部，一举歼灭了这支汉奸部队的主力。
1937年，日军侵略华北以后，杨靖宇带领抗日联军不断打击敌人，支援关内的抗日，他们袭击铁路线上的日军列车，炸毁铁路隧道桥梁，造成敌人交通瘫痪，在敌人集中围剿的时候就分散在各处，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敌军设施，消灭小股的敌人，给日本侵略者很大打击。
1939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摧毁了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里建立的所有秘密宿营地，几乎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杨靖宇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带着少数战士和敌人周旋。
1940年2月，由于敌军的围困，杨靖宇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叛变投敌，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东北的二月，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在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一点儿粮食的情况下，杨靖宇和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最后，敌人发现时敌人让叛徒向他喊话，劝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杨靖宇独自和日伪军交战20分钟，最后身重数弹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遗体被运到蒙江县城，日军命令把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来，装在一个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子中。用汽车运到当时的通化省城，在城里各学校街道和各县示众，庆祝杀死了最让他们头疼的中国抗日将军。>儿童故事
有一个问题日本人想不明白，杨靖宇被围困在冰天雪地的山上，牺牲后没有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一点吃的东西，这五天五夜，他到底是靠什么生存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当切开杨靖宇的卫士在场的日本人都震惊了，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少量的棉絮，最后带人追捕杨靖宇，并且下令开枪打死他的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出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杨靖宇将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让他的敌人都非常尊敬。岸谷隆一郎让人找来木匠，为杨靖宇做了一个木头的头颅，亲自主持，按照日本的风俗，隆重安葬了杨靖宇的遗体。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日本军人岸谷隆一郎从这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五年以后的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岸谷隆一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也自杀身亡了。在他的遗书中，他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场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
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
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
“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明天再找嘛!”
“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
“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
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
“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20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
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
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
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
“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
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
“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
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
“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嗯……”
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
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
看护长是 40 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
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
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
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
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
“好!我不看。”
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
“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
“你的米袋呢?”
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
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 ”
“拿来!我给你缝缝。”
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
“小兰，你的麦粉呢?”
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
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
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
“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
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 不，不，谢谢大家……”
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
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
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
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张自忠（1891—1940），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2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1914投军奉天新民屯车震团。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决定率第29军撤退到保定，行前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北平沦陷后，国人对张自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自忠对等谈判。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脱离险境。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后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接着乘英国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此时部队已编为第59军，张自忠任军长。返部队当天，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38年初，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3月上旬进至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40军的5个团，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第59军增援临沂。张自忠得令后即率部星夜兼程，日行180里赶到临沂北郊，随即兵分三路从北面对围城之敌发起猛烈进攻，临沂守军也开城出击。凶顽的的板垣师团在两面夹攻下仓惶后撤。张自忠率部急追，在沙子岭再创板垣师团，取得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声誉雀起，被提升为第27军团军团长。是年10月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不久，张自忠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5月，日寇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2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2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所属第132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第132师的第359团另配1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30里路，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此役称“襄东大捷”。蒋介石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40年4月，日军集中30万兵力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74师的2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众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自己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两封书信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概，后来亦被周恩来誉为“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5月7日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于14日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何以这样能战，后听说是张自忠亲率的部队，当即大量增兵，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15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激战至16日拂晓，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后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牺牲。 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先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一经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们码头，蒋介石率军政要员来到江边，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来到重庆北碚双柏树小山落土安葬，并追晋上将。冯玉祥把这里更名为“梅花山”，并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41年5月在南瓜店张自忠殉国的山头建造了“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山下修建了两千战死十里长山的官兵公墓。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她看到商店里连儿童的动物玩具都没有，就决心学到这门技术，到山区办厂，一来为儿童制作玩具，二来帮助贫困山区致富。
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对党内同志不夹杂个人感情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
民主人士很讲“朋友义气”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气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
有一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不为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接见外宾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他观点来判断，荷兰成功的几率其实相当高，为什么荷兰人没有与郑成功决一死战呢?这得从经济上来分析。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为什么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主要原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明朝政府对海岸线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的三角贸易网。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做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做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年—16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10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用低价抢走了。1641年—16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0万荷兰盾，其中700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生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佛洛林，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年—165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只剩4艘。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7世纪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即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呢?因为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攻击，就坚决离去了。政治史其实也是经济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伟大民族，有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遇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便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不惜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军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14年的艰苦抗战，东北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群众死伤数百万，抗日联军也损失惨重，无数民将地英勇牺牲在战场上。不过，残酷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锻炼和和造就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在这无数的战斗英雄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最让我感动，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杨靖宇。
民族英雄杨靖宇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胃肠里尽是未能消化的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寇无不震动。他用鲜血浇灌着和平之花，用生命捍卫了人类的正义
1950年3月26日，对西昌的国民党军残部来说，是一个以分分秒秒计算的日子。由大渡河溃逃至此地的胡长青、王伯骅残部有1000多人正住在一个叫甘向营山寨内，其中即有胡长青文工队的40多个女演员。这些青年女子饱受了战乱的蹂躐和摧残，自随国民党溃军由川西败退后，成了国民党军残部用以激励士气的特殊工具，至今仍在劫难逃。当初百余人的文工队已分崩离析，在大深山中随着溃军像被赶羊一样忽东忽西，如今她们再也不想跑了，当听说羊仁安一行要北渡大渡河往回走时，这些女子们便提出随行北去，想返回家乡，再也不受此摧残了。
羊仁安仅让9个女子随驮队行进，平路上可以上马以代脚力。29日，羊仁安清晨起床后即又吆喝着赶路，有那9个女演员随行，这帮人今天好象都来了精神，吵着嚷着上了路。邓德亮派了两个彝族头人作向导。羊仁安与唐式遵预测到，这时解放军正沿大路向西昌进攻，要想偷渡大渡河回富林，只有避开正面的解放军，改走小道穿过彝区，所以才执意向邓德亮要了彝人向导。对于走彝区，唐式遵心中很不摸底，再三提醒羊仁安是否仍走大道。在唐式遵看来，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倒是那些成群结伙的彝人。前日，贺国光曾力劝唐式遵一起上飞机同飞海南再转飞台湾，而唐却是铁了心的，并骄狂自负地称：“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所以，北归心切的唐式遵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却不愿走小路与彝人相遇。不甘示弱的羊仁安则向唐式遵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唐式遵鉴于自己身单力薄，眼下还只有依附羊仁安过了大渡河进入川境再说，只好随行。
路上，羊仁安除指派20多个人专门押送12个马驮子，“照顾”9个青年女子外，并令陈志强：“无论何人都不能夹在马驮子中间走，以免误事。”羊仁安的意思很显然，是防止那些滥兵趁机找9个青年女子的麻烦。有几个开初还争着向马驮子中间蹭的兵，在陈志强的劈头几皮鞭下，乖乖站到远处以饱眼福，一路上还算平安。这窜长达两华里的蛇行队伍刚走下一个山坡，没想到罗子舟那位桀骜不驯的孙女骑马在马驮队中间横冲直撞，本应是同为女性相怜，不知为什么这位罗小姐却是醋意大发，明言那几个女文工队员怎配像她一样也骑在马上。押送驮子的人对罗小姐这种蛮横无理进行干涉，罗小姐竟破口大骂，撒开了野，脏话不堪入耳。陈志强扬鞭走了上来，与罗小姐争吵不休，9个女文工却吓得赶紧下马，队伍拥挤在山洼中，再也行进不得。一些兵瘩也跟着起哄。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和其侄罗席翰闻声急忙赶来，唐训斥道：“老爷爷在下面，你们在这里停下闹个啥，真太不像话了！”“你们都提啥虚劲，解放军打来，都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就说你们是对的。”罗席翰也接着埋怨说。一提到解放军，原吵翻了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队伍在停下来近半个小时后，又开始行进了。就这样，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吵吵闹闹，有时打起来还动了拳脚和刺刀，于傍晚时分才赶到一个名叫四十八家的小山寨歇宿。
羊仁安仅让9个女子随驮队行进，平路上可以上马以代脚力。29日，羊仁安清晨起床后即又吆喝着赶路，有那9个女演员随行，这帮人今天好象都来了精神，吵着嚷着上了路。邓德亮派了两个彝族头人作向导。羊仁安与唐式遵预测到，这时解放军正沿大路向西昌进攻，要想偷渡大渡河回富林，只有避开正面的解放军，改走小道穿过彝区，所以才执意向邓德亮要了彝人向导。对于走彝区，唐式遵心中很不摸底，再三提醒羊仁安是否仍走大道。在唐式遵看来，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倒是那些成群结伙的彝人。前日，贺国光曾力劝唐式遵一起上飞机同飞海南再转飞台湾，而唐却是铁了心的，并骄狂自负地称：“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所以，北归心切的唐式遵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却不愿走小路与彝人相遇。不甘示弱的羊仁安则向唐式遵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唐式遵鉴于自己身单力薄，眼下还只有依附羊仁安过了大渡河进入川境再说，只好随行。
路上，羊仁安除指派20多个人专门押送12个马驮子，“照顾”9个青年女子外，并令陈志强：“无论何人都不能夹在马驮子中间走，以免误事。”羊仁安的意思很显然，是防止那些滥兵趁机找9个青年女子的麻烦。有几个开初还争着向马驮子中间蹭的兵，在陈志强的劈头几皮鞭下，乖乖站到远处以饱眼福，一路上还算平安。这窜长达两华里的蛇行队伍刚走下一个山坡，没想到罗子舟那位桀骜不驯的孙女骑马在马驮队中间横冲直撞，本应是同为女性相怜，不知为什么这位罗小姐却是醋意大发，明言那几个女文工队员怎配像她一样也骑在马上。押送驮子的人对罗小姐这种蛮横无理进行干涉，罗小姐竟破口大骂，撒开了野，脏话不堪入耳。陈志强扬鞭走了上来，与罗小姐争吵不休，9个女文工却吓得赶紧下马，队伍拥挤在山洼中，再也行进不得。一些兵瘩也跟着起哄。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和其侄罗席翰闻声急忙赶来，唐训斥道：“老爷爷在下面，你们在这里停下闹个啥，真太不像话了！”“你们都提啥虚劲，解放军打来，都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就说你们是对的。”罗席翰也接着埋怨说。一提到解放军，原吵翻了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队伍在停下来近半个小时后，又开始行进了。就这样，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吵吵闹闹，有时打起来还动了拳脚和刺刀，于傍晚时分才赶到一个名叫四十八家的小山寨歇宿。
羊仁安一行这天虽没有走多少路，众人却是极度疲乏，又累又饿。陈志强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当地彝人卖的两个鸡蛋要价一个大洋，或用两颗子弹换一个鸡蛋，大家都争着买换来吃。有钱的用大洋买，没有钱的用子弹换。为此，换鸡蛋耗去了子弹3箱，手中子弹仅剩弹夹里的几颗了，还谈打什么仗。”在这小山寨一夜，男女吵叫声不止，在此暂且不表，只说次日（3月30日）羊仁安率队继续前行，羊仍向唐式遵夸海口说：“怎么样？彝人都听我的，今日就可到达大渡河边了”。羊仁安这时不可能知道，原担任向导的两个彝人已与当地彝人暗中设定了计谋，彝人看上了羊仁安的财物。队伍出山寨，在向导的带领下，转了几个弯，上到小山。小山上，摆在他们脚下的有两条山路，一条是去汉山的顺山横路，一条是下坡去越西的通道。是时已是下午4时，“驮子走横路，人走下坡的路。”向导之一、外号叫金毛狮子的彝人站在这三岔路口上，高声喊叫着。12个马驮子和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青年女子全向横路走去，漫漫盘山道上，马蹄声回荡在山谷中，周围一切都异常地寂静。马驮子刚转过一个山梁，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女文工队员放目眼前，顿时被惊呆了：四周黑鸦鸦的彝人端枪拿棒站满了附近山岗，马驮子被围困在一片低窄的山洼地里。押送驮子的人急忙拿枪作护卫，那知枪还未下肩，即被为首的一个彝人举枪打翻在地。马驮子立刻被彝人包围抢劫。押送驮子的除有4人被彝人抓住捆回充作奴隶用外，其余10多个人和9个女子在彝人只顾抢驮子上的金银财宝之机，顺一河沟夺路而逃。不料没跑出多远，即被另一伙来打劫的彝人发现，穷追不舍。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大小凉山彝区深山之地，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刀耕火种，人民普遍是食不裹腹；加之这一地区产棉极少，百姓更是衣不蔽体。一件半新的粗布上衣足可换10背篓的核桃，足见这一地区穿衣之难。所以，在解放前，这一地区山民的穿衣更成了一个社会大问题。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穿衣对山民来说，更现实的是御寒遮羞，树皮、棕叶、羊毛皆成了褴褛之衣。所以，一些外乡人由此地经过，往往因“衣”而被打劫，虽能礼送出境，却已是赤条条一丝不挂，衣服自然穿在了山民的身上，这也许是他终生的行装。话说国民党军自溃退到此地后，与山民一再积怨，自然在山野中被山民强行脱掉衣裤的不少，满山尽跑光屁股的人，这也算是当时彝区战乱中的又一“特殊”景观。再说羊仁安那10多个押送驮子的人和9个女子被人穷追不舍一段距离后，怎能跑得过那些山野男人女人们，不一会功夫，就已是个个被脱得精光。光天化日下，9个女子开始还是惊得苦苦求饶命，待发现山民是只要衣服不要人后，哭泣之下偎曲在一起又怕羞了。待山民扬长而去，10多个押送驮子的男人也一丝不挂地站在了那里。大家哭够了，互相望着，这些男人们、女人们从前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仅在这一刹那，已被吓得半死的男人们、女人们也许根本还没有考虑到*之分，有过任何邪念。直到女人们停止了啼哭，大家才想起了赶快逃命要紧。保命心理终于战胜了害羞心理，9个女子最后都直起腰来，跟在男人的后面，向山后一瘸一拐赤脚跑去。背后传来了山民的欢呼声，他们在庆祝自己的胜利，枪声由山那边传来。却说羊仁安听到山梁后横路上传来枪声后，急令陈志强跑去探视。待羊仁安等人折返横路过山梁后，彝人中“沙家利”的人已等候在那里。有的说：“我们是来迎接总司令的。”有的则说：“我们是找司令官谈判的。”羊仁安目光所及处，已不见12个马驮子和押送人员及9个女子，心中已知发生了什么事，清楚他这“司令官”的牌子已不起作用了，只好打圆场说：“你们要马驮子上的东西，可以。里面有两个红箱子给我留下，行吗？”“只要司令把枪弹及驮子全部留下，保证把司令官送到白牛湾。”对方回答说，那意思是说关于两个红箱子没有任何索回的可能。“缴枪？！”羊仁安闻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熟知彝情的羊仁安知道缴枪后果将不堪设想，被脱光衣服别说，由于他往日手上沾有彝人的血迹，丢掉脑壳也恐就在此日了。50女兵惨遭彝人“吃葡萄”1950年4月初，西昌战役尾声中，近3万人包括家眷的国民党溃军散向各地，其中有万人裸身大逃亡！由于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各部落彝人的介入，这些溃军面临绝境。国民党政府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对国民党军队早就恨之入骨。国民党溃军满以为可以如内地一样照常规逃窜，在潜入深山后就较容易避开沿大道追击的解放军，却不料在彝人最原始的滚木擂石阻击下，他们先仍枪，后缴物，被洗劫一空。好在贫穷的部落彝人仅是为了夺一套衣裤，就好象猎获一只野兽只为了取其皮以御寒一样，除此外一般不再伤其人身性命。一阵阵雨点般的乱石下，被脱得精光的国民党溃兵（其中有一多半是家眷）便返转身反而向着大道方向疾跑。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时空下，上映了这万人裸身大逃亡的荒诞离奇一幕。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恐怕再难找到有如此大逃亡的天方夜谭般场景。那些往日每战必言兵书的国民党军将领们，万万也没想到他们果真入了《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的“死地”。几天内，大凉山沟沟坎坎，突然间冒出了如此庞大阵容的裸身大逃亡人群。两人一伙，三人一堆，满山遍野蹒跚地跑着。如果这时谁的脚上还曾有一只鞋子或袜子，那准会被再次洗劫而去。非被剥得全身一丝不挂，这才不会再遭拦劫。然而，当野蛮的奴隶主见从这群全裸的溃军及家眷身上再也剥不下什么身外之物后，便打起了肉体人身的主意，他们开始掠夺健壮的活人，捉去充当娃子，也即是奴隶。据档案资料，在当时的彝区，奴隶的买卖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价格是：9~10岁的姑娘值10~11锭白银，男的值5~9锭白银；11~19岁的妇女值30~35锭白银（婚配后可繁殖小奴隶。当地风俗女孩在17岁之前即已经婚配），男的值17~18锭白银；20~29岁的妇女值27~28锭白银，男的值9~14锭白银；30~40岁的妇女值14~15锭白银，男的值7~8锭白银；41~45岁的妇女值4~5锭白银，男的值1.5~3锭白银。现在来了不要钱的，奴隶主自然非抢不可。所以，在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逃过此地时，特别是在一些更加偏远的深山谷中，有许多人当即被抓去当了娃子。这里面既有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营长、团长、也有其它一些人，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任奴隶主肆意使唤和买卖，奴隶社会本身就是这个样。这些被抢去当了娃子的国民党溃军官兵，后因多次逃跑未成，被奴隶主砍断了脚后筋，终生致残。他们眼见着自己的家眷被奴隶主分配给别的奴隶（在那时的奴隶社会，奴隶的婚配是由奴隶主决定的，奴隶仅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女奴隶还要充当繁殖小奴隶的工具），这些被重镣锁铐的国民党溃军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由现代文明社会一下子掉入了奴隶社会的洪荒年代！时光骤然倒流了3000年。一切都变了样，思维方式不同，民族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到了这里，呆痴得绝不如一个会说彝语的彝族娃子。因此这些国民党溃兵在奴隶主的眼里，一个个都是呆头呆脑，受到了比彝族娃子还低下的待遇。3天不过，这些国民党溃兵就变成了十足的娃子形象：头发被剪成了仅留头顶一撮“天菩萨”，肮脏的脸上一双被折磨得暗淡无光的眼珠再也没有神采，一件破烂的羊皮袄裹在身上，赤脚踏转在牛粪满地的磨道里，或干着繁重的其它农活。外人再也难分出是汉还是彝，有少数人还被割去舌头，那就终生再也不能说半句汉话了。国民党女兵及女家眷在赤身逃亡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土匪抢劫。在一片生长满黄连刺丛的山洼里，据目击者称，至少有50多名妇女在这里遭到几百名土匪的轮奸。有不女人女被发狂的土匪“吃了葡萄”。少数侥幸未被致死者，有的被附近土匪抢去做了老婆，这算是较幸运的；有的被土匪掳去再多次经蹂虐后转卖；有的奴隶主抢去做了女奴隶，因为在这方天地里的奴隶价格，女奴可要比男奴多出一倍的价钱，再说如此不费分文跑上门的女奴此时不抢还待何时。黄连刺丛中，横七竖八倒下了一片血肉模糊的女尸。一批批国民党溃兵就这样失踪了，那些被奴隶主掳去充当娃子的国民党溃兵及家眷，大多数没有活下来，也从此消失了。等到至少是6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深入到这奴隶主山寨时，一些国民党溃兵娃子才被人民政府救了出来。有的恐于政治原因，从此隐姓埋名在大山间，分种一块薄地，已习惯于3块石头支口锅的简陋生活，却再也不愿返回人烟稠密的“尘世”社会，也从此失踪了。那些已被奴隶主转卖了几次或已生几个孩子的“女奴”，多数也认了命，永远嫁给了这座大山。民主改革后，她们虽走出了奴隶主山寨，但再也难离开奴隶主为她们婚配的男奴和生育的孩子，默默失踪在深山峡谷里。直到她们在新社会过上了较幸福的生活后，在笔者深入到这些地区进行采访时，她们仍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却说她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个当军官的丈夫，并已有一个孩子，但绝不说离开大山去找他们。这些可怜的女子们甘愿“失踪”了，并说在大山里甘心“失踪”者绝不止她们几个。她们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和工作队，使她们跳出了充当奴隶的火坑。她们憎恨万恶的奴隶社会，尤其奴隶主和愚昧落后、残忍野蛮的奴隶制度，憎恨国民党的无能，憎恨那些趁火打劫给她们造成终生残废和疾病的奴隶主们。说到痛心时，她们撕开外衣，裸露上身，向来访者声泪俱下控诉奴隶主的令人发指罪行：两个乳头早已被性虐待狂咬去“吃了葡萄”，如今干瘪的乳房上仍遍布牙痕。她们已羞透了心，死过无数回，她们无所顾忌地向来访者哭诉着所遭受的一切非人遭遇，但却始终不愿吐露前夫姓名，怕连累了原来的亲人和家庭。她们虽然还活着，却也是“失踪”了。特殊的地域使西昌战役中的一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就是这样以各种方式化解在大凉山这片神秘莫测的泥土山石中。他们原来是有名有姓吃国民党军饷的，其军事实力是列入蒋介石、胡宗南部署“西昌反共大本营”数量之列的。西昌战役后，解放军以为这部分人漏网去了台湾或它地，因为战果统计中的毙、伤、俘总数字，是难以与胡宗南向蒋介石所报西昌国民党总兵力数量吻合的，除去胡宗南吃空额数量外，那葬身及“失踪”在大山中的国民党溃兵是无法统计的；那些进入大山再也出不来的人，包括已死的和还活着的，就这样悄然失踪，被社会所遗忘。只有那些裸着身跑上大道被解放军截获者，有幸立刻受到优待，分得件能蔽体的衣服，才没有被身后的大山注销了户口……英雄少年赖宁，家住四川石棉。这里山高路险，地处偏僻，没有大城市那样的繁华热闹。可赖宁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把家乡看成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他的家就在有名的大渡河边上，他常到河边玩，还特别喜欢登山。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组织同学们成立了“探险队”，带着大家攀登一座座山峰。每爬上一座山，他就站在山头上眺望四周的山水，高声说：“祖国的山河真是壮丽多姿呀！”他立下了志愿，长大后做个地质工作者，要走遍祖国的奇山丽水！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乡虽然比不上繁华的城市，可是别人都羡慕这里，我们也为之感到自豪……大渡河日夜不停地为县城奔波，大山为县城的绿化尽了全部力量，我们能不为有这样两个热爱家乡的勇士感到自豪吗？别人能不为之羡慕吗？”
