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27日，正当德国法西斯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一位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在1941年12月下旬，被德寇绞死的事。
这位姑娘当时只有十八岁，她的真名叫卓娅，1923年9月13日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中。1941年11月，她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他们在公路上埋地雷，炸毁敌人的汽车，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放火烧了敌人的马厩和住房。可是，在另一次烧马厩的时候，她不幸被捕了。
在敌人审讯的时候，她自称叫丹娘。敌人问：“你是谁?”
她说：“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以后，敌人追问她是谁派来的，同伴是谁。可是，她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不告诉你。”
“不说。”
四个德国兵用皮带毒打她，一连打了200下，她始终没有发出呼疼的声音，回答仍旧是“不”，“不说”。
夜里，敌人把剥去外衣的卓娅赶到室外，强迫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可是，他们仍旧不能从卓娅那里问出什么东西。
失败了的敌人在村子里的广场上立起绞架，驱赶居民来看他们绞死这位“纵火犯”。卓娅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声喊道：“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她转身对着行刑的德军说：“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2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兵士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当刽子手扯紧绳子的时候，卓娅还用双手挣松绳套，全力喊道：“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
卓娅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这位十八岁的姑娘，不愧是真正的英雄，她才是胜利者，而那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只不过是一群凶猛的野兽。卓娅有的是正义和真理，这是任何暴力都消灭不了的。
卓娅从小就学习英雄的高贵品质。还在她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区里的共产党员被富豪杀害的事。在农村俱乐部里，卓娅跟着大人一起唱道：
“黑夜过去了。
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早晨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
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稍微大一点，她就从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小说中读到了许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少先队的篝火晚会上，卓娅听夏伯阳师团的老战士讲述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在卓娅喜爱的书籍中，有一本叫《国内战争的女性》。卓娅曾经给全家朗读其中的《丹娘·索罗玛哈传略》。丹娘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内战时期参加了赤卫军，1918年11月，她生了伤寒病，被白军抓去，受尽了严刑拷打，但是丹娘没有恐惧，也没有求饶。她对着警察巡官说：“你们可以尽情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有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会回来!”
当敌人要杀死她的时候，她对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永别了，同志们!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地上!苏维埃快来到了!”
这位女英雄的事迹深深地刻在卓娅的心上了，所以，她在被捕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称为丹娘。
卓娅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把其中的一段名言抄在日记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她用自己短短的生命实践了这一段话。所以，人们就把这一段话刻在卓娅的墓碑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阎海文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毛泽东
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
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共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
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后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度尼西亚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后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后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于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后，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于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 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被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后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2008年7月20日，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小城漯河，街道上回荡着滚滚热浪，让人感到呼吸都很艰难。下午4时26分，262次普客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停靠在了这个三等车站，出站口顿时人如潮涌，肩背蛇皮袋、手提工具箱的各色民工是人流中的主色调，拥挤的人流加之36度的高温使得人群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汗气，这种慢车的低廉票价吸引着大批农民工。
一对老年夫妻人群中分外醒目：女士浅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稍微褪色蓝色裤子，一双千层底圆口布鞋，如果不是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保留着领袖的遗传基因，简直就是地道的豫东农村妇女。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我，第一感觉她就是我要接的主人翁、毛泽东主席的爱女——李讷。我急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表明代表淮阳县委、县政府和百万人民欢迎的诚意。李讷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介绍随行人员：我老伴王景清，书法家邹为瑞夫妇。王老一身旧军装，苍白的双鬓浸满人生的沧桑，轩昂的眉宇透出军人的威武和执着，这位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战士、解放后云南某军分区政委、正师级离休干部，俨然就是李讷的卫士，一只手拿着全部行李，一只手紧搀着李讷，我几次要接过他手中的旧提包均被谢绝，只好眼望着这对特殊的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汽车。