后来，当山上起火、大片森林被烧着的时候，赖宁奋不顾身上山灭火，献出了年仅14岁的生命。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他平时的言行中，不难得出结论。
赖宁的故事：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于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蒋介石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小说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曾国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后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有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
报考黄埔军校。报考军校并不顺利，胡宗南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意识到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谁？”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9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汤恩伯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1925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为“恩伯”，以示奉陈仪为自己的恩师。 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汤恩伯早年擅长舞文弄墨，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的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这是在考验他，看其反应如何。 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恩伯，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 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道:“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汤恩伯顺势而应，正说到蒋的心坎上，于是越级将他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汤青云直上。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应是否快。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讨厌的是对方胆怯、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切忌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的发问含糊其辞，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然而也有例外。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剩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虽然回答不错，但用了很多模糊数学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许”之类，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以为这位团长要倒霉了，但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很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给予褒扬。 蒋介石与人谈话，还特别注重对方是否稳重。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受蒋的召见，谈完话后，该师长不知是激动，还是见了蒋介石害怕，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喜欢用相面术识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错失栋梁之材的。徐向前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他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而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的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家军作战，更是摧枯拉朽，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不到的。 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蒋介石很重视对人才的识别，而他识人才，基本上沿袭相面术。其理念原始、独特，但做起来十分讲究，首先，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发现人才，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其次，考察讲究“认真”二字，询问、调档案卷宗查阅有关资料，设情景难题考验，等等。第三，对提拔对象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实际岗位上培养、锻炼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忠于自己。 他用这种识人术识别、选用人才，有成功之处，选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为他夺权、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识别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落后，难免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偏见，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对他忠心耿耿，长久不变，他就 会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绩。例如陈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东北的战役，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不怎么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湾任职，看似降了职，实际上蒋介石把经营后退之路的重任委托给了他。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清朝末期的时候,到处都是抽鸦片的中国人。因此,清朝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林则徐到了广州才发现,外国人不但在鸦片上剥削中国人,就连在一些基本的贸易上也巧取豪夺。
那时候,在对外贸易中,清朝主要是进口一些西方国家的布匹等,而出口多是瓷器茶叶等,可是这样的贸易却让当时的清朝官员吃尽了苦头。原来在与洋商的贸易中,清朝总是吃亏:洋商在运输布匹的时候,常常在途中遇到风浪,船舱就会进水,布匹浸了海水质量就会受损。 可是他们欺负清朝官员没有办法检查,每当船舱进水的时候,这些洋商就会在到达港口前停在一些隐蔽的岛屿上把那些被海水泡过的布匹晾干,这样晾干的布匹一时之间很难检查出来,因此清朝的官员只有收下这些布匹,可是这些布匹一浸水,质量就会大大下降。 而清朝出口的瓷器、茶叶等,尽管用稻草扎,可是经过海上风浪颠簸,到国外时有很多瓷器碎了,茶叶受潮了,洋商则是百般压价。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查处鸦片的同时看着洋商使手段使白花花的银元流入洋人的口袋,很是心痛,却又无计可施。
有一天,林则徐在船舱上偶然捡到一粒绿豆,他看着这粒绿豆,突然心生一计。他到衙门后召集洋商,宣布道:“今后,我国进口洋布,同时进口绿豆。你们装船时,必须一行布匹,一行绿豆间隔排好,船到港口时,先验舱后起货,否则布匹一律拒收。”
紧接着,林则徐又召集当地的商人宣布:“出口瓷器时,必须在瓷器空隙处也放进绿豆,否则一律不得出口。”
就在林则徐宣布完规定不久,有一批英国商人的货船靠岸了。林则徐亲自验货。他问道:“船舱可曾进水?”英国商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道:“靠上帝保佑,一路风平浪静,船舱没有进一滴水。”
林则徐微微一笑,下令衙役倒出绿豆,只见不少绿豆已经发芽,林则徐捡起一根绿豆芽,正色问道:“如果船舱没有进水,绿豆怎么会发芽呢?”英国商人哑口无言,只能按规定接受罚款。英国商人想:中国的瓷器运出去的时候,多有破碎,到时候以牙还牙,一定能把这笔钱捞回来的。
等中国的船舶到英国港口的时候,英国商人都涌了过来,想把在中国港口的损失捞回来。可是,这些洋商失望了,瓷器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一件破碎的。原来林则徐让人在瓷器中塞满绿豆,而且洒上清水,这样绿豆一发芽,就可以将瓷器中的空隙全部填满。如此一来,任凭多大的风浪,瓷器也安然无恙了,而且这些发芽的绿豆也可以做为饲料出售,一举两得。英国商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毛泽东的功绩：彻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四千年的“家天下”统治，开始了向民主化过渡的进程，完成了最大最难的历史大转折；
毛泽东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的方法：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调查研究；最讲认真；
毛泽东的效果：从被美国封锁到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的预言：将来不是左派用我的话打败右派，就是右派用我的话打败左派；
毛泽东的理论：破旧立新；造反有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措施：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群众过河，先解决桥和船的问题；
毛泽东的核心：关心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
毛泽东的灵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的根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外援，不依赖外援；
毛泽东的生活：艰苦朴素，节约为本；廉洁奉公，铲除腐败；
毛泽东的气魄：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心胸：胸怀全局，放眼世界；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的胆量：经风雨见世面；游泳中学会游泳；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毛泽东的军事：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持久的游击战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毛泽东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毛泽东的哲学：一分为二；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普通矛盾寄寓于特殊矛盾之中；
毛泽东的科学：认为“质子中子可以再分裂”，而有“毛泽东粒子”；
毛泽东的文学：诗词37首，从“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的精神：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欲望：快速消除封建影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占据舞台；
毛泽东的结果：千古难寻，顶天立地，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学习：孜孜不倦 一生好学；
毛泽东的亲属：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身；
毛泽东的廉洁：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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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465年4月，多铎统领十几万清兵，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朝抗清统帅史可法组织军民奋起抗击。多铎给史可法发出5封劝降信，史可法只字不看，全部投进火里烧掉了。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不幸被俘。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你已为明朝尽了忠义，该接受我大清的重任，为我们收抚江南一带了吧！”史可法怒不可遏地答道：“我是大明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屈！” 多铎又施奸计：“史先生不必太固执，只要你帮我的忙，马上可以给您高官厚禄。”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史可法决不投降！”多铎恶狠狠地说：“史先生既然一定要做个忠臣，那就只好成全你的名节了！”遂将史可法杀害。史可法以身殉国，当时年仅43岁。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汉尼拔是北非古国伽太基著名军事家，一直以来被西方称为“战略之父”。 公元前218年，罗马帝国兵分两路进攻伽太基，汉尼拔奉命粉碎罗马帝国的进攻。然而，他带领的部队只剩下了三万多人，四十头大象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不适应环境而死，只剩下一头，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
面对低迷的士气，汉尼拔激昂地对着自己的士兵，鼓舞道：“罗马帝国就在眼前，我们长途跋涉，撇妻弃子，远离自己的国家，为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击垮罗马帝国，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受到安全的保护，我们要努力，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都在万里之外等待我们战胜罗马帝国的消息！现在，向罗马帝国前进！”
汉尼拔以后方亲人们的期待，激起将士们内心的保家卫国的豪情，士兵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一举击败了进攻的罗马军队，歼灭罗马军队1万5千人。此战过后，意大利北部的许多部落都主动地来加盟汉尼拔的军队，由此汉尼拔军势大振。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祖上几辈都是国家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司马迁年轻时立志继承家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他离开长安，到各地远游，考察历史古迹，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了解了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动人事迹。这使他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决心把那些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人们。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接着做了史官，想到自己的志向，就开始写作。
没想到这时候，一次政治事件把他卷了进去。司马迁为国家着想，说了几句真心话，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要免死只能出钱赎身或接受腐刑。司马迁家里没钱。他万不得已，接受了腐刑，以求活下去。腐刑是最残忍的刑罚，受刑人被割掉生殖器，失去男性特征，成了宦官一类的人。这对司马迁是多大的打击呀！有的人认为他不该怕死贪生，甘受污辱；朋友们也疏远了他。司马迁不去辩解，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多少年后，他终于完成了千古名著《史记》。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了有如九牛亡一毛，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为了写这部史书而求生的呀！我不愿意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我手里中断，英雄的事迹在我心中埋没。现在书写成了，就是让我死千次万次，我也不怕了！”
司马迁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得到传扬，甘受屈辱。他的爱国情感多么深厚啊！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现在，有很多农村人到城里找活干，一来赚些钱，二来也为国家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有个河北平宁县的山区小伙儿，叫刘晓龙，很小就失学参加了劳动，头一次到首都北京，才20岁。他当了送煤工，每天汗流浃背，浑身煤黑，把煤送到一户户居民家里。虽然他累得够呛，可还时常受到个别人的冷淡待遇。那些人嫌他脏嫌他黑，还欺负他是个农村孩子。可他总是按时把煤送到用户家里，摆放整齐。他说，没有我送煤，北京人烧煤就困难了。为了这个，我愿意受累，今后还要来。
还有个姓臧的农村青年，是河北涿州人，也到北京当送煤工。1989年春夏有一阵子，北京城里特乱，不安全，交通受阻，送煤很困难。他本想回家不干了。可又一想，自己不送煤，市民没煤烧，就不满意，不就会闹出事吗？他就坚守岗位，起早贪黑，克服困难，把煤按时送上门去。
这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人，虽然可能成不了什么大人才，可他们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生活得很有意义。他们把温暖送进了千家万户，用脏和累换来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幸福，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用户的感谢和尊重。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hanzhenfeng] 于 2006-07-08 21:20:50 来源：强国论坛
1、最提国人士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2、最灭敌人威风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3、最能体现革命方法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4、最能体现军民关系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谁能敌！
5、最能鼓舞革命信念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最能体现思想核心的一句话——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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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14、最能让人深思常虑的一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
15、最能体现辩证法的一句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16、最能体现方法论的一句话——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17、最能体现政治作用的一句话——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8、最能体现唯物史观的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19、最能体现党风廉政作风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20、最能体现党群关系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要常来看我”
——毛泽东与李敏
李敏是贺子珍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女。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保安县。保安是个小县城，全城不到400人，房屋也不多。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很破旧，顶上不时滴水，地上很潮湿，里面没有床，只好盘了个土炕。没有炉子，没有灶，在洞外用三块砖头支起水壶烧开水。贺子珍带着负伤的身体生下孩子。曾和贺子珍一起长征过的女红军战士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来到窑洞庆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屋里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女红军们走进窑洞，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孩子正哇哇地哭。邓颖超走上前，轻轻地把孩子抱了起来。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特殊的爱怜之情，便风趣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其他女红军战友也跟着叫起小娇娇来。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志》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的话，因为“娇”和“姣”同意，便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了。但后来，人们（包括毛泽东）都习惯叫“娇娇”。
毛泽东对娇娇十分喜爱，而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奋。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自己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经西安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在苏联贺子珍生下一子。1939年，这个天真可爱的男孩因病不能及时治疗而病死，贺子珍一度陷入孤独和悔恨之中，1941年4月，毛泽东为了安慰贺子珍，同意将4岁的爱女送到莫斯科。娇娇千里迢迢认妈妈，和妈妈相聚，由此开始了李敏在莫斯科艰难困苦的童年岁月，生活的艰辛给她带来了诸多的苦难，也带来过幸福和快乐。
女儿的到来，对刚遭受打击的贺子珍，犹如在干涸的心田注入一股清流。贺子珍娇宠着女儿，她为女儿操劳、担心，也为女儿的乖巧和一天天长大而高兴和自豪。
“我是你亲生父亲”
在苏联生活的那几年，娇娇心中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她离开延安赴苏联时还太小，对爸爸的印象很淡很淡。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还有毛泽东、朱德。儿童院的老师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事情，老师也讲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娇娇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这一切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伟人竟是她的爸爸。贺子珍很少同她讲起爸爸。
有一次，毛岸青特意从莫斯科到伊万诺夫市的国际儿童院看望妹妹。她给妹妹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兄妹俩坐在无人的礼堂聊天。突然，岸青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看着岸青说得那么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但是，爸爸还是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想象不出她同爸爸有些什么关系。
她对爸爸的情感，是在妈妈的叙说中逐步加深的。贺子珍要娇娇给爸爸写信，不能让娇娇不了解爸爸。不过，贺子珍的叙述很简略，很一般，她把娇娇还当做小孩子，不愿和她深谈些什么。
娇娇像突然长大了很多，明白了许多。她终于懂得了长期以来为什么妈妈那么哀伤、忧郁、烦恼，她同情起妈妈来。
1947年夏，贺子珍携娇娇，随同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哈尔滨，对于11岁的李敏来讲，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转眼，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和党中央随之迁入北平，这时，他想起仍在东北的女儿和贺子珍，也更加思念起那个多年不见的女儿娇娇，他想接她回北平读书。
1949年春夏之际，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嘱咐她：此行先把娇娇带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
这时，娇娇已过12岁了，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的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身体细挑，肤色白净，身上洋溢着少女的魅力，而五官、眉毛和脸部轮廓又酷似父亲，模样十分可爱。听姨妈贺怡讲要带她去北平见爸爸，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她还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小时候的印象已经淡忘了。于是她想出一个主意，立即用俄文写了一封短信给爸爸。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从东北来的信，信封上的中文字无疑是贺子珍的手笔。贺子珍在井冈山、瑞金、长汀、遵义、延安期间，为他抄过不少手稿，字迹清秀，刚劲有力，一眼就能认出来。毛泽东拆开信封，发现写在信笺上的全是一行一行的俄文，歪歪扭扭的，一个字也辨认不得。毛泽东请人翻译，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后，他哈哈大笑，然后挥笔写了回信。
娇 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 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 来。
毛泽东
回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毛泽东又立即改变主意，吩咐有关同志将此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
娇娇收到父亲的电报却看不懂。贺子珍就用俄文逐字逐句翻译给她听。娇娇听清楚电报的意思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啊！我爸爸来电报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啦！”
女儿的笑声感染了贺子珍，激起了她对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美好岁月的回忆。她告诉女儿到了北平见到父亲一定要代她问候。贺子珍说：“娇娇，到了爸爸身边，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学习，要照顾爸爸的身体，不要淘气，不要影响爸爸的工作……”
娇娇依依不舍地离开东北，离开在苏联同生死共命运六七年的妈妈贺子珍，跟随姨妈贺怡启程了。上车前，娇娇一次又一次亲妈妈的脸：“妈妈，您在这里等着，女儿到了北平后，见到了爸爸，就来接您。”列车渐渐地远去了，远去了，贺子珍仍站在原地不动，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直到列车全隐去了，才迈着沉着的脚步回到东北财委的住处。
贺怡带着娇娇乘火车到大连后，乘船到天津，再换乘火车到北平，风尘仆仆地来到香山。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尚未搬进中南海，仍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
听说贺怡带着娇娇回来了，毛泽东连忙从办公室走出来迎接，老远就向贺怡她们招呼示意。贺怡牵着娇娇的手对毛泽东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娇娇接回来了。”然后转身对娇娇说：“快叫爸爸！喏，这就是你的爸爸，就是给你打电报的毛泽东。赶快叫爸爸！”
娇娇看见站在面前的身材魁梧而又慈祥的爸爸，和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亲生父亲，激动得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他怀抱里。毛泽东也激动得一下把娇娇抱起来，亲了又亲，享受着亲骨肉久别相逢的幸福。
自从娇娇离开延安去苏联之后，父女俩还是第一次见面，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毛泽东连忙约请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坐，并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刚坐定，正猜着是什么东西时，贺怡带着娇娇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娇娇对他们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她就是。”然后把娇娇一一介绍给在座的各位。娇娇半懂半不懂地听着他们在高兴地议论着什么。她回到祖国的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以往母亲贺子珍说话都是讲俄语，偶尔在俄文中夹一点中文，她经不住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问这问那，一着急说了一串俄语。毛泽东拉着娇娇的手放声大笑，并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娇娇的到来，给毛泽东很大慰藉。每天晚饭后，他总是牵着娇娇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娇娇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娇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能用中文回答爸爸提出的各种问话了，不过还要夹杂一两句俄语，但父亲已能听懂女儿讲的意思，父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沟通了，父亲常常勉励女儿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娇娇，生活习惯和当时国内一般女孩子不同。夏天，她喜欢赤着脚到香山公园的湖边拾鹅卵石，出去玩也不戴草帽。毛泽东办公时，她在旁屋学习中文，有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闯进办公室要父亲解答。并且还经常在办公桌底下钻进钻出，逗得毛泽东哈哈直笑。有时顽皮起来，抱着爸爸的头和脸亲了又亲，还用两手遮住爸爸的双眼，叫他猜猜是哪一个。毛泽东往往高兴得放下笔，过来和她一起逗着玩或讲讲故事。
姓李不姓毛
转眼，娇娇要上中学了。在这之前，她在苏联上5年制小学和回国在东北补习中文期间，一直沿用小时候的乳名“娇娇”，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
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毛泽东吃过晚饭后，把娇娇叫到眼前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爸爸，我有名字，叫毛娇娇”，她感到不解。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当年为娇娇起名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十几年转瞬即逝，现在毛泽东微笑着说：“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他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的解释道：“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励。《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迷，深深感到爸爸学识渊博，心里暗暗想：在爸爸身边，一定要好好向爸爸学习，做爸爸的好女儿。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毛泽东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得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
“爸爸，您给我讲讲李得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告诉娇娇：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红军的目的。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当时对大家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得胜指挥作战。李得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我军在运动中不断寻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胡宗南却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
听了这番话，娇娇明白了爸爸给她取名的真正用意，是勉励她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学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沟通父母感情交流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始终未能进北京。1949年她从天津返回东北后，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去沈阳、杭州、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工作不久，她“奉命休息养病”，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一直过着孤独幽居的生活。
每当学校放假，毛泽东都安排李敏去看望妈妈，陪伴妈妈一段时间。女儿两地的穿梭来往，自然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沟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李敏告诉爸爸，妈妈病了却又不肯就医服药。毛泽东就写信劝贺子珍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有时，他还为贺子珍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贺子珍也很听毛泽东的劝。对于贺子珍这种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曾毫不隐讳地对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8岁了。”
李敏发现，她每次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除了打听她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外，就是详细询问爸爸的身体及起居情况。当她知道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工作很忙，还常抽出时间同女儿谈话，过问她的功课，亲自书写字贴让她练毛笔字时，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妈妈了解爸爸的情况，真是不厌其详，也不嫌啰嗦。问过的事情，她会再问一遍；讲过多次的话，她听起来仍津津有味。但是，她很少同李敏讲过去她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情形，更不讲对毛泽东的思念。她这样做，可能是怕李敏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给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和谐带来阴影。毛泽东则不同，当他同李敏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喜欢谈她的妈妈，毫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怀念。
每次李敏从妈妈身边回来，毛泽东都仔细了解贺子珍的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每天都干些什么，有些什么消遣。在问完这些之后，他还要了解如今贺子珍的体态、外貌怎么样，同过去他的印象中的贺子珍有什么变化。
有一次，毛泽东同李敏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苗条的状况，“现在你妈是什么样子，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李敏顽皮地逗着爸爸。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更何况她有病，心事重重呢。”说着，父女俩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作为女儿，李敏爱爸爸，也爱妈妈。她竭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爸爸、妈妈做更多的事情，以慰藉老人孤独、寂寞的心。
咫只天涯
1959年8月29日，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她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识很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和，相敬相爱。
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她的小家给父亲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欢乐。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亲亲小外孙，内心充满喜悦。
江青却容不得这些，也许是对贺子珍怀有莫名其妙的嫉恨，她不仅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而且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李敏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偏僻的一栋平房里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来往。毛泽东有空就去看看李敏夫妇和小外孙，说说笑笑，充满着骨肉之情。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
李敏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她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读过父亲《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一定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5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中，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黑手伸进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当时得意一时的江青看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进屋里，详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番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签发了所谓“第一号战备命令”，国防科委被“一锅端”到河南遂平。李敏也来到那里，和机关的同志一同劳动、生活。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大家才一起返回北京。
1974年，江青搞批林批孔阴谋活动。李敏和孔令华决定去中南海反映情况。他们一起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里，要求口头汇报，准备反映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化身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等问题。有的人奉“四人帮”旨意，借口“主席现在领导运动，特别忙，还要接见外宾，年事又高，不让见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绝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敏回到家后，大哭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以后就生病了。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
“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泽东的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爸爸，是在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当她见到了父亲的时候，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得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智却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了李敏的手，说：
“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李敏无言以对，她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道。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
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这父爱之情深深地打动李敏，她心头一颤，热泪盈眶。她竭力控制自己，不使眼泪掉下来，惹爸爸伤心。
毛泽东艰难地打起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李敏没有听清，她用眼睛询问旁边的服务员，听到我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李敏也就没有回答。
事隔多年，有一次李敏和朋友琢磨起这个手势，才明白那是父亲用来向她打听母亲情况的表示，因为母亲曾用过“桂圆”的名字。为此，她心情极其难过，感到了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
当时，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眼睛，李敏就退了出来。
这就是李敏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见。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已经撤掉。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告别。
十几年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李敏、孔令华在大型画册《怀念》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一代伟人，亦是我们亲切慈祥的父亲。作为伟人，他生前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父亲，他走后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这种思念，地久天长，与日俱增。他的严厉，他的慈爱，他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幽默和智慧——常常浮现在我们脑际。
“一定要锻炼意志”
——毛泽东与李讷
李讷为江青所生，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的孩子中间，李讷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又受到母亲的娇宠，无疑她得到父母的爱最多，聆听父亲教诲的机会也较多，同时受到父亲的约束也更严厉。当有人问她“你父亲对你要求那么严格，你恨不恨他？”时，李讷觉得很吃惊：“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爱他还来不及呢！”可见李讷对父亲的感情之深。
“大娃娃”和“小爸爸”
李讷出生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了。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或是戎马军旅，或在政坛逐鹿，风里来，雨里去，大部分生涯都处于动荡之中，家庭也几经变迁。1937年进驻延安后，虽说环境相对稳定，但身边的儿女只有李敏一人。1940年小女李讷降生后，李敏又赴苏联，和母亲贺子珍相聚。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他已年近半百，多么需要用儿女们的情感来抚慰他那操劳过度的心灵。因此他再也不忍心让李讷离开自己的身边，尽管工作繁忙，也没有把她送进保育院。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女儿，工作之余经常逗着她玩，称她为“大娃娃”，而李讷也会聪明调皮地回敬他为“小爸爸”，并做出种种怪脸，逗得父亲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毛泽东还经常带她出去散步，教她认字，给她讲故事，教她懂礼貌，尊敬阿姨、叔叔们。在家信来往中，毛泽东也喜欢提及小小的她。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给次子毛岸青的信中特为李讷带了几笔：“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看得出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女儿。
1947年3月中旬，延安的形势非常紧张。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重点进攻的战略，不惜调动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而中共中央则采取了灵活的方针，主动撤离，诱敌深入。当时中央各机关已大部疏散，尽管天上有敌机轮番轰炸，地面上炮声已隐约可闻，毛泽东仍没有走，他还把李讷留在身边。
毛泽东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毛泽东又问:“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在往延安打炮，你怕不怕？”
李讷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撤离延安后，白天坐汽车行军，还可以看到机关的大队人马在转移，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进行疏散，这对李讷来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夜间，当队伍下汽车爬山的时候，李讷已睁不开睡眼，毛泽东使劲地喊她：“李讷，爸爸背你吧，快醒醒。”但她仍然睡不醒。没办法，工作人员找了一块布，把她背在身上。
毛泽东要在陕北打游击，严峻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把李讷带在身边。为了行动方便和李讷的安全起见，毛泽东同意女儿随中央机关的一些家属子女东渡黄河，暂居山西。组织上安排李文芳阿姨照料李讷的生活。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给邓颖超、康克清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李若任保姆及管理李讷的办法很好”。尽管战事频繁，毛泽东仍十分留意李讷的音讯。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还特地关照他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自己惦念小女，而且还希望家里人都来关心她；同时，工作再忙，小女的信和充满稚气的涂鸦，他是必看的。半年之后，战争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立即把李讷接回到自己的身边。父女又相聚，毛泽东喜慰至极。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激动地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他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说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则高兴地嚷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哧溜地从父亲的怀里钻出来，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江青教她的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女儿活泼伶俐的模样和充满稚气的表演，眼圈渐渐红了，湿漉漉的。
第二天，毛泽东带着李讷转移到杨家沟，此后，父女俩几乎再也没有分开过。
“你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在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时刻以周围的事情教育和鼓励李讷。
早在1946年1月，毛泽东还住在延安的王家坪，一件很平常的事，却使李讷似乎懂得了许多道理。
有一天，他住的窑洞窗户坏了，管理科立刻派了一位近50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理好，吃午饭的时候到了。毛泽东留下老木工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小女儿李讷，那时她5岁半。
和往常一样，饭“是金银元宝饭”。这是毛泽东起的名字，因为小米干饭里掺了一点大米，还有几块白薯，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而且断不了有点辣椒。
毛泽东那天很高兴，吃饭中间，一直和老木工交谈。他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已经多久。老木工初上饭桌时有点拘束，很快也就谈笑自如起来。
谈着谈着，老木工谈起了自己小时候挨打的事。他说他经常挨父亲的打，有时候打过之后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他还谈到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父亲为此很后悔，竟一病不起。
谈到这些事时引起了李讷的注意，她听得入了神，显露出一副同情的神气，连夹菜都忘记了。当老木工谈过之后，稍隔了一会儿，她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笑容，一面夹菜一面说：“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也没有打过我。”大家看着她那天真的样子，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却一点没有笑。
他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对李讷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桌面上立刻沉寂了下来。李讷听了这句话之后，眼圈红了，差一点要哭出来。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有一次吃饭，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她就笑，还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饭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起吃黑豆饭。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年仅7岁的李讷常常也和阿姨、叔叔们一块吃黑豆饭。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李讷六七岁时还未能上学。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毛泽东亲自委托保育员韩桂馨，请她教李讷识字。到了西柏坡，环境允许一些学龄儿童集中起来读书了，这时李讷才开始接受小学教育。语文、算术、地理、常识等课都由蒋英来教，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员。进北京以后，孩子们学习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嘱咐李讷要珍惜大好时光，亲自联系送她到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对这所学校，李讷印象很深。后来她回忆说：“育英学校的老校长韩作黎是位可敬的师长，他不仅善待学生，而且对教育理论很有研究，可谓桃李满天下。”
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这期间，毛泽东不仅注意女儿的学习，经常考考她的政治、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还为她讲解一些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使李讷受益不浅。195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1岁生日，李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赶制一件小小的礼物。也许是她把这份爱心看得太重，礼物怎么设计都不合心愿。眼看父亲生日过去，礼物竟未做成，李讷不罢休，又补做一件。这回做的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起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一面画着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于是毛泽东收到了姗姗来迟的礼物和一封充满真情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 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 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 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 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 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讷
一九五五、二、八
从小学到中学，李讷的成长道路一直比较顺利。1959年，李讷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她大病一场，全身浮肿，情绪低落。1961年在家休学一年。1965年大学毕业。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她的成长非常关心，多次给她去信，耐心开导，循循善诱。1962年元旦，李讷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卡。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讷。信中说：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 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毛泽东把女儿不写信的原故归咎为自己对她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因而要求李讷给他写信。
李讷把毛泽东当父亲，也当知己，心里有话从来不对他隐瞒。父亲的来信，字字句句充满着对她这个小女儿的特殊的怜爱，使她很受感动。她开始意识到，父亲不仅希望儿女成材，更渴望得到儿女的爱。李讷很快给父亲回了信，向他敞开了心扉，诉说自己的欢乐和苦恼。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生活状况开始好转，李讷的身体也逐渐强壮。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去信，痛陈自己的一些缺点，详细反映自己通过学习后的思想变化。她谈自己读了《庄子·秋水》后的感想，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他立即写了回信：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 ，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 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改 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 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 ，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
一月十五日
父亲的爱护、教育和鼓励。使李讷在政治、思想、学习、品德和作风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1965年，李讷在大学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凝聚了毛泽东多少心血啊！
“还是各守本份的好”
毛泽东在生活上克己奉公，俭约朴素，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平时，他对待自己的子女，也严格约束，遵守制度，一丝不苟，即使是心爱的小女李讷，也毫无例外。