汽车艰难的行驶在市区街道，驾驶员小张按照惯例把空调大开，试图吹散暑热，为两位老人送去清凉，哪知道王老不容置疑的挥手制止：关掉空调！我们一脸疑惑，王老用明显缓和的口气接着说：“李讷有肾病，不能吹空调，你们就跟着委屈点吧”。小张只好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谨慎地驾驶汽车沿着漯周高速匀速行驶。两边是一望无际茂密的玉米，浓绿肥大的叶片交织在一起，连成绿色的屏障，把豫东平原整体包装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我拘促不安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语塞词穷，面对车上两位特殊的客人，搜肠刮肚寻找话题，试图打破车上的沉闷。李讷看出了我们的紧张心情，主动打破沉寂的局面，用缓慢而温和的话语介绍了自己和老伴：他叫王景清，81岁，军队离休干部，我68岁，也在军队退休，等会儿到了淮阳，你介绍他“老王”，我就称呼“李讷同志”。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不失时机的向两位老人介绍淮阳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自然风光，介绍太昊伏羲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李讷静静地听讲，很少插话。当介绍到太昊伏羲时，李讷顿时来了精神，十分专业地问我：关于太昊伏羲，淮阳有地下、地上的文物佐证吗？我言之凿凿：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平粮台遗址叠压有六千年以上文化层。李讷微微点头，表示借这次机会尽量走走看看。在这位文革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面前，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演绎着“无知无畏”的莽撞和唐突。
苍茫暮色中，汽车在美丽幽静的南湖宾馆停下，中共淮阳县委书记贾书君及有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按照路上约定，我分别把“李讷同志”、“老王同志”，书法家邹为瑞夫妇介绍给了各位地方领导，同时把贾书记等地方领导一一介绍给北京客人。宾主寒暄之后进入大厅，早有闻讯而来的各类记者围在那里等候，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老王再次担当起卫士角色，一面搀着李讷前行，一面十分严肃的告诉所有人员：我们俩来此是私人行为，没有报道任务，如果不撤退记者，我们就不再下楼，同时拒绝一切活动。
晚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按照李讷夫妇要求，撤掉一切烟酒饮料，只上淮阳地方特色小吃。李讷、老王并肩而坐，老王大哥哥一样不时给李讷夹菜，回答着主人关于领袖生前的生活细节、李讷夫妇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席间有人改称“李讷同志”为“李大姐”，李讷及时制止，微笑着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是中央建国初期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叫李讷同志是对我最大的尊敬、最亲切的称呼。
第二天一大早，李讷夫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参观太昊陵。他们依然坚持拒绝众人随行、拒绝记者跟踪采访，只允许我和贾书记及少量工作人员陪同。
从午朝门下车，李讷夫妇一路慢慢前行，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对每一处文物、每一块匾额都仔细察看，考问来由。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做过军报总编的的李讷不时插话、询问，提出一些关于太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文化的丰厚内涵等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质风度。老王继续承担着卫士的角色，搀扶李讷上下台阶，及时提醒休息，这位11岁参加革命、延安时代中央警卫团战士，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执勤，如今对领袖的后代极尽呵护之责，既含伉俪之深情，又有对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情感倾注。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随之升到30度以上，李讷的额头浸出汗珠，衬衣上留下明显的汗渍，但她游兴未减、不顾老王劝阻，一路前行。统天殿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欣赏每块匾额的文字书法。殿内的伏羲圣迹图紧紧吸引着李讷的目光，她随着讲解员的指引认真观看每一块浮雕，不时驻足，认真端详，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历史空间。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李讷夫妇一路走来，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对于普通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李讷这个身患严重肾病的68岁老人，无异于翻越陡峭的山崖！李讷在老王的搀扶下走过来了，走到了高耸的伏羲陵前，夫妇二人再次凝神肃立，向这位人文始祖行注目礼。耳柏旁边，李讷夫妇一改不许照相的常规，主动要求来张合影，随行及时按动快门，时光瞬间定格，巍巍羲陵、参天古柏，一对白发皓首的老人微笑并肩站立，留下永恒的记忆。（ ）“柏抱檀”下，李讷夫妇认真听完导游关于“两柏抱一檀、粮食吃不完”的传说和“1976、湘潭——香檀”的故事，微微含笑，连连称奇。走过蓍草园，绕过伏羲陵，老人来到太昊陵休息室，李讷已经汗湿衣衫，陵区的同志早已备好笔墨，恳请李讷夫妇留下墨宝。李讷谦虚地说：“我老百姓一个，今天来是向人祖报到的，题什么字呀，就签个名吧”。签完李讷二字，稍停又提起笔来，微笑着说：“既然来了，把我们家老王也带上”。于是，又提笔在后面写下“王景清”三字，然后是年月日落款。 这幅只有签名落款的墨宝被太昊陵博物馆永久保存下来。
千枝竞秀、万花缤纷的独秀园，巧夺天工的园林技术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飞机火车等一个个造型演绎的活龙活现，一次次引得李讷夫妇驻足停留，击掌叫绝。牌楼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连理枝下，白发伉俪再次合影留念（ ）。
走出太昊陵，广场上的泥泥狗、布老虎吸引了李讷的目光。走到一个摊位前，她拿起两个泥泥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说“太神奇了，活化石呀”，遂自己掏钱买下，留作纪念。（ ）广场上的游人得知李讷夫妇到来，紧跟其后，悄悄议论，人群越聚越多，围着李讷夫妇自发鼓起掌来，出于安全和李讷身体状况考虑，我们与老王商量后决定尽快结束此行，龙湖賞荷的日程再做安排。
午休过后，李讷夫妇精神、体力稍有恢复，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周口市市长徐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梅宝菊，副市长王宇燕等闻讯赶来，到其下榻的房间看望李讷夫妇，并就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开发、伏羲文化的宣传、始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县委书记贾书君拿出事先准备的册页要求李讷为淮阳发展题词，李讷拿回卧室奋笔题写了“奋进”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来在场各级领导的一阵掌声。
晚餐依然安排在南湖宾馆，依然是淮阳小吃，谢绝酒水饮料。陪同人员除上述领导外，增加了前来淮阳凭吊新四军东征窦楼战斗纪念碑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雪枫将军警卫员、解放后第三军医大学付政委、86岁的王景春将军夫妇。简单用餐后赵玲艺术学校的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戏曲、歌舞音乐，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李讷夫妇明显对豫剧听不太懂，但被小演员的精彩表演倾倒，多次带头起立鼓掌，演出结束时，李讷夫妇、王景春夫妇、王明义、徐光、梅宝菊、王宇燕、贾书君等省市县领导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
第三天的预定日程是上午龙湖賞荷，下午参观平粮台，晚上乘周口至北京的列车返航。哪知天不作美，早晨开始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南湖宾馆出来的道路积水盈尺，很多汽车水中抛锚，疾风暴雨还引来气温下降，身体多病的李讷呆在房间不能出门，一切行程计划只好取消。
周口至北京的列车晚上七点一刻发车，我们六点钟必须从淮阳出发，临别前的晚餐提前进行，只有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同。窗外雨急风骤，室内温馨如春，两天来的前后服务已经使我们变成了熟人，李讷夫妇破例允许我们几个与他们夫妇分别合影，餐厅里顿时增添了笑声，大家争先恐后与李讷合影，李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我们的要求，宾馆服务员也不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和大度。
大雨依旧不停，道路变成小河。我和驾驶员小张几经绕路，冒险冲过一个个积水路段，终于赶在开车前十分钟把李讷夫妇送进周口火车站候车厅，挤过检票口，李讷夫妇挥手向我们告别，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共和国开国领袖之女正在与农民工兄弟一起挤火车，更没有人能够相信，这对年过平均年龄超过七十的老夫妻将夹杂在这趟慢车上度过不眠之夜。
2011年9月17夜完稿于秋雨之中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 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