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到周未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路上要花一个来小时。有时学校有活动，到家就天黑了。有一次，李银桥担心李讷独自走夜路不安全，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她。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李银桥步行进去找她出来，然后悄悄坐车回家，这件事被毛泽东觉察了，他严厉批评了李银桥，尽管李银桥从安全的角度作了辩解，毛泽东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由于李讷和普通学生一样，在刚上学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同学并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月薪404元，女儿上大学后，每月生活费只给26元（除去星期日，每天平均1元），其中交学校饭费15元，剩下的就是车钱、书本钱和零花钱。几十年后，李讷回忆说：当时家里规定，不许多要1分钱。有时不够跟别人借，下个月再从26元里还。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大款”，主席的女儿嘛！同学们向我借钱，借上10元我还能勉勉强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自己都得跟别人惜，我还不能告诉他，告诉了他也不会相信，其实我自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最近，有一个当年同学对我说，真想不到，那时我跟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是很困难的。
1960年，我国国民经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李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在校自报口粮27斤。她回家向父亲作汇报时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可是这点定量，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是远远不够的。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去学校，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1960年冬，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去学校看望李讷，见她脸色不好，一问才知道是饿的。情况汇报到李银桥那里，他实在于心不忍，搞了一包饼干悄悄送给她。当时李讷环顾四周，怕被人看见，拿出几片塞进嘴里，余下的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李银桥见状，心里一阵阵发酸。这件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火气上来拍了桌子：“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讷回家与父母一起吃晚饭。炊事员特地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米饭，那是红糙米掺芋头，搞来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饭前，李讷和毛泽东在卧室里聊了一会儿，李讷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地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
这时，卫士轻轻走进来，说：“主席，饭好了。”“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了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李讷在饭桌前一落座，就不顾饭烫，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去。毛泽东和江青都怔住了，不一会儿便停下筷子。李讷见他们不吃，并没在意，她并不知道父亲平时吃什么，不知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以为岁数大的人吃不动，便继续风卷残云，把全部饭菜打扫得一干二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之后，她似乎还没吃饱。炊事员又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的冷馒头，李讷就着涮盘子的水相继填进肚里。看见这种情景，工作人员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喉咙里咕噜了两声，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卫士们对毛泽东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明白他们要说什么，“同全国人民比较起来，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两口气，接着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意志可以克服病情”
李讷天资聪明，学习刻苦，有理想有抱负。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李讷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也有严格的要求，但她自幼体弱，疾病常来缠绕，致使人生的进取、发展受到影响。为此她很苦恼，有时愁肠百结，郁郁寡欢。
毛泽东了解女儿的体质和心境，一直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她。每当获知她生病而又不在一起的时候，便写信给她，对她进行安慰和开导。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寻找几首古诗抄给她，或者告知外面的气候景色，例如，下雪了，以解病中小女的愁闷。但信中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依靠意志来战胜疾病。他认为，对待疾病的态度，体现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他自己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对身体抵抗力很自信，因此碰到一般的头疼脑热，他既不求医也不吃药。当然，这是针对他自己的身体条件而言，不是光靠意志没有物质基础的唯意志论。对于女儿，他强调意志的含义是，一要乐观豁达，坚决克服悲观，积极配合治疗；二是要不怕吃苦，有时小病挺一挺，挺过去了，免疫力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8年初，李讷得了急性盲肠炎，疼痛难忍，需要住院动手术；同时，因为小时候打针针头不幸断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也要动手术，经医生研究，决定两个手术一起做。正巧这时江青不在北京，去了广州，平时李讷看病事都由她安排照料。这次毛泽东亲自联系，由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和该院的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做手术。割阑尾的手术很顺利，取断针的手术遇到了麻烦。动刀以后，因年头已久，断针移位，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最后院长决定，把李讷抬到X光透视室，一边照，一边找，才把针头取出来，断针已经生锈。这个手术是在无菌室外做的，术后伤口感染，38℃多。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关心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2月3日，他又通宵未寝。中午12点时，他吃了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临睡前，仍不放心女儿，又写一信，对她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信中写道：
李讷：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 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 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 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 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 ，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 ？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 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 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信中提到的“诗一首”，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一。毛泽东凭记忆把它抄寻给李讷，是要她从中体会意志的力量，以顽强的毅力来战胜眼前的困难。李讷完全读懂了父亲的一片苦心，说来奇怪，她当时就感到精神轻爽，痛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要紧的事”
李讷的政治生涯，曾随中国六七十年代政局的动荡，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1967年，李讷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也没有懈怠。1968年初，毛泽东开了一张书单，内有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叫李讷去借。李讷把书找齐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送到毛泽东那里。当时她听说越南战争打得很激烈，有的同志去参加援越工作，就向父亲提出上越南锻炼。她说：“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毛泽东不同意她的要求，批评了她的想法，叫她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 要紧的事。
这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各自的校园内占领楼房，设置路障，手持矛棍，大搞武斗互相抓人、斗人。有的造反组织甚至动枪纵火，打死了人，造成市区交通中断。李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决心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集合工人和军人徒手冲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强行制止两派武斗并解散两派组织，这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开始。在制止学生武斗这个问题上，李讷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除了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别人是不敢并难以向毛泽东汇报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的。
1968年夏，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后，李讷当时身体不好，仍花了很大精力，广泛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包括工人、学校、部队的动向，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退还她，对材料没有发表意见，只提出要她好好养病，书宜少看。
70年代初，李讷去了“五七干校”。几年之后，她又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露面。大约在1970年左右，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让她去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年届三十，仍孑然一身。她要求找一位农民干部结为伴侣，但合适的人不易碰到。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的小徐相爱，要求结婚。李讷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的申请以后，曹全夫对小徐的情况作了调查，并亲自向中办负责人打了报告。很快，毛泽东就作批复，表示同意，并叫警卫员带着他的批文和一套马恩全集送到江西“五七干校”。这套马恩全集，是父亲送给李讷的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她一直珍藏着。婚礼仪式是毛泽民的女婿曹全夫操办的。但是这桩婚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美满，他们结婚不久便分居了。以后，小徐被“保送”入河北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李讷已怀有身孕，后生下一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正式离婚。从1974年至1975年，李讷先后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书记之一）。
回首往事，李讷对父亲感激不尽，她说：“我觉得父亲给予子女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的严格要求，完全不是过分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是按照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要求的，并不是随便那样做。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少年时代曾在香港东区买手部球队打过乒乓球。有一次，香港海员工联会为庆祝新中国国庆节，在湾仔球场举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天，容国团的精彩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客国团的爱国行动，却触怒了东买部的理事长。他气呼呼地指责容国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政治问题”，并强迫他写一份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否则，就开除他出球队。客国团人小骨头硬，哪里肯服气，当即反驳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打球，并没有卖身给你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人头落地，我也不写！”说罢，一转身走了。
容国团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因为工作没了，少了几十元的收入，怎么帮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呢？父亲见儿子情绪不好，有点奇怪，便亲切地问他：“今天碰到了什么事？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
容国团不想再瞒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听了，一边连连点头，一边高声说道：“孩子，你做得对，悔过书无论如何不能写！” 接着，便领着容国团一起到了东买部，当着理事长的面，背起行李扬长而去。
1940年2月，在风雪弥漫、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大森林里，东北抗联杨靖宇同志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身负重伤隐蔽在树洞里。他只身一人，边打边走。
他刚到黑龙江濛江县保安屯附近，就被敌人的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去。杨靖宇选择了一棵大树作掩护，拔出两支短枪，左右手同时向敌人射击，独身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他打回去了，一批批的敌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杨靖宇身负重伤，枪里也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坚强挺起高大身躯，深情注视祖国壮丽河山，用热血和生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把他的遗体运到医院解剖，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靖宇就是靠吃这些东西，坚持战斗的。
第十名：南麻、临朐战役
1947年10月，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在南麻、临朐发生激战。连续进攻十天，未能攻克两地，伤亡达五万多人，歼敌仅二万多人，被迫撤退。
第九名：广昌战役
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江西广昌地区筑垒阻击国民党军进攻。苦战18天，被迫放弃广昌，伤亡5093人，歼敌仅2626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八名：西府战役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向宝鸡发动进攻，连克数城，初期大胜。但国民党军迅速组织反击，解放军反陷入重围之中。后转战一千余里，突出重围，弄得极为狼狈。此战歼敌二万，自身伤亡一万五千。
第七名：第一次四平战役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四平之战。坚守一月，歼敌一万，自损八千，被迫后撤，被国民党军追了上千里，一直撵过松花江。
第六名：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转移，与国民党军在湘江边展开激战。经六天血战，红军冲过湘江脱险，但此战损兵三万余人，全军从长征开始的八万六千减至不足三万，损失惨重，而歼敌仅七千余人，几遭全军覆灭之险。
第五名：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之战
1951 年5月，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进攻歼敌阶段完成后，志愿军参战各兵团开始向北转移。因过于轻敌，掩护计划不周密，遭到美军的快速反击，一时陷入被敌分割包围之中。后主力部队脱险，但三兵团六十军第一八零师损失大半，几乎覆灭。整个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中朝方损失八万五千，其中志愿军损失七万五千。仅转移阶段失踪就达二万多人，后证实其中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其余估计在战地死亡。
第四名：兵败怀玉山
1934年末，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围攻，最后弹尽粮绝，遭到溃灭。全军2万多人仅千人突出重围，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牺牲。 第三名：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2个纵队在皖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个师围攻，经10天战斗，全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余人突围外，余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
第二名：西路军之战
1936年末，红军四方面军部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西征，组成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遭优势的青海军阀马家军围攻，因战略错误，苦战不脱，最后全军覆灭。全军二万一千余人中，一万余人战死，六千余人被俘，余下大部逃散，最后冲到新疆的仅四百余人。
第一名：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对金门发起进攻。因战役发起过于仓促，渡船被毁，后援不济，苦战三天后，全部主攻部队共9086人，除数人渡海逃回外，全部牺牲或被俘，是解放军战史上成建制覆灭的最惨烈之战。
作者：米虫虫(shit555)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出身楚国贵族，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怀王信任。这样就招来一些人的妒嫉。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他的谣，说屈原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怀王就怒而疏远了屈原。
当时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谁能取胜，就由这三国的内政外交的得失来决定。屈原在楚国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如尧舜禹汤时代的社会；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由于怀王疏远了他，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怀王是个昏庸的君主，在秦惠王的离间和诱惑下，接连上当，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再上当。但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的怂恿下还是去了，结果遭到秦国的武力劫持，死在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构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
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报效君王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无日可了，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刘长春(1905～1983)，辽宁省大连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爱跑爱跳，意志顽强。14岁那年，他在一次中日中小学生田径对抗赛中，以100米11秒8、400米57秒的优异成绩一举战胜所有的日本少年选手，显示了他的田径才华。1928年10月，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中，刘长春又一举击败日本著名选手吉岗，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跑得最快的人。
刘长春的才华得到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的赏识。张学良每月给刘长春30块银元的补助，还以每月800块银元的重金为他聘请了一名德国教练，使他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得以继续训练，进步显著，并于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连夺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全国冠军。杭州市为纪念他的卓越表现，特意将通往田径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建立起满洲国。为了继续训练，刘长春躲过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秘密南下北京，继续东北大学的学业。
1932年春，第十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成立不久的满洲国，为了制造舆论，争取国际承认，在伪满的报纸上自作多情，宣称：“刘长春等人将代表满洲国参加7月举行的奥运会。”
5月初，刘长春在《大公报》上庄严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奥运会。”刘长春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赏和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在张学良的安排和赞助下，刘长春等6人组成的中国队得以赴美参赛。后来，又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和日伪特务的破坏，刘长春成了唯一参赛的中国运动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7月29日，刘长春乘坐的邮轮到达洛杉矶。这时奥运会已经开幕，刘长春经过20多天海上风浪颠簸，体力严重下降，来不及休息，更谈不上适应性训练，第二天就仓促上阵，结果在100米、200米小组预赛中，分别以第五、六名的成绩被淘汰。刘长春为此痛心不已。刘长春虽然在竞赛中失利，但他挫败了日伪满洲国的政治阴谋，使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写上了奥运会的纪录。
晚清湖南地方军队被称为湘军。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湘军的创制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湘军集团对权力的争夺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编者注）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可以说，湘军集团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解决危机时对湘军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湘军集团权力的顶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共治天下的局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清廷对湘军集团的打压及其结果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针对这种情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将领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军被裁之后，清廷又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中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次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
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比如，广东巡抚一职就授予了左宗棠的亲信将领蒋益澧，陕甘总督则由左宗棠继任。此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终清一代，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在浙江勤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穷，他一面帮家里做农活，一面跟父亲念点书。
童第周17岁才进中学。他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为45分。校长要他退学或降级，经他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他跟班读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童第周发愤学习。每天天没亮，他就悄悄起床，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同学们都睡了，他又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值班教师发现了，关上路灯，叫他进屋睡觉，他趁教师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边的路灯下面去看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的功课终于赶上来了，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还考了100分。童第周看着成绩单，心想：“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
童第周28岁时，得到亲友的资助，到比利时去留学，跟一位在欧洲很有名气的生物学教授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别的国家的学生。旧中国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外国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童第周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几年来，那位教授一直在做把青蛙卵的外膜剥掉的实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熟练的技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同学们都不敢尝试，那位教授自己做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童第周不声不响地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成功了。那位教授兴奋地说：“童第周真行!”这件事震动了欧洲的生物学界，也为中国人争了气。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 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 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40年前，中国和印度在喜玛拉雅山交火时，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这位在二战中打得极为漂亮、解放了亚洲许多国家的"" 远东王""是在朝鲜战争中得到这个经验的。他因中国人而倒霉，最后的岁月很是暗淡。 可是，""1950、1951年，汉江的水多次变成红色。""《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在 深秋的夜里对我感叹：""整整50年过去了，谁还记得遗体留在寒冷雪原上的中国士兵们 ？""
这位解放军作家整整3年没有干其他事（连他的妻子王莹也""陪读""成了朝鲜战争的专家），清贫、寂寞、激动地埋首于朝鲜战争的资料中，采访最后的风烛残年的老军人，去那些谁也不知当年事的部队发现可能的痕迹。挥去泪水，尽量客观。心绪难平地看了这两卷书，我想说，谁想知道没有虚饰的真实历史，谁想触摸民族最勇敢和最脆弱的一面，请看《远东朝鲜战争》。
王树增的书出版数万册，加上大量的盗版，普及面颇大。问他最多的是这个问题。
有些大学生还说，要是不抗美援朝，咱们就挨着韩国，搞贸易搞建设多方便，丹东没准儿就是第二个香港。""从当时情况看，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打！""王树增这样回答。当时只有两个国家不被西方世界承认，一个是红色中国，另一个是北朝鲜。当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推进时，麦克阿瑟放话－""我要让亚洲共产党国家血流成河""、""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止不前"".