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文章摘自《大智周恩来》春秋时，楚国上下的官员、乡绅以及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十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于是将令尹孙叔敖找来商量此事。
孙叔敖听完后，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颁布一道政令，那么广大百姓将不知所措，这样实在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
楚庄王很是不解，问道：“我是想加高车座，这和门槛有什么关系呢?”孙叔敖微微一笑，说：“大王且听臣慢慢道来。在臣说明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能坐得起马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不是王公贵族，至少也是有身份的人吧。”
孙叔敖说：“大王所言极是。正因为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而有失身份。所以臣建议加高门槛，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听后大喜，说道：“爱卿的方法真是巧妙啊!”
之后，楚庄王就下令，让人们把自家的门槛都加高。这样过了半年，那些乘车的人因为极不方便，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 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 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马拉松选手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只代表祖国参加了一届奥运会，在完赛的57名参赛者中垫底，在此之前、之后他也并未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好成绩被纪录，这在长跑高手层出不穷的非洲可谓平平无奇。但就是这样一位垫底者，却获得了比不少奥林匹克冠军更响亮的名声，和更广泛、更深久的影响力，他曾被法国《队报》誉为“最美的垫底者”。
奥林匹克的宗旨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么？这位垫底者究竟做了些什么，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话说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结束后，记者们和观众们等颁奖式结束，他们便三三两两地退场回家了。过了一个多小时，组委会开始通知马拉松沿途的服务站开始撤离，结果得到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消息：有个选手还在跑！
这个还在跑的选手就是阿赫瓦里。他在跑出不到19公里后因碰撞而摔倒，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并未就此退出，而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向终点跑去。渐渐的，所有选手都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渐渐的，围拢在街道两侧打气助威的人群已散尽，天色也越来越黯淡，所有人都觉得马拉松比赛已经结束，只有阿赫瓦里本人坚定地跑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比赛远未结束。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名记者，不解地问，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还要拼命跑下去？阿赫瓦里显然毫无准备，他默默地又“跑”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坚定地答道：“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被深深感动的记者立刻把稿件发回奥林匹克新闻中心，阿赫瓦里的名言不一会儿就通过广播回荡在墨西哥城的上空，许多本已回家的市民纷纷赶到路边，为他助威、欢呼。在观众的鼓励下，阿赫瓦里拖着伤腿，顶着满天星星，走入了专门为他打开灯光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几乎是一码一码蹭到了终点线。 由于过于激动，人们忘了统计他的确切成绩，在奥运成绩册上只有他获得的名次：75人中的第57名，排在他之后的18位选手，都是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场的。
如今时过境迁已近40年，虽然阿赫瓦里并无辉煌的成绩，但作为坦桑尼亚历史上首位参加奥运竞技的选手，他没有辜负国家的厚望，成为 了“最美的垫底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奥林匹克名人录，镌刻人们心间，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的拼搏，因为他对祖国的爱！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小兵张嘎的故事最后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成了千千万万小伙伴们的心目中的大英雄。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他观点来判断，荷兰成功的几率其实相当高，为什么荷兰人没有与郑成功决一死战呢?这得从经济上来分析。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为什么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主要原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明朝政府对海岸线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的三角贸易网。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做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做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年—16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10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用低价抢走了。1641年—16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0万荷兰盾，其中700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生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佛洛林，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年—165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只剩4艘。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7世纪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即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呢?因为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攻击，就坚决离去了。政治史其实也是经济史。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还是浙江大学一名讲师, 他被选派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留学. 他打破惯例, 进所第7天便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得到支持。
他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改革沿用了100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每天夜晚，他所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巴克教授十分称赞他的勤奋和刻苦。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了“电液比例节流装置” 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 两项新原理，又接连做出了3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5项专利，仅用两年多时间便以优秀成绩获得了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以高薪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面对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答复说：“感谢你们的情谊。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邓恩铭16时，由在济南做官的二叔父接到济南来读书。家里人都希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但是，他在离开家乡贵州省荔波县时，就写下了“志在黎民”的诗句，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济南一中读书的邓恩铭整天和同学们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结识了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烬美，两人成了亲密的战友。