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担忧地说，如果让联合国军压到鸭绿江边，中国北方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将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这样，蒋介石随时可能在东南沿海反攻。前后一夹击，你这个政权将无一日之宁。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深谙兵法，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拒敌于国门之外。王树增引述的一代领袖胆气豪迈的话令人玩味。
看看苏联人的做法，就能看出毛泽东的胆量。实际上对朝鲜战争最着急的是苏联人，但他们与美国人的关系是猎人与野兽的关系，都互相害怕。苏联极希望中国人出兵。1950年9月，彭德怀率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大军如苏联人之愿马上就要跨入朝鲜了，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把他从鸭绿江边召回。
原来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一个机场。美国人吓坏了，生怕触怒苏联巨熊，连忙道歉，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过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苏联方面没有任何反应，美国人更加害怕了，认为苏联正在进行战争准备，是大战前的平静。殊不知苏联被美国随时可以攻击苏联任何部位的能力吓坏了，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打。于是给毛泽东发去""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
没有空军掩护，几十万志愿军将在朝鲜的丘陵平原中任美国飞机轰炸扫射，这仗是没法打的。毛泽东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决定志愿军暂不出动，同时让周恩来立即到苏联去，""还是恩来同志辛苦一趟"".周恩来和林彪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对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斯大林说：""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吧。""
联合国军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毛泽东最后决定还是出兵。据史料记载，当周恩来 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苏美这种互相害怕，恰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胆 大。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没有考虑战败的问题，彭德怀在中央会议上说：""如果我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
中国军队突袭成功
""中国军队在朝鲜主要打了五次战役，记住，五次战役就是抗美援朝史。""王树增强调：""前两次战役我们全胜，后三次有胜有负，比较不如意是第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奠定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之所以能有突然性，是因为美军对中国意图判断的严重失误，中国人怎么敢出兵跟我们美国人打，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了！没有可比性。毛泽东、彭德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不惧强敌，出其不意地狠打。
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见过几个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来除了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时在北平见过几个，他们对中国军队的看法还停留在李鸿章的清军上。非要吃一二次战役的亏才能缓过劲儿来。
中国军队一出手是非常狠的，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一下子踉跄欲倒。这里面凝聚着很多仇恨，其中有对美国人干涉台湾的愤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准备放弃台湾，他们没有一兵一卒在岛上，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针对朝鲜，而是台湾，马上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这说明美国人一开始就判断错误，他们以为是""亚洲共产党的集团扩张行动""，他们高估了亚洲地区共产党的联盟性。实际上朝战争爆发时，中国在朝鲜连使馆都没设。这个错误判断是导致中国出兵的重要原因之一，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你不是封锁了吗，反正我也解放不了台湾了，咱就帮兄弟打吧 。
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彭的指挥才能。中国出兵是仓促的，彭德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只揣着与毛主席商定的作战计划，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因为联合国军进军太快了。彭德怀的应变能力将经受严峻考验。
两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遭奇耻大辱
中国人跟美国人打的第一仗是怎么取胜的？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数十万人先后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彭德怀面容憔悴，满头白发，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去向不明的金日成。彭总已经深入到敌后，与南朝鲜一个团擦肩而过。志愿军司令部整整两天与他失去联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彭总又独自一人从包围圈中走了出来。
彭总在一座叫北镇的金矿里见到金日成。人民军已被打散，金日成的信息失灵，他不知此时麦克阿瑟正亲自率兵空降到平壤以北，包抄从平壤北撤的士兵和官员。这时志愿军遇到的麻烦是后撤的人民军堵塞了道路，人民军在路上一遇到志愿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飞机没有？一听说没有，就一个劲儿地摇头。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还不知道。这一天，南朝鲜先头部队坐在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追击着人民军，志愿军埋伏在山岗上，不到20分钟，就把南朝鲜的这个营解决掉了。随后美军飞机进行了准确的报复性轰炸，整个山岗像一支巨大火焰。但令南朝鲜军人奇怪的是，一些奇怪的影子在火中露出头，顽强射击。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当20多名南朝鲜士兵终于爬上山岗时，看见了一个衣衫破烂的士兵从工事里站起来，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几乎是微笑着向他们走来。南朝鲜士兵突然明白，但跑已经来不及了，士兵怀中的爆破筒爆炸了。这是中国人，肯定是中国人！南朝鲜人惊呼。
这一天是1950年10月25日，被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打是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美国人换下已经精神崩溃的南朝鲜军队：""他们（南朝鲜军）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全不在意，全无表情。""""中国军队几乎看不出队形的攻击人流在各个方向时隐时现，瞬间便冲到美军面前。""美军战史记载，中国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出现、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喀秋莎""火炮。这种武器的出现，意味着进攻的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它的士兵出奇地勇敢，一个中国士兵在部队受阻时，绕到敌人机枪阵地后，抱住美军机枪手一起滚下山崖－─类似的情景在中美两军第一次战斗中到处发生，美国人在""奇怪的呐喊声""中不断死伤，争相逃命。
""黑夜是中国人的。""王树增说。美军战史也写道：""夜间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二战中抗击过倭国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们发现，中国人的战术也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使劲地喊""你在那里""，或是""我看见你了"".陆战队员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一辆俄制T－34坦克冲破了一个路障，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单兵射击。陆战队一枚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炮弹便打掉了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至少有一部分敌人的攻击部队是从背后爬到E连阵地的，显然是顺着野战电话线摸上来的。中国人抓住了许多在睡袋里睡觉的人，并且杀死了他们。""
这时，美国方面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是否正式参战。令他们吃惊不小的是，中国的广播电台公开承认其军队在朝鲜，称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听到志愿军这个词。美国远东军情报官威洛克推测，这是中国人在玩""鱼和熊掌兼得""的把戏。他认为，中国人极端敏感和极爱面子，一口咬定在朝鲜没有正规有组织的军队，这样既可在万一被打败时不损害中共军队的声誉，又可给退败的北朝鲜军队以实质的支持。
入朝这一个星期以来在云山周围的一系列战斗，被西方军事学家称为""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例""、""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这次遭遇战，使中国人了解了与美国人打仗的感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的军队不过如此。美第24师曾经在战场上拣到一本中国某部队编印的《云山战斗经验基本总结》小册子，上面除了对美军在协调火炮和坦克，步兵火力速射，以及空中支援能力表示羡慕外，对于美国士兵的战斗力却大为不恭：
美国士兵在被切断后路时，会丢弃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而且还装死。他们的步兵缺乏战斗力，胆小怕死，不具备进攻和防御的胆略。他们在前进时如果听见枪声，便会退缩不前。他们只能在白天打仗。他们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如果他们战败，便会溃不成军，如果他们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当补给停止时，步兵便会完全丧失斗志。
这样的描述使美军难堪，二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日德那样强大的军事机器，并成为全世界救星的美国军队，还没有遭到过如此大辱。
美国的工业能力令中国军人扼腕叹息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是戏弄麦克阿瑟的过程。彭德怀把近40万大军隐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用打了就跑、丢弃辎重、释放俘虏等办法诱敌迈入这个巨大的包围圈。麦克阿瑟这个被东南亚国家和倭国看成""神""的将军大意冒进，令掌握大规模共军移动迹像的美军情报部门和官比他大、却""在他面前像学校的男孩子在城里遇到街头恶霸一样怕得发抖""的五角大楼的高官们，甚至杜鲁门总统都深表怀疑，大家都预感到前方某个地方一定有中国军队像猎人一样在等待美国人，但谁也没有勇气和主意阻止这个不顾战法、犯着低级错误的的自大老头。
麦克阿瑟下达全线进攻令后，命令自己的专机沿着鸭绿江往北飞，""看看苏联人和中国人的迹象。""这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苏联的米格飞机和中国的高射炮布满江边。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的飞机底下，近40万中国大军隐身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下。中国军队突然收紧巨大的包围圈，""大韩民国第二军团被歼灭，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在不到24小时之内业已完全消失，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 。""美国广播公司这样报道。
麦克阿瑟的右翼完了。左翼的美国人也遭到重创。先头连一个排长布洛顿看到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在山顶的战壕中，突然站起一排中国士兵，""高举双手，是投降的样子""，当美国人在""可以看见中国士兵军服扣子的距离""成散兵队形站起来，一个会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开始喊话：""从壕里走出来投降吧！""中国士兵回答道：""来这里抓吧！""在和中国士兵对话时，又有许多中国士兵加入到举手的行列。""他们突然一起投出手榴弹，然后又钻进战壕里。""布洛顿的排损失惨重。
美国人遇到了一支世界上最奇怪的军队，他们惯用手榴弹，投出的手榴弹的密集程度令美国兵如陷地狱。在狭窄的洼地里，拥挤在一起的美国兵无法躲避手榴弹。一个当年仅17岁的军械员克劳福德回忆说，手榴弹下雨般地在他身边落下，仅他踢出去的就有40多颗。
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这时 ，宋时轮率领的27军、26军、20军果然把作为美军王牌海军陆战1师包围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但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竟然轻松说：""有中国佬好看的了。""陆战1师确实能打硬仗。有个叫德洞岭的高地对于他们南撤至关重要。师长史密斯特派曾在硫磺岛与日军进行过惨烈战斗的连长巴伯率兵守卫。战斗空前残酷 ，美军死伤过半，仍与冲进来的中国士兵展开肉搏。双方使用了能够使用的一切器械，镐、锹、枪托、刺刀和拳头。士兵扭在一起在黑暗中滚动，互相掐喉咙、挖眼睛、咬面部。山顶一度被志愿军占领，但很快又被美军反击下去……“接近早晨6时，随着一声尖厉的哨声，中国士兵迅速撤出战斗。""
骄傲的海军陆战队员被中国士兵的勇气所震慑：""中国士兵突然就在大雪中出现，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这令美军士兵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中看上去简直如一种幻觉（朝鲜盖马高原邻近东西伯利亚）。""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批士兵倒了后，第二批就跨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批第四批。其不怕死的精神仿佛是殉教者，令美军官兵非常害怕。""（倭国出版《朝鲜战争》）但德洞岭高地最终未被志愿军占领，它在陆战1师的撤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同90年代关注""沙漠风暴""一样，世界各国和新闻网都在关注这次美国军队史无前例的大撤退。美国几乎倾全军之力保护陆战1师不被全歼。从""西西里""号、""莱特"" 号、""福基""好、""菲律宾海""号、""普林斯顿""号等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侦察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在陆战1师头顶上形成金属天幕，一寸一寸地掩护其后退。
在美军的退路上有一座关系数万美军生死的桥，水门桥。其钢梁没有桥墩，悬空架在万丈深渊之上。志愿军三次炸桥，最后一次把钢梁与山崖的水泥接口也炸没了。这样一来，美军应是插翅难飞了，志愿军因而没再派兵把守。生死存亡之际，陆战1师的工兵紧急设计，然后急电美国本土用巨型运输机运来八套巨型钢梁，在倭国进行空投试验 ，改用超大型降落伞，把钢梁直接空投到水门桥……不到两天时间，在北朝鲜东北部偏僻山区的一座悬崖上，架起一座可以通过所有型号坦克和车辆的钢铁大桥。志愿军发现后，追悔莫及，陆战1师终于逃逸。
""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王树增有幸翻阅""一尺多厚""的毛彭来往电报，他发现毛泽东对朝鲜战场的指挥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电报的密集程度、所涉及的战役细节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它详细到某个制高点的控制，一个师级单位的调动，状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这一切有个前提 ，即中国将领们无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心悦诚服。
第二次战役后，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恢复战前状态。如果中国方面同意停火，战争也许就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中国志愿军极度疲乏，而敌人大踏步撤退，有生力量损失并不大。从军事上看，他们的撤退也是狡猾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平原。与此同时，一位后来改变美军命运的、极为狡猾慎细的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从美国本土起飞。
美韩军队的散乱和颓唐令李奇微大为不满，他命令宪兵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6辆后逃的南朝鲜卡车，他们只得调头往前线开（但李奇微的参谋说，一会儿他们会以更快的速度开回来）。他集合军官训话：""文字工作可以晚上做，白天，枪炮声大作的地方才是你们必须去的地方！指挥官的位置必须是敌我双方互相开枪的地方。一旦同敌人接触 ，就要像狗一样咬住，决不能放过……把强大的部队埋伏在侧翼，突然发动猛烈攻击，最重要是把中国人杀死。把赤色中国洗成白色！""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6个军的几十万将士突然从茫茫雪地中跃出，冲向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即使是这个足智多谋的李奇微，也没料到他到朝鲜前线仅两个小时，中国军队就发动了一场一点不小于诺曼底登陆的全线突破。联合国军全面溃散。从前沿逃来的长列南朝鲜士兵狼狈南行，面色憔悴发黑，精疲力尽，绕过李奇微在上面挥舞手枪的吉普车。
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顿时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李奇微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的难民背着包袱 、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人去扶助那
些跌倒的人。在这悲惨的逃难中，谁也没时间去帮助邻居。没有人流泪哭泣，只能听见在冰上走路的痛苦的喘息声。""（《李奇微回忆录》）李奇微几乎是最后一个撤出汉城的美军，他收拾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然后在墙上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打到哪里停住？王树增在书中描述了李奇微上任后，一个巨大阴影慢慢接近志愿军。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用前线指挥官的口气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国内报纸到达彭德怀手中时，他感到紧张和焦躁："" 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彭德怀等将领经历过无数次战役，对战争中的伤亡不会过于伤情。但朝鲜战争志愿军官兵的伤亡速度、数量超出了他们的感情承受力。
中国军队的前锋到达了三七线，彭德怀下达了一道引起激烈争论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彭德怀在回国任职后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斯大林的军事观察员、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德怀突然停止进攻极为不满，他对斯大林说，彭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彭德怀火冒三丈：""拉佐瓦耶夫？他打过什么仗？第二次战役时我们停止追击就是他不同意……“王树增说：确实，李奇微的到来，开始扭转美军的劣势。在骊州，他对中国军队入朝后的所有战斗记录凝思了三天 ，终于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命门""所在－每次中国军队的进攻到第七八天时，就没吃没喝没弹药了，不撤也得撤。李奇微称之为""礼拜攻势"".他因而总结出对付的办法：当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时，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的中国军队毫不迟疑地扑上去。用火海方式实施火力摧毁，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美军反而来劲了，回头就咬，全世界包括美国国会和中国军队，都没想到美军的反攻发动得如此之快，而且是在中国军队最不愿意进行战斗的时候 。面对这种局势，彭德怀指挥志愿军，通过阻击和运动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所有的战斗都异常残酷，在修理山、在泰华山、在汉江南岸，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李奇微的火海战术。志愿军阵地的失守，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是爆破筒，滚向敌人后发生的。王树增说，情况确实很险，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南进的话，将正好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在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修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正等待着饥饿和缺乏弹药的志愿军士兵闯入火网。""志愿军的冬天， 一个空前流血牺牲的阶段开始了。""王树增对这一段的描写倾注了最多的感情。
★彭德怀知道后下令停止进攻★
为了这本朝鲜战争的书，王树增在广州那个灯红酒绿的浮躁的环境中彻夜查资料， 有人对他说：你有病啊？""我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想让当代青年看到我们民族经历的往事……记住士兵，那些士兵！""王树增的妻子王瑛说：""你没发现，这本《远东：朝鲜战争》就是献给我们战士的。一提到普通士兵，他就不能自已。""
""我当过10年伞兵，我对士兵有感情。我的部队前身是打上甘岭的，是黄继光、邱少云的部队。想想那些躺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士，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那么年轻，他们是农民的儿子……“王树增沉默而冷面地对着我。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受刺疼记者。当有的国家对每一个牺牲的儿女都设有灵牌，或在纪念碑上镌有密密麻麻的名字、永远受到民族的整体追念时，我们农民的儿子呢？
前不久，一个专门研究韩战（朝鲜战争）的倭国学者来到中国，他想看看邱少云国度里的大学生，他对大学生们说，邱少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勇敢的人，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有个大学生竟回答说：现在再也不会有那么傻的人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王树增对这件事很长时间不能释怀。
今年夏天，美国原准备和韩国在仁川举行大规模的模拟登陆，并把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西方各国的军事代表团都请来，以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后担心刺激朝鲜的南北和谈而作罢－在谁也没提起旧事时，美韩总是不忘，它起码勾起我们因往事而汹涌的感情 。
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比比皆是
王树增给我们描述了第四次战役──那是我们从不知道的由青春、热血、失利、胜利筑起的波澜壮阔的战场。毛泽东一度想让志愿军攻到三六线，并在那里休整。而在前线的彭德怀心里清楚，这没有任何可能，只能通过阻击和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
所有的战斗都异常残酷，在修理山、在泰华山、在汉江南岸，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李奇微的火海战术。志愿军阵地的失守，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是爆破筒，滚向敌人后发生的。王树增说，你能想象数十门火炮加上30多辆坦克一起向一个小山包轰击1个小时、8架飞机又轮番扔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后是什么情形吗？山头被削去1米，连土都在燃烧。中国士兵竟然还活着，还站起来射击。这给美国兵的心理震撼是极为强烈的，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手中卡宾枪射出的子弹是否有意义，中国人是杀不死的。
彭德怀利用敌人东线的一个小疏忽，发动横城反击战，使联合国军的进攻失利，全线动摇。在横城反击战中，中国战士的英勇，使美军最现代化的武器也为之减色。""当一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局面就会有变化。""王树增提到一个叫翟文清的前副师长，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当营教导员时一个叫于水林的战士，在横城反击战中，敌人坦克集群冲过来，局面很危，于水林手提手雷，冒着弹雨冲到坦克跟前，连续炸毁两辆重型坦克，局面为之一变。他又端枪追击从坦克中跳出的美国兵。身中数弹，全身血红，还捉到了8名俘虏。
王树增特别感动的是于水林受伤回国后的故事。他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只知道他是热河人，翟文清就派人到承德地区去找。找了好多年，直到""文革"" 前，才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一个贫困村里找到他。他是村里最贫困的，右臂已截肢，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孤身一人住在生产队的马棚里。当地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残疾汉子是荣获一等功的大功臣。翟文清副师长千里迢迢赶来，紧紧抱住他，泪如泉涌 。当地政府知道于水林是大英雄后，给他盖了间房，为他找了个女人。结婚时，翟文清把他和女人接到部队……生活艰难，而老军人多情而仗义。以后每年于水林都会被接到部队，直到他病逝。翟副师长亲自料理了这个老战士的后事。
在横城反击战中，志愿军一个师创1次战斗歼敌最多纪录，消灭敌人3350名。但在砥平里，由美军和法军联守的一个阵地要冲没能拿下来，使志愿军终没取得第4次战役的大胜。那是异常惨烈的一仗，双方都刻骨铭心（美国人今年在国内大肆纪念砥平里之战）。志愿军先后投入8个团，多次攻入阵地，到处是混战肉搏，美国的重型轰炸机从倭国本土、南朝鲜釜山机场和航空母舰上起飞，怪叫着低飞擦过战场，把志愿军的攻击线路炸成一片火海。志愿军伤亡太大，经常是一个连上去没几分钟，就只剩六七个人了 。连长指导员全都牺牲，司号员炊事员指挥战斗，打到最后一个与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式的战士比比皆是……对砥平里的攻击是在志愿军基层军官坚决要求下停止的。下级军官要求不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是极为罕见的。彭德怀知道后，同意停止进攻。志愿军对砥平里的攻击失利。
在砥平里，我们的伤亡很大。40军的3个团就伤亡1830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3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说什么也不离开遍布3营战士尸体的阵地，最后硬被拖下来。40年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专门来到韩国的砥平里，在三七线附近的冻土里挖出19具中国士兵的遗骸，以及志愿军的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
彭德怀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爱兵
""比较一下两军的统帅是很有意思的。""王树增在书中重点描写了这两个人：""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像块巨石一样，他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全党全军只有毛泽东敢跟他开玩笑，这跟他的身世有一定关系，他是赤贫的孩子，这一点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一样，他一直在基层，在一线，没享过一天福。""从王树增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彭德怀的深厚感情。
即将出兵时，他在沈阳开最后一次会，突然感叹说：""我命苦啊！""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从没说过这种话。""长征时我打最艰苦的仗，抗日时我在太行山……现在又是朝鲜战争……我是命中注定要吃苦的。""他最后说：""如果没有苦，要共产党员干吗？""全场为之肃容。王树增写到彭德怀，往往欲泪难止。他说，想到彭老总后来的命运，觉得他还不如牺牲在朝鲜战场。
而美国第8集团军统帅（侵朝美军主要是第8集团军）李奇微是典型的现代军人， 他儒雅而理智。相比之下，麦克阿瑟传统老旧多了。他比麦克阿瑟小二十几岁，突出的特点是对战争局势判断敏锐而果敢。朝鲜战场的复杂、诡奇、壮阔，主要是彭德怀和李奇微两个人斗心斗智的结果。
彭德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兵。他的心拨开那些干部，直扑向那些最基层、最令人怜爱、最艰苦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他最大的忧虑就是我们的后勤，当美军飞机把整个后勤线炸得支离破碎，而战士们卧在雪中连炒面都吃不上，冻死饿死很多，还要遭受凝固汽油弹的伤害时，他的头发就无可阻挡地白了。
为了使这些战士的处境能够好一点，在第4次战役最危急的时候，彭德怀忍痛离开回北京，他迫切需要中央了解朝鲜战场最真实的情况－有人写过这些情节，但《远东：朝鲜战争》中有最真实的记录－飞机降落沈阳加油时，前来迎接他的军政首长请他到休息室休息吃饭，他眉头紧锁心情恶劣：""我不吃饭！不休息！你们别管我！""他就站在飞机旁等，飞机加完油后，立即飞向北京。到了北京，他直奔中南海。当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时，他又立即赶往那儿。到了静明园，因为毛泽东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他大吼一声：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不由分说， 推门而进。
毛泽东没有恼怒，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闯进来提意见！""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的艰难情况，以及与美军作战和与国民党作战的不同。毛泽东终于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不要急于求成。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充满感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有些领导开始强调自己的困难，彭德怀实在听不下去，禁不住拍案而起：""这也困难 ，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几十万志愿军战士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人们鸦雀无声，屏息静气。
回到住所，彭德怀怒气未消地对浦安修说：""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 我这个官老爷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彭德怀此次回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他促使中央军委做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的一系列决定。几天之后，他匆匆回到几十万大军正在受苦牺牲的地方。
★六十三军，祖国感谢你们！★
令王树增和王瑛夫妇不能忘记的另一个老军人是范天恩。这位主力军（38军）中的主力师主力团团长是有名的范大胆，打了许多硬仗胜仗，在全军非常有名，后来官至烟台警备区司令，今年79岁，已报病危。王树增夫妇从38军打听到他的下落后，赶去采访 。但对于50年前那场战争，他一句话不肯说。
""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开口，你猜他说的什么？""王瑛问我。""说的竟然是一个孩子的事。临死前只有一件事放不下心，就是那个孩子。""老战士含着眼泪，像是要托付给王树增夫妇。这孩子当年是一个孤儿，流落在哈尔滨街头拾捡为生，后来被苏联红军收留。苏联红军撤离时，想把他带走，但政策不允许，只得把他留在齐齐哈尔火车站 ，他又重新流浪。范天恩带部队经过时，看这个孩子独自蜷缩在寒风中，十分可怜，就把他收留。这孩子特别聪明，就让他干机要员，成天跟着范天恩，情同父子。第二次战役后，范天恩回国轮训时想带他一起走，又怕人家说……等他回来后，听说那孩子战死了，用老乡的衣柜做了一个薄棺埋在汉江边。""他的家人在哪儿？他姓王，我要找到他的家人。""范天恩在最后的时候总在说这句话。王树增知道这是一个老人永不能实现的梦了。""50年了，就是有家人也早就死了。""
彭德怀从北京赶回第四次战役的战场，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计谋多端的李奇微接连发动了""屠夫作战""和""撕裂作战""，突破了汉江。彭德怀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汉城。中国军队退至三八线以北。双方又回到了战争起始状态。在边打边退的过程中，中国将士付出很大牺牲。弹药的极度缺乏令志愿军战士丧失了保卫阵地和自己的基本条件。朝鲜中部那些山岭上的石头常常是他们用来与坦克大炮搏斗的武器。许多中国士兵腹中空空衣不遮体地倒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中 。当部队后撤时，只能看着战友的遗体躺在凄风冷雨中渐渐遥远。随后赶来的美国兵看到这些尸体也不禁浑身颤栗。美国陆战1师军史上记录道：""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卧着，很多还与美国士兵的尸体抱在一起。由于尸体的冷却，已无法把他们分开。""
志愿军退到三八线以北，杜鲁门和华盛顿的政客们以为志愿军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再打了，撤了一直与其作对坚持要打到鸭绿江的麦克阿瑟。但杜鲁门确实不如在亚洲生活了14年的麦克阿瑟了解中国人。彭德怀和同事正策划一次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他致电毛泽东：""此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战。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毛泽东很赞赏，周恩来却提醒：""我们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1个整师、甚至1个团，都难以达到歼灭的目的，而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灭敌人5个师，其中有美军的3个师，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但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
这时李奇微已经取代自大的麦克阿瑟，成了联合国军总司令，他选中军事怪才范弗里特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这个人更加阴狠，在中国军队准备进攻时，他打破美军常规 ，不修筑防御工事，仍下令北进攻击。他说，对于中国人，防守是不行的，只有进攻。他把李奇微的""火海战术""用得更狠，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规定限额的5倍以上。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要质询这种""范弗里特弹药量""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范氏大为光火：""让那些议员们来看看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吧……“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
1951年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在山洞里，光着上身的彭德怀用最低沉的声音对洪学智说：出事了！60军180师被包围在汉江南岸。连日大雨使汉江江水猛涨，180师1万多中国官兵只能拉着仅有的3根铁丝北渡突围。美军的照明弹悬挂在头顶，炮兵和低空盘旋的飞机把密集的炮弹砸向毫无还击能力的中国士兵。齐胸深的江水汹涌， 力气弱小的女兵紧紧拉住马尾，人们互相呼喊，还是有人不断被江水卷走。中国士兵的鲜血使汉江江水成了红色。
180师周围是5倍美军的死死包围，每一个方向的突围都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战斗。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饥饿，全师断粮多日，伤兵更加悲惨，伤口由于不能及时处理而溃烂 。有的士兵主张把驮炮的骡子杀了吃，但是立即遭到反对，士兵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骡马。驭手们怕它们被人吃，就解开缰绳放它们走，但是这些骡马恋着主人，人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令炮兵驭手们放声大哭。当60军韦杰军长得知负责救援180师的179师和181师行动失败，一头栽倒在军指挥部里。
180师开了最后一次党委会，决定分散突围。师长郑其贵带领警卫分队和部分机关人员在黎明时分遭到美军坦克追杀，钢铁履带把中国军人的身体卷进去，然后抛起来。 几名警卫战士向与郑师长的行动相反的方向跑，以吸引美军火力。郑其贵等趁机冲过山去。郑其贵回过头看到，一个战士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战士负伤仰面倒下，被两名黑人士兵抓着两腿拖走。40年后解密的志愿军司令部的资料显示：""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
中国军队继续北撤，战线距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将士们忍受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绪的折磨。彭德怀认为，不能再退了，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他决定在朝鲜中部高山险阻之地守住最后的防线。派谁来守呢？各军损失严重，只有36岁的军长傅崇碧率领的63军略好一点。第63军最悲壮的一页翻开了。一边是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一边是美军坦克的钢铁长龙，两边翻滚厮杀。战场距彭德怀的指挥部不过百里，他拒绝撤退。经常一个人在黑暗中向南眺望，他知道他的士兵一个个倒在阵地上，心疼焦虑。他知道中国农民家庭是如何盼自己的儿子长大，平安。几天前，志愿军一个独生子的父亲写信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家，有人指责这个老人觉悟不高，破坏抗美援朝。彭德怀知道后发火，命令立即把这个战士从近百万士兵中找出来，给这位老人送回去：""战士不是父母养的？就你是？""
残酷的阻击战打了整整10天结束，63军胜利完成任务，美军的进攻被挡住了。彭德怀亲自迎接从前沿下来的63军官兵。士兵们浑身的衣服已变成一缕缕的布条，许多人只剩下粘满血迹的裤衩。彭德怀刚说了一句""祖国感谢你们""，官兵们就都哭了，他们想起了倒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
第五次战役的最后结局最终使毛泽东和彭德怀认识到，在朝鲜打美国人与在国内打国民党根本不同。在敌人海陆空的立体优势面前，我们过分乐观于自己的兵力优势和敌人缺乏近夜战的能力，尤其是美军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某些暂时的弱点……得到这个认识付出了血的代价。
胜利女神站在了哪一边？
知道记者在写朝鲜战争，许多人问，咱们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更多的人在问王树增。他回答道：""你我这样的人在拳台上跟泰森打了个平手，你说这是泰森的胜利还是你我的胜利？""第5次战役后，杜鲁门急着想停战，认为长期陷在朝鲜战场是中了苏联人的诡计。而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更为重要的台湾和西藏问题，况且已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
杜鲁门""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找了一些不行，最后只能把一些信息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拿马歇尔的话说：像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指望毛泽东能收到，简直太渺茫了。经过一系列外交斡旋，杜鲁门向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命令，要求他一字不差地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朝鲜的敌对行为……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后，南朝鲜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政府感到受到了极大侮辱。李承晚多次表示""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汉城多次举行大规模群众游行，喊出""打到北方去""！但没有人理会这个政府。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最著名的是在上甘岭发生的。
尽管南朝鲜军把志愿军看成了神，听到一点中国军队的风声就望风而逃，但停战协议的签字就要举行时，李承晚竟然不要联合国军，要""单干"".志愿军发动了金城战役，专打要""单干""的南朝鲜军。结果南朝鲜军队伤亡惨重，丢失了大片土地。新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说：""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三八线从来是笔直的线，就是在金城一带凸出一块，那是金城战役使然。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正式签字。当双方倾销弹药的枪炮巨响停止后，战线突然沉寂下来，双方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观察，然后一起欢呼。几个中国士兵溜达到美军阵地上，拿出几粒糖果和一块手绢要送给美军士兵。这些农民子弟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以为吃着牛排睡着鸭绒睡袋的美国大兵也把它们当宝贝……
王树增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停战那天，一名志愿军小战士奉命往前沿阵地送命令。这天炮火变得异常猛烈，他奔跑着、躲避着，多次被炮弹掀起的泥土掩埋。就要到阵地时，他被炸倒，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一只脚齐腕而断。他开始往阵地爬，一只手抱着自己的断脚。他爬上阵地时已是黄昏。小战士从胸前掏出命令，上面写着：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指挥员把小战士抱起来，大喊：""来三个人把他背下去！ 不准让他死！拿着他的这只脚！""50年后，王树增和王瑛到处打听这个小战士的姓名， 无结果。在岁月风霜中，他安在否？王瑛问我或问她自己。
停战那天晚上，彭德怀走上前沿阵地，几个小时前这里还在战斗。一队担架抬着志愿军战士的遗体走下来，彭德怀掀开每一个担架上的白布，眼睛里渐渐充满泪花。他哽咽地说：""就差几个小时，他们这么年轻……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掩埋好，立上个牌子……“走下阵地时，彭德怀突然命令吉普车停下，他在泥土中拣出一只满是弹洞的白搪瓷杯，上面写着：献给最可爱的人……许久以后，他喃喃问：""这个兵，牺牲了？还是负伤了？""我不禁想起同是统帅的麦克阿瑟卸职后，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脱口而出的那句名言：""老兵不会死，他只会悄然而逝……”
当晚，开城举行了庆祝晚会。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他说不会。再来邀请他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于是一位面目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拉着花一样的小姑娘，在缓慢轻柔的音乐中走着。所有的人都哭了
1916年6月，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决定乘船从重庆去上海。 联系船票的人告诉大家，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可供选择：一家是日本人办的，这家轮船公司给每个乘客赠送洋伞；一家是英国人办的，他们给每个乘客赠送床单；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大概是赔了本，没有什么送给乘客。
大家在乘坐哪家船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学主张坐日本人或英国人的船，因为可以得点洋货，开开眼界。 陈毅对大家说：“北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重庆人民也正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爱国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为了贪图一点洋货去坐外国船呢？这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吗?” 大家都觉得陈毅说得句句在理, 一致决定坐中国船去上海。
武汉胜利街上有一条小路，名为“郝梦龄路”;伏虎山西北侧山腰间，是“郝梦龄烈士墓园”。94岁的郝慧英曾无数次徜徉在郝梦龄路，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曾无数次到郝梦龄墓祭奠父亲的英魂。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1937年，郝梦龄北上抗日，途经武汉，在家小住。离家前，写下了这封遗书。“3天后，我们到车站送父亲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郝慧英说。
对于父亲急于奔赴抗日战场的心情，郝慧英是理解的。卢沟桥事变后，郝梦龄两次上书请缨，要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他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鼓舞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分还在途中，郝梦龄赶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时，他指挥着部队躲入掩蔽处;炮火一停，便果断出击，用步兵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当时，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战况惨烈。
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当再次夺回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却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点，郝梦龄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时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郝梦龄连中两弹，英勇殉国，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戎马一生，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相处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郝慧英说，“但父亲给我讲过四句话，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这四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800多年来，岳飞“精忠报国”慷慨悲壮的动人故事，一直在我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出生于河南省汤阴县一个贫苦农家。据说岳飞呱呱坠地的那天傍晚，刚巧一只大鸟从屋顶上飞鸣而过。父亲岳和便给他取名叫“飞”，字“鹏举”。
由于家境清贫，岳飞小小年纪就得打柴割草，还要帮助父母下地耕作。在艰辛的劳动中，岳飞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并学得一手好箭法和好武艺。
岳飞青年时代，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中度过的。宋朝统治者纵情享乐;长期生息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勃然兴起，建立了金政权。1127年金攻陷宋都城汴京，北宋宣告灭亡。
这一年，岳飞正好20岁。这个饱读兵书、谙熟武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盼望有一天能够投身疆场，为国家报仇雪耻。当招募“敢战士”的消息传来时，他报名参军。就在他走上战场的前夕，深明大义的母亲，特意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嘱咐他一生一世都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勇杀敌，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岳飞参军后，一直坚持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英勇杀敌。他率领的“岳家军”不畏强敌，独当一面，先后六次与金兵交锋，均获全胜，“岳家军”声威大震。而赵构却重用宠臣主和派代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为了拯救沦陷在敌占区的苦难同胞，把敌人驱逐出境，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给皇帝赵构，坚决反对继续向南逃跑，力谏赵构返回汴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样将帅一心，一定可以收复中原。这道奏书进呈后，触怒了赵构和黄、汪这些妥协投降派。他们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把岳飞的官职革掉了。闲居三个月后，岳飞难以压抑心中报效国家的强烈意愿，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岳飞慷慨陈词，决心以身许国，消灭敌人，恢复故疆，以报答父老乡亲。从此，岳飞又转战在抗金的战场上，而且越战越勇，“岳家军”的旗帜成了抗金力量的象征。金兵统帅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140年，正当岳飞奋勇前进，胜利在望的时候，赵构和宰相秦桧却害怕“岳家军”强大起来之后，成为南宋政权的威胁。因此，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在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对此极为悲愤，长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退兵时，中原人民拦住军马，哭声盈野，岳飞也潸然泪下。
岳飞回到临安后，赵构和秦桧为了向金兵求和，诬陷他唆使部下谋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送进监狱。1141年12月29日，岳飞和他儿子岳云、部将张宪等一同被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临刑前，他奋笔疾书，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意思是“老天有眼呵，老天有眼呵!”岳飞被害后，南宋与金人订立了可耻的绍兴和议，向金朝称臣纳贡，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
岳飞虽然惨遭杀害，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深深地铭刻在世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桧等人，却被铸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墓前，被万世人民唾骂!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 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
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文章摘自《大智周恩来》
在波兰首都华沙维斯杜拉河畔，有座人身鱼尾的美人鱼雕塑。她一手紧握盾牌，一手高举利剑，显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其中，有个与她有关的美丽动人传说。
从前，华沙有位姑娘，在敌人侵略波兰时，她被敌人抓走后逃跑了。当她逃到河畔时无路可走了，就跳进河里，化为一条金色的鲤鱼，钻入河底。
后来，外国侵略者又一次侵略波兰，这位鱼姑娘带领大批化作人身的鲤鱼，离开水面。她们手拿盾牌，挥舞利剑，和侵略者进行了生死搏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波兰人民为了永久纪念她，为她建立了这座美人鱼塑像。
编者按：到今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已逝世50周年。不管其功过是非究竟如何，斯大林仍称得上是一位伟人。本网特推出下面这篇斯大林家乡及其后代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根据原苏联官方正式说法，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是在1953年3月5日去世的。在斯大林去世五十周年日子来临之际，其家乡格鲁吉亚老百姓依然怀念着这位颇有争议的领导人。
哥里镇居民的骄傲
在斯大林出生地哥里镇，当地人对斯大林称颂不已，认为他是他们的骄傲，人们在晚上喝酒祝酒时，第一杯酒通常会敬献给斯大林。哥里镇大多数人认为，斯大林是位英雄和伟人，正是斯大林在这里度过的短暂时光使得格鲁吉亚闻名于世。要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哥里恐怕永远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斯大林原来名字叫约瑟夫·久加什维里，1879年出生于哥里镇的一间小屋里。约瑟夫·久加什维里是在参加革命活动后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斯大林（意为“钢人”）的。现在这间小屋保护得很好，房内家具均保持着当年原样，已成为一处朝圣之地。斯大林尚在人世时，政府就在斯大林诞生的小屋旁建造了一座歌颂这位“钢人”的博物馆。苏联解体后，曾有人建议拆除这座博物馆，但最终依然留存下来。
博物馆展览厅里摆满了斯大林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其中包括他早期报告卡、烟灰缸、烟斗与木桌，还有一大堆照片，记载着斯大林从一名布尔什维克基层干部直至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全过程。博物馆大厅里还展出一个斯大林去世时的铜制面具，这个面具是斯大林逝世6天后制作的。博物馆外停放着一辆鲜绿色专用列车车厢，斯大林曾在1945年乘坐这节车厢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通过了德国分治方案。博物馆在介绍斯大林生平时对苏联当年的清洗运动和饥荒事件只字不提。哥里大学一位名叫拉马德兹的历史学教授认为，博物馆这种布置方式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我对我的学生说，斯大林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捍卫者，他并非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位暴君。” 拉马德兹说，斯大林实现了俄罗斯的现代化，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从而拯救了整个人类，这难道有过错？这位教授理直气壮地说：“绝对不！”
民意调查显示：过半俄罗斯人将斯大林看作正面人物
像原苏联各地数百万老百姓一样，现年67岁的斯大林孙子久加什维里对其祖父十分崇拜。在格鲁吉亚人中，以“斯大林儿子的儿子”而出名的久加什维里说：“他是位天才。”久加什维里是名前苏军上校军官。他的家位于第比利斯边上一幢破旧公寓楼里，房内到处张贴着斯大林画像，久加什维里说：“我的祖父尽一切努力保护这个自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帝国 。” 久加什维里坚持认为，当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联早就四分五裂了，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实现了这个国家工业化，并增强了国家实力，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带走的仅是一件衬衫和两件外套，与今日在瑞士银行开设了秘密账户的那些当权者相比，他看来有点像是耶稣基督式的一位人物。”
不久前，在俄罗斯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对斯大林看法矛盾或将他看作是位正面人物，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斯大林功过相抵。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家对斯大林公开予以赞扬。他们指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人数被人刻意夸大了。
据西方历史学家估计，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一千万至两千万，其中许多人惨死在强制性劳改营和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时期，另有人称死亡数目还要高。“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谎言”， 斯大林的另一位孙子叶夫根尼毫不退缩地说，“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我的祖父都被那些托洛茨基犹太分子包围着，这些人巧妙地操纵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正是他们这些人将人们赶往古拉格集中营，只有在斯大林叫人处决了这些人后这种行为才被制止。”
在格鲁吉亚，想找人对上述这种说法进行反驳并不容易。当然，在斯大林的故乡，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看待斯大林。在离哥里镇附近，一名父亲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神父对斯大林处决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宗教领导人的做法予以谴责。这位名叫谢拉菲姆的神父说：“我们不应忘记他是个独裁者。”
斯大林现年30岁的重孙雅科夫对斯大林的看法更加矛盾。雅科夫是位可爱的年轻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上世纪90年代，雅科夫花三年时间在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在苏格兰求学时，雅科夫成了一名典型西方大学生，是凯尔特足球俱乐部的一名热心球迷，并经常光顾夜总会。雅科夫称自己叫雅各（《圣经》中的人名）。
过去，雅科夫对其身世避而不谈，因为自己与斯大林的血缘关系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雅科夫回忆说，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斯大林功过是非的阴影里。最糟糕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几年，当时有关斯大林进行大屠杀的史料开始曝光，“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开始后，当我看报纸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报纸经常说，斯大林是刽子手。”“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是，在我长大成人时，去斯大林化到达了顶峰。”虽然如此，雅科夫仍然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这些天来，我对我自己究竟是谁感到心安理得，我就是一个久加什维里，它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斯大林已成理想主义者化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雅科夫对其曾祖父斯大林的功过有了更多了解，他现在对久加什维里家族后代仍然怀有希望，“我们的后代将不会像我或像我父亲那样经受沉重压力。我父亲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经受的，我在上学时就身受压力。不过我想我的孩子不会有很大压力，因为斯大林越来越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化身，历史已冲刷一切。”
保留家族名字已成为斯大林后人对斯大林迷恋的一种情结。当斯大林的后人在今年三月五日相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其中一名年纪最小的斯大林家族成员将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依照格鲁吉亚传统，小孩中间名字取自于其父，叶夫根尼给其大儿子起名叫维萨里昂，他又将其今年七岁大的孙子起名为约瑟夫·久加什维里，这是斯大林曾用过的名字，叶夫根尼抱着小约瑟夫动情地说：“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俄罗斯渡过的，我希望将斯大林这个名字带回到他的祖国，这样他会在那里长存下去。”（周峰编译自《俄罗斯杂志》）
英雄少年赖宁，家住四川石棉。这里山高路险，地处偏僻，没有大城市那样的繁华热闹。可赖宁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把家乡看成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他的家就在有名的大渡河边上，他常到河边玩，还特别喜欢登山。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组织同学们成立了“探险队”，带着大家攀登一座座山峰。每爬上一座山，他就站在山头上眺望四周的山水，高声说：“祖国的山河真是壮丽多姿呀！”他立下了志愿，长大后做个地质工作者，要走遍祖国的奇山丽水！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乡虽然比不上繁华的城市，可是别人都羡慕这里，我们也为之感到自豪……大渡河日夜不停地为县城奔波，大山为县城的绿化尽了全部力量，我们能不为有这样两个热爱家乡的勇士感到自豪吗？别人能不为之羡慕吗？”
后来，当山上起火、大片森林被烧着的时候，赖宁奋不顾身上山灭火，献出了年仅14岁的生命。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他平时的言行中，不难得出结论。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叶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
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
世流芳。
■北伐时他连战连捷，从团长被破格提为少将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当了两天的总司令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药
铺，到南洋打过工。他从小过着贫寒的生活，养成勤俭朴实的作风。7岁时，他上
了刚由私塾改成的小学，15岁时考上了免费的惠州蚕业学校。辛亥年受广州起义
影响，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一次。此后，他感到救国应从军，于1912年考入广东
陆军小学，五年时间逐级升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
。在校期间，他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黑暗的军阀式教育中向
往新思想的光明。 1917年，叶挺回广东后不久参加粤军。1922年，他任孙
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叶挺率部苦战，保护孙
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亲自决定让叶
挺去苏联学习。他先入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翌年，
他又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 1925
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
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叁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
挺担任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
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
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部
队受挫后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
天后，广州起义失败。组织上对叶挺有不适当处分，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后又对其
进行批判。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在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
■"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了！"
叶挺脱党后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
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
战爆发后，他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叶挺激动地
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
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
任军长。 在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用对党外
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两人关系不融洽，国民党乘机挑拨。毛泽东却一直要求项
英等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后，叶挺为顾全大局还是留下工作。1941年
，国民党在皖南围攻新四军军部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
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经中
共中央长期交涉，他于1946年3月获释。 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
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在大雾中撞山遇难。
■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
帅了！"
■毛泽东、朱德等经过长期实践，提出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
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
和探索。
任何一支军队的历史都有着继承性，如同子体都脱胎于母体。尽管1927年8月
1日的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正式诞生日，但此前的叶挺独立团已经奠
定了组织基础，而北伐时期在武昌城下等一系列血战中也已积累了战争经验。
叶挺从军的时代，正是中国军事制度的新旧交替之际。在他的同学大都为军
阀服务的时候，他却把才能献给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事业---他使军事与最
先进的政党相结合。 应该承认，叶挺从正规军校中没有学到适合共产党军
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作战时硬打硬拼吃了亏。这在
全党都缺乏军事经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苛求前人。毛泽东、朱德等后来经过长
期实践，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
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和探索。讲人民军队的建设，不能
忘记这位虽然只正式当过两天"总司令"、未等到授元帅衔就不幸遇难的北伐名将。
■陈炯明叛变时，叶挺手持一支"花机关枪"，为当时已怀孕的宋庆龄杀出一
条血路
■北伐时有人说："打仗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
叶挺从小就喜好练拳习武，此后又是多所军校的正规科班出身。他不仅精通
陆军业务，作战时还身先士卒。1923年，陈炯明进攻广州总统府时，叶挺率兵先
掩护孙中山脱险，随后亲自手持一支"花机关枪"（即冲锋枪）扫射叛军，为已怀
孕的宋庆龄突围打开通路。 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双方部队火力均不强，叶
挺强调遇敌后就猛烈射击，然后迅速冲进敌阵将其打乱，乘其未及整顿再长途追
击，后来总结成"猛打、猛冲、猛追"。他鼓励部队向前冲，对那些临阵退缩者毫
不留情地执行战场纪律。当时，一些学生兵上了战场怯场，别人都告诫说："打仗
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后来的红军一向能以少胜多，其中继承了叶挺
铁军的这种战斗精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叶挺被押往重庆时，手持一盏油灯，他说这是因为"天还未明"
■叶挺遇难，毛泽东伤感不已，将其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
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叶挺救过孙中山夫妇，又是北伐名将，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盛誉。国民党一
再拉他，而且许以高官厚禄，但走上革命道路后的叶挺，从没向国民党的威逼和
利诱屈服过；另外，虽然叶挺在党内受过委屈，也走过弯路，但依然执着着自己
的理想和追求。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押。随后，他被解往上饶
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他为表示抗议拒绝理发。一年多后，
蒋介石认为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据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
沈醉记载，叶挺下飞机时头发胡子都很长，手持一盏油灯。别人问白日为何举灯
，叶挺回答说天还未明，对国民党的黑暗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叶挺先被送
进"优待室"，蒋介石当面劝他"悔过"，陈诚还许以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挺断
然拒绝，只要求释放被囚的新四军人员。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把他关入"中美合作
所"单独监禁。后来，叶挺曾在特务监视下被流放到恩施、桂林等地，对国民党给
的钱拒绝领取，只向朋友借生活费，并说明将来共产党会归还。有的国民党高官
到监房探问他日后想干什么，叶挺说，如果能恢复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中共
中央恢复我的党籍"。他出狱时，解放军各战区都发来贺电。可惜一个月后，叶挺
与夫人及一子一女不幸遇难。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
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囚歌》
叶挺被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威胁利诱全然不理，于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
房壁上，大书一首《囚歌》，以表心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
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
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
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国防大学 余利 徐焰)
张青云，字衢九，号楠亭。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2月1日，今陕西省富平县薛镇宏化村马张寺堡人。自幼好学，喜爱兵法。早年苦心钻研《孙子兵法》，对武功勤修苦练。于清嘉庆五年(1800)22岁时，中武进士，殿试一甲三名。嘉庆14年(1809)赐进士探花及第。乡人邻里称其“张探花”。因被皇室看中，选留清宫值警多年。期间，张青云常以武班夜余，自学深造。据《清宫卫琐》记载：“进士张有暇，每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誉抄杜牧诸家选本，授行于人，”由此可知，张青云在清宫多年执勤的重任下，学习古代兵书，并抄写孙子十三篇及诸家注本，熟悉并传授他人。
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山东连年匪患，民无宁日。据《中国大事纪年》记载，滑县(属河南)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林清等人，利用宗教迷惑群众，组织“义军”反叛，气势雄猛，一下扩展到长垣、东明、定陶、曹县一带，其中一支曾攻人北平(北京)，直接威胁皇室安全。张青云奉命剿灭。他经过分析认为，教乱纯系乌合之众，完全是以“神权”盲目纠集而来，无组织纪律和战斗经验。他以自己的指挥才能，很快平息了患乱，因功受任兖州游击，旋又升任台庄营参将。
时隔许久，山东匪患又起，响马呈凶，刀光剑驽，烧杀掠夺，兵连祸结，百姓怨声载道。道光六年(1826)，兖、沂、曹州一带，民不聊生，张青云加紧平叛安民，道光帝因他捕获响马大盗功高，调升他为胶州副将。又继升为兖州、曹州各镇总兵官，使州治民安，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嘉庆末年，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勾结英帝国主义分子在阿富汗组织反动力量，伺机分裂叛乱。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进入南疆，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引起维族人民反对。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初派张青云协同率兵镇压，在维族人民配合下，于这年12月，消灭了这支强劲而有后盾的叛乱。张格尔被生擒，押到北京处死。
道光十五年冬季(1835)，张青云奉诏补授广东高州镇总兵。道光十七年(1837)，两广总督邓廷桢以勋高奏升张青云为高州陆路提督。工作两年，盗平民安，高州一派升平好景。道光十九年(1839)四川地区动乱，张青云又调任四川川北镇总兵。
道光二十年(1840)6月，鸦片战争爆发。次年(1841)虎门失陷，广州危亟。张青云奉诏从川北率兵星夜兼程直驱广州增援，任总理行营营务义长，兼守西炮台。临阵身先士卒，英勇坚毅，置生死于度外，保卫了广州的安全。广州人民欣庆张将军为国为所民立了大功。
张青云在中国人民抗击外强入侵立下了赫赫战功，贡献杰出。他敢于怒视强敌，用土炮打败洋枪洋舰，有胆有谋，治军严谨，民间久传，乡人皆知。相传，张探花状貌魁伟，气度不凡，他以忠心报国、不怕牺牲而著称。因之皇帝擢升他为广东陆路提督，为他赏戴花翎，加封振威将军。他的英勇事迹，至今在广东人民中还传为佳话。
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青云因腿疾辞职回到故乡，居家七年，于咸丰五年(1855)8月2日病逝，葬于故居马张寺村西。这位当年的抗英勇将，国之骄子，想不到百年之后，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他的英骨忠魂于九泉不安。1966年秋“文革”肆虐，造反飙起竟遭挖墓毁尸。据已故前县政协委员孙子武老人，专函提供的线索(见总11期《富平地方志通讯》)称： “张氏后裔张运禄，见状酸痛不忍，遂抱其曾祖生平事迹抄本——《张青云武略序》，赴当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各有关方面申诉，以无人理采而还。”
“四害”扫除之日，人民政府和家乡人民为了怀念民族英雄，重新为张将军树碑题词，“一代名将，永垂不朽!”
志文如下：
皇清诰授振威将军楠亭张公、暨继配昊夫人合葬墓志铭。公讳青云，字衢九，号楠亭。世居富平之盖村里清河堡。祖德舆公，父裕堂公，并封振威将军。母氏田，封一品太夫人。公幼读诗书，长习骑射，中嘉庆庚申(五年、1800)武举，己已(十四年、1809)赐进士探花及第。多年宿卫，授山东兖州游击，荐升台庄参将，又胶州副将、广东高州总兵。后以剿贼勋高，得授广东陆路提督。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腿疾告假回籍调理。……公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初一日酉时，卒于咸丰五年(1855)八月初二日子时，寿终越西官署。
铭日：实维我公，浩气仁风。中帖外服，不自为功。名在三朝，德孚四周。是谓伟人，虽没不没。
张大楠撰并书，薛铭篆，承重孙张世恩泣血上石。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节。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璃都挤碎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戏”（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鬼子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今驻马店市驿城区）李湾村穷苦农民家庭。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乃超。1932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杨靖宇将军的的事迹被编写入小学课本中和电影。
我读过不少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料，有彭德怀，洪学智，麦克阿瑟，李奇微等人的回忆录，有后人写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包括中美朝韩等国的作品），有许多人亲身经历战争或参与有关的事件的回忆，以及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我觉得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我是94年在图书馆借到的）写得很好，态度冷静客观，从军事，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论述，资料详实，见解精到，分析问题深入透彻，看得出作者经过了很认真的思考。建议各位争论的网友看一看。朝鲜战争从三八线爆发，近二十个国家卷入（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双方投入军队多时均达百万以上，战争历时三年，死伤过百万人，军费达数百亿美元，最后又在三八线上停下来，从地图上看，似乎这仗算白打了。但这场战争对许多国家，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场花费巨大，却几乎没有改变地图界线的战争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得与失是否“合算”？
苏、日和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大赢家。
苏联没有直接出手，而它的头号死对头却受到了沉重打击，其东方的战略态势改善，由于美陷在朝鲜战场，削弱了它在其他战略方向的力量。美的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严重打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回合。而苏联是在没有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捞到这些好处的。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打消了中美在相当时期内接近的可能，使得中国更靠拢苏联。一美国学者称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阴谋：鼓动北朝鲜进攻，如果得胜固然很好，如果失败，美国势力直逼鸭绿江，中美对抗，可以消除中国与美国缓和的可能性，让中国更彻底的倒向苏联一边。这个说法不一定可信，但事情的发展倒是差不多。
蒋介石捡了个大便宜。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是摇摇欲坠，金门小胜吹得震天响，但无论国内国际，共产党，美国，还是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毫不怀疑解放军在认真准备后可以拿下台湾。美国对蒋已经完全失望，官方称其防御圈从日本到菲律宾，却把台湾划在其外，蒋极依赖的美援已停了。当时公认的说法：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岛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国民党达官要人携金带妻争相跑到美国香港，“国军”兵团司令跑到菲律宾当中学老师。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朝鲜的大使就发电报告此事并作了有见地的分析，称这对台湾是个好消息。蒋也兴奋异常。杜鲁门立刻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大批美援抵台。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朝鲜战争中，日本作为美国战争基地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对其经济恢复作用极大，据说三菱当时将倒闭，却接到了一批美军卡车定单，起死回生。而且在政治上，日本也捞到了很多好处，使其进一步逃脱了惩罚，其军国主义势力得以生存，军事力量得到恢复。韩战后的东亚局势使得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惩罚，反而全力在经济政治上扶持日本。
美国是输家。美国挟二战之余威，乘原子弹冲击波，傲视全球，谋霸世界，动用了近一半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一半的海军，几百亿的军费，付出很大的人员伤亡，却在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面前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
其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他的敌人却信心倍增。总起说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失大于得。而且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在亚洲多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一个刚站起来的巨人。那么中国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输家还是赢家？我同意徐焰的观点：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很大，有的资料说在百万以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不可信。在《第一次较量》中，作者对各种说法进行分析后指出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牺牲近十五万，伤三十余万，被俘一万多人。（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五万多）。除了人员伤亡，在经济上也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影响深远的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战争使得中美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反而陷入了尖锐的对抗，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这种对抗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环境带来了很多的困难。特别严重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一再拖延，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说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国家长期的分裂，对整个民族是个大悲剧，给外国势力对付中国以极好的空子，这种分裂带来的痛苦和沉痛的代价，是加之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的。
我们的胜利也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避免了美国直逼我国东北边防的态势，消除了美国对我国国防安全，特别是东北的直接威胁，使得东北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得以发挥作用。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
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极远。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七十九个师在朝鲜，其中五十三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登陆）。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一条战线，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得不好，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而且，在停战前，志愿军在军事上是稍占优势的，美军几个月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损兵折将，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后来上甘岭一战更是碰得头破血流，大败而归。而志愿军一次攻势就在“联合国军”的战线上打开几十公里宽，深二十多公里的缺口。单纯从军事上说，朝鲜战争就象两个人下象棋，我方比对方少两个“车”，少一门炮，只多了几个兵，而且对方走三步我方只能走两步（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给志愿军带来的困难恐怕比这个比喻还要大得多），结果是下成和局，谁敢说我们不是高手。应该说中国是胜利的，得到了一个较好的结果。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在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国内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暴动四起，他们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解放军肯定不是美军的对手，一时气焰嚣张，高峰时全国土匪以百万记，还有许多反动势力跳出来大肆破坏。但志愿军在朝鲜的辉煌胜利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打了下去，大大加速了匪患的平定和国内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抗美援朝运动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垮，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国家内政外交，仰洋人鼻息。西方列强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国家民族受尽屈辱。到抗日战争，国人八年浴血，临到头来，雅尔塔协定上，“盟友”却拿中国的权益作交易，是怪苏联人野心太大，还是怪“民主自由，主持国际道义”的美国为了少死几个宝贵的美国人就出卖盟友？都有道理，但说到底怪我们自己没本事，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东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时，在豫湘桂战场上面对已是日薄西山，数量只有中方十分之一的日军却一溃千里。人家瞧不起中国，想涮就涮，你还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实力就得受人欺负。
四九年，毛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真正让世人震惊的，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一个百年积弱的民族，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气焰嚣张的超级大国，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有人称赞，有人漫骂，但没有人敢瞧不起，世界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一个世界强国将崛起在东方。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洗去的是百年来蒙在整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捍卫的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骄傲，应该得到全民族最崇高的敬意。志愿军在朝鲜并非完胜，但志愿军无比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高超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彻底改变了世人眼中中国军队的形象，赢得了敌人和朋友的尊敬。志愿军的赫赫军威，新中国领导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绝不低头的骨气，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是国家外交的坚强后盾。不知令多少想占中国便宜，看中国不顺眼的国家不得不三思。弱国无外交，国弱，外交主动权就少，别人有机会就欺负你。军威，是一种威慑，试想当时要是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的表现和在芬兰一样屁，而中国在“九一八”时英勇抵抗并大胜的话，日本后来是“南进”还是“北进”呢？如果中国当时能全歼封锁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菲律宾之流还敢在六七十年代打起南沙的主意吗？
我看过一位台湾的人写的研究中国军事的书，其中对中国军队多有指摘，一付不服气的样子，但其中有一段说中国政权曾经面临极危险的局面：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美第七舰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在其它资料上看到美第七舰队几年内举行过七次针对中国的演习，其中五次带核背景。〕，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印度蠢蠢欲动，要报当日一箭之仇。中国内部正陷于”文化大革命“一片内乱中，但是，面对如此“良机”，作者写道：各方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竟无人敢先行发难。其遗憾之意，无奈之情，跃然纸上，那种酸溜溜的态度，教人又好气又好笑。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好得多了，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矗戴高乐对美国总统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国与国关系好，一种是朋友对朋友，互相尊重，这种尊重绝非出于道义而来源于实力，新中国追求的是这种友好，还有一种是居高临下，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美国和巴拿马就是这样，抗战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也差不离。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是一切要看实用，讲GNP，国际声望，军威，能当饭吃吗？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却是任何一个有骨气的民族所必须的，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就象商家的牌子和信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安全的保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普通，让人常常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千万不要忘了，它们也象水和空气一样重要。诚然，国家的地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一个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仅经过一场战争就成为世界强国，需要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努力，就象一个很饿的人不能只吃一个饼就饱，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说哪第一个饼是浪费的。我们四十多年作了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这些事共同形成了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虽不令人满意，但比四九年是强得太多了。不能因为我们经济工作没搞好就连军事上的成就也成了罪恶，强调发展经济也不能忽视军事，看看坐在金马桶上的科威特人就清楚了。如果因为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尚不令人满意或共产党作过些错事就认定抗美援朝也是错误的，那显然是讲不通的。
有几个问题我想特别讨论一下。中美长期对抗仅仅是因为抗美援朝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抗美援朝是不是非打不可？是否因为某些人的野心而驱使几十万中国老百姓当炮灰？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四九年，那时双方都有接近的动作，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中国也派黄华到南京和他接触。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有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只是一种试探，据说司徒雷登要求中国遵守“中美通商协定”（名字记不准了，反正对中国很不利〕，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提出要求。美国内也分成两派，一派比较现实，承认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另一派“不忘阶级斗争”，要扼杀中国政权，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遗憾的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据说解放军渡江时美国有一个以美军全面介入中国内战的计划，美国多年来一直试图构筑一道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到台湾菲律宾越南的对华包围圈，就在最近还有人作这个梦呢〕。中国邀请司徒雷登借燕京大学校庆到北京一谈，美国政府阻止了司徒雷登，命其归国。
就是中国“一边倒”后，也并没有排斥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可能性，看看当时的文件就很清楚了。中国当时并不想打仗，象毛那样的天才战略家再有野心也不会在那种时候去侵略。解放军制定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还没有作出任何动作，美国就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驻台湾。
这是朝鲜战争中很重要的事件，而容易被许多争论的朋友所忽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就为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跟美国打一仗。如果中国当时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会立即对美宣战的。这也是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一个死结。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构成对中国国防安全的直接威胁，不把美国的气焰打下去，中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心建设经济的环境，东北的这个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将被迫搬迁。国内反动势力会高涨，国际形势也很不利。
周恩来当时说：看来非跟美国人较量一下不可了。地点可能有三个：台湾，越南，朝鲜。在朝鲜打，最有利。抗美援朝，是毛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不是想打，是不得不打，不是为了出风头，管闲事，而驱使士兵手执简陋的武器与敌人拼杀，毛的口号清楚而老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个人野心驱使老百姓当炮灰，而是敌人的威胁，国家民族的利益要求人民作出牺牲，正如同不是罗斯福驱使美国青年牺牲在瓜岛一样。没有哪个野心家会驱使自己的儿子去当炮灰的。共产党比清政府强，他们敢于斗争，共产党比义和团强，他们善于斗争，能够赢得胜利。美军不一定会侵略中国，但把国家安全建立在那样一种基础上是不可能的。俄国为何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并没有说要侵略俄国，大家还是“和平伙伴关系”嘛。那么当时中国忍下来是否就可以和美国友好，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当时可以和你友好，但要你按它的指挥棒跳舞，越忍，它越嚣张，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给卖了，国民党在雅尔塔协定，金门炮战就被卖过。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大国有大国的活法，中国不可能象有些小国家那样借着别人的保护，听别人的摆布，一门心思搞经济。至于中国后来和许多国家关系紧张，是后来的内政外交整个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和抗美援朝没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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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高志航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介绍，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非常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生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10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还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诸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好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本人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数10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旅居意大利老华侨胡锡珍，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屈辱，后来终于在米兰开了一个皮包店。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吞噬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二战结束后不乆，一天，家里来了位意大利朋友叫皮利尔，告诉他，你在战争中损失了三千万里拉的财产，这笔巨款现在可以领回来了，但政府有个条件，必须加入我们意大利籍。听了这话，胡锡珍摇了摇头，说：“不，我宁愿不要这些钱，也要做个中国人！”
1979年，他回到故乡浙江青田，在县城安了家，并投资50万元人民币，办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乳制品厂。他主动提出取消头三年的利息，帮助政府解决一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当他看到家乡山区交通工具缺少的时候，便主动赠送给政府5辆汽车；当他看到家乡的孩子们需要盖幼儿园、归侨联合委员会需要办公益事业时，他都毫不犹豫地一一慷慨解囊。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杜聿明（1904-1981），陆军中将，字光亭，陕西米脂人。1924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1教导团第1营第3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因善理财，升副排长。1925年春，随第1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在陈赓宣传队担任检察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1926年7月，加入张治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任中校连长。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2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是年冬，教导第2师改番号为陆军第4师，杜任第12旅第24团团长。1932年初，率24团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击败红军旷继勋部，得到师长徐庭瑶的赏识，晋升少将团长。是年冬，徐庭瑶升任第17军军长，杜也随之升为该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不久又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3月，日军进占热河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第25师奉命开往古北口阻敌进犯。3月10日，日军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向第25师阵地发起进攻，关麟征负伤，杜聿明代理师长，指挥25师继续同敌浴血奋战。日军伤亡2000多人，始终未能攻破25师阵地。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2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是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一期进修。1936年3月毕业后由徐庭瑶向蒋介石保荐到南京陆军交辎学校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2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1营的2、4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经过激战，日军登岸的企图终未得呈。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任师长。他全力以赴大举练兵，亲自到营地督导编练，同时自己也刻苦学驾驶和修理，常同士兵一样钻到车底检修底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如饥似渴地探讨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战术，逐渐系统地掌握了这一新型兵种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也。”同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杜任副军长，移驻广西全州。不久，改番号为第5军，杜升任军长，下辖戴安阑第200师，邱清泉新编第22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该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在杜聿明的训练下，第5军的战术技术日有长进，被重庆军事委员会列为全国第一。
1939年11月17日，为截断我西南国防交通线，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发起对华南的攻击。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第5师团之中村正雄12旅团进占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16日，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反攻昆仑关。这是第5军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战役，杜聿明要求各师长：“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一举消灭敌人的”钢军“，打出我们第5军的威风来，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利害！”18日拂晓，在战车、炮火掩护下，第5军对昆仑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夜各部乘胜进行夜袭，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昆仑关又被敌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杜聿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占优势地形，顽固抵抗。杜聿明经过缜密的分析，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从23日起，敌虽增援2个大队的兵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也不能挽回败局，反被当场击毙。第5军相继攻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亲自督军奋战昼夜，前赴后继，终于夺取了界首阵地。杜聿明情不自禁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31日，邱清泉新22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这次战役遂以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日军1个旅团长、2个联队长、3个大队长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了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楷书了400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们说：“这次抗战胜利……需要着重宣传的是，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杜聿明在考察报告书中指出：日本截断滇缅公路，是为了达到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问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波普汉中将听后，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个军礼，说：“那末，胜利属于你们！”
1942年初，中国派出远征军，以罗卓英为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第5、第6、第66三个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杜聿明第5军为中路，其先遣部队戴安澜第200师于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完毕，18日在皮尤河与日军第55师团先头部队发生激烈的前哨战，歼其大部。杜聿明根据所获敌人文件，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2个师团，决心集中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杜并亲赴同古，指导200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的集中。3月20日，同古序战开始。一连数日，日军每天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日第55师团集中主力猛攻第200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我200师将士英勇抵抗，始终拒敌于城外。3月29日，自私自利的英国人抛弃了中国盟友，未打招呼就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了日本人。第200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12个昼夜，补给中断，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到达同古附近，很快即可加入攻击，第200师有被歼灭的危险。杜聿明审时度势，决心放弃同古会战计划，令第200百师突围，以保全战力，伺机再与敌决战。但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至闹翻。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第200师是中国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别人的本钱作赌注当然不心痛。杜聿明未理睬史迪威的命令，命令新22师在南阳车战发动佯攻，掩护第200师撤退。第200师成功突出重围后，杜聿明令新22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以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他根据当前地形、敌我战术特点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的战术，这种战术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不敢冒进。新22师以不足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2个师团近5万人的兵力半月之久，毙上日军4500人，而自己只伤亡1500人。至16日，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杜聿明的成功指挥，达到了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创下了抗日远征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
4月18日，史迪威与罗卓英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重新部署曼德勒会战，计划将第5、第66军分布于长达300余公里之平曼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的前方门户，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史、罗采纳，杜只得服从命令，放弃了棠吉。日军趁势占领裳吉，并于4月29日占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的中国远征军后方。至此，史迪威和罗卓英制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宣告破产。远征军陷入三面被围困境。当天，中、英、美三方指挥官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英军总司令亚历山首先宣布：英国准许中国远征军到印度避难，但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杜聿明对这一带有侮辱性的“邀请”极为愤慨，当即站起来说：“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说罢戴上军帽，凛然退场。4月30日，远征军各部分头实行总撤退，从此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孙立人率新38师随史、罗撤往印度，杜聿明第5军遵蒋介石的命令撤向国境。各部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8月，杜聿明率残部回国，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蒋却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10月初，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用武力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得罪了龙云。于是蒋介石将杜聿明调离云南，于10月16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官，接收东北。
1945年11月15日，杜聿明以2个军向三海关进攻，次日破关而入，一直打到锦州。国共两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双方主帅杜聿明和林彪，都是当年黄埔学生，杜为一期生，林为四期生。1946年5月14日，杜聿明集中10个师的兵力围攻四平，林彪主动撤退，杜进入四平，接着又占领了长春、永吉。此后，由于占地广、战线拉长，兵力不足，他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了下来，再也无力北上。于是，杜聿明决定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消灭南满共军，尔后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地区，进而占领全东北。林彪针锋相对，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杜聿明南北满来回跑，损兵折将4万人，被迫放弃“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转而采取“内线作战，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杜林二人攻守之势骤然互易。杜聿明转入防御后，仍未摆脱占地广而兵力不足的窘境，整个防御体系显现出捉襟见肘，首尾难以相顾的危险状况。为此，杜向蒋介石要求增加2个军的兵力，但蒋在关内各个战场都陷入泥潭，哪里还有兵力调给他。杜无奈地对他的副司令官郑洞国说：“明知不可为，也只有勉力为之了。我估计林彪很快就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只有坐等挨打了。”杜的估计果然应验了。1947年5月，林彪渡江南下，展开大规模的夏季攻势。6月15日，对四平发起总攻，四平守将陈明仁顽强抵抗。杜聿明以郑洞国指挥沈阳主力，孙立人指挥长春新1军，南北对进，解了四平之围。虽然四平解围成功，但杜聿明在林彪的整个夏季攻势中损失了8.3万人和42座城镇，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地位。杜聿明忧郁成疾，于7月8日离开东北到上海治病。
1948年6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攻破锦州。蒋介电召杜聿明到北平开会，讨论收复锦州事宜。杜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于是他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但蒋执意收复，即命令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沈阳主力和葫芦岛部队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杜聿明无可无奈地接受了这“跳火坑”的差事，重返东北收拾残局。10月28日，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人马在辽西会战中全部被歼，11月2日，沈阳失守，杜聿明即指挥东进兵团5个军12个师由葫芦岛乘船撤逃。
11月6日，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奉蒋命飞徐州，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解黄百韬第7兵团之围。此时，总司令刘峙正对共军的作战企图无法判断，束手无策。刘峙见到杜聿明后，简直如见到救星一般，立即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杜。12日，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大兵团由徐州东援黄百韬，但遭华野阻援部队顽强阻击，眼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围歼而无可奈何。11月28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决定放弃徐州。杜认为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建议徐州主力经永城撤到蒙城、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共军进攻。蒋当即批准了杜的计划，命杜马上返徐州进行部署，一定要想法把徐州的3个兵团安全地撤出来。杜聿明回徐州后立即召集各兵团司令官开会，提出“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要求各部在撤退中以“滚筒战术”行进，即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以免被解放军包围。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撤离徐州，向永城方向滚进。但在12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手令，令其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认为蒋的命令违背了当初他提出的“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允诺，将导至全军覆没。他最初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转念一想，如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于是，他把各兵团司令官召来，出示了蒋的手令后说：“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敢于集体向总统负责，就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最后，众将决定服从蒋的命令，停止撤退，前去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即下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术，向濉溪口发起攻击，结果没救成黄维，自己也被包围于陈官庄地区，陷入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杜聿明向蒋介石呈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供其选泽。上策是集中武汉、西安的兵力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中策是持久固守，以争取政治上的时间，下策是冒险突围。但蒋介石选择的是下策，杜大失所望。1949年1月6日，华野对杜部发起总攻。9日晚，杜聿明见部队陷于混乱，无法控制，遂决定各部队分头突围。他自己带着副官、卫士10余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所俘，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俘生活。
1959年12月，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11月，当选为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同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终年77岁。全国政协在悼词中给予杜聿明以高度评价，称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为了拯救祖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些志士中，有个叫陈天华的，是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俄国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就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回国内，号召开展反侵略斗争。他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文明古国一天天衰落，而有些中国人丧失了信心，就奋笔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长长的诗句，歌颂我们的山河、人民和历史。他写着：“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他又非常愤恨地写了外国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罪行。最后他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睡猛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写的小册于，对宣传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读了他的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后来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
大米，是中国人的主要食品。可长期以来，水稻产量不高，人口又那么多，农民们成年累月种田栽稻，还是满足不了“吃”的需要。粮食产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障碍。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决心为国攻关，解决这个难题。
袁隆平是湖南一个镇上的农校教员。虽然工作条件差，可他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每天除了教学外，就是在试验田里培育高产品种。在试验中，他发现天然杂交 水稻穗大粒饱，产量高，但是第二年再种，就退化了，失去了优势。他就想进行一种试验，培育能保持高产的杂交水稻的种子。为了这个理想，袁隆平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有时候在试验田里观察，连家也顾不上回。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培育成功了。
这种杂交水稻亩产达到1000多斤，在全国推广后，我国稻谷在几 年中增产了1000多亿公斤，真是一个飞跃！袁隆平获得了国家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美国等国也引进了他的成果。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为改变我国粮食生 产的落后状态打了一个翻身仗。
上海有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叫李瑞弟，是个劳动模范。他在汽车上售票几十年，一贯热爱本职工作，并想方设法做得更好。有人说，售票不过是你给钱我撕票，再简单不过了。可李瑞弟不这么想，把售票当成一门学问，认真琢磨，总结出了“李瑞弟售票工作法”，有“十五种乘客动员法”，“十八种安全关门法”“十五种顾客心理”等经验，还能报出几百处地名，并用多种方言为乘客服务，为提高售票质量贡献了力量。
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国的富强与荣誉联系在一起了。有一次，一个抱小孩的外国人上车，李瑞弟动员乘客让坐。那外国人下车时，连声称赞：“中国人真好！中国真好！”有两个纺织女工，一个因为赶汽车，人刚到车门口，门就关上了，她心里不痛快，工作中出了疵布。另一个也赶车，售票员主动让司机等她，她心里高兴，两个多月工作中没出毛病。李瑞弟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对大家说：“热爱祖国的行动标志，首先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我们当售票员，一心爱乘客，一心爱工作，就是把心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
这位普通售票员说得多好啊！他把爱国的思想化作了具体行动。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边防战士吴建国奉命去消灭某高地暗堡里的敌人。这天拂晓，他悄悄迂回到暗堡的左侧，很快消灭了三个敌人。谁知就在这时，敌人从一个山头上打来一梭重机枪子弹，吴建国身上八处负伤，倒了下去。
躲在暗堡里的敌人，听到枪声停了，就一齐钻了出来，企图逃命。这时，吴建国苏醒过来，发现有个敌人从自己身旁逃跑，就忍住疼痛，猛地向敌人扑去，死死扭住敌人朝悬崖边滚去，最后与敌人一起滚下了200多米高的悬崖。
吴建国烈士英勇歼敌的壮举，受到了人们赞扬，称他是“狼牙山五壮士” 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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