1920年9月，他俩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改名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7月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敌人到处搜捕他，亲友劝他回乡或升学。邓恩铭矢志不移，用“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豪壮诗句来表达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 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粟裕
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 ①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可他们偏偏都上不了朝鲜战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先后前往苏联治病，另请老将彭德怀出马。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一个“平型关大捷”，为主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露了脸，威名天下扬。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发来贺电：“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一个打了韦岗处女战，大长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志气，威震大江南北。蒋委员长又只好字斟句酌，驰电嘉奖：“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蒋介石也将曾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他们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踏实多了；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概也会少不少白发。
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一个虽然是东北局书记、野战军司令员，却对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过问，被老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一个虽然只是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却被毛泽东明令负责战役指挥，掌管全军征战事宜，被老搭档陈毅称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
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时，会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① 粟裕虽不这么直白“无礼”，但也一身“牛”脾气，“犟”得很。毛泽东屡次三番叫他过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胆直陈”，不到黄河心不死。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员谢伟才，为拍摄影片《淮海战役》，登门造访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动作”，以便让观众过目不忘。 楚青说没有。一位秘书说，粟司令员有时候把椅子倒过来骑坐，双手趴在椅背上。 这当然是开国将帅群里一个极为难得的“特殊动作”，但影片《辽沈战役》拍摄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虽然粟裕实有其事，但艺术上雷同却不可取，谢伟才只好忍痛放弃，嗟叹不已。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 ①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一个是他的确肯动脑，会打仗。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 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②。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②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 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①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粟裕还在继续创造经典。 在林彪的辽沈战役前，他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之战，有如钱塘江潮，一浪高过一浪，无不令世人震惊，也令行家里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战役收官时，林彪的钦佩越发溢于言表。 蒋介石用以“救火”的统帅级别爱将杜聿明，曾重返东北巧施妙计，接走了国军万余劲旅，转运其他战场，使辽沈战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林彪还叫毛泽东给狠批了一顿。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又企图故技重施，准备在粟裕面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万蒋校长最后的嫡系精锐，却被粟裕围成了瓮中之鳖，丝毫动弹不得，最后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阶下之囚。 林彪向刘亚楼索要淮海战役的资料，刘亚楼却还没来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脸不快地责备起来。刘亚楼很有些不解，笑着问道：“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回答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②
林彪的这些分析，可谓知己知彼，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粟裕当时听到了林彪的这番宏论，大概也有一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慨了。
事实上，他对林彪也是钦佩的。
毛泽东将台湾战役交给他之后，粟裕考虑到参战部队不仅是三野全军，还有其他野战军四个军的部队，又将影响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局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派刘伯承或者林彪来主持战役，自己则作为华东战区的军事主官全力协助。
尽管毛泽东未曾答应，继续要他全权负责，但也能看出在他心里，林彪与刘伯承一道，是全党之内他最为敬重的两位军事大家。
辛弃疾有写孙权的一句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说普天之下，孙权的对手只有曹操与刘备。粟裕似乎也可以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林刘”了。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
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
他先宽慰粟裕，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
粟裕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这一点，比粟裕进入中央要早，洞悉许多内情的林彪也是相当清楚的。
粟裕还向林彪解释说，自从1932年离开红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
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
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这个时候，粟裕也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鬼都不上门”，头上戴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里通外国”两顶高帽子，“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一职被解除，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还找他谈话，不许他接触部队了。
患难见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的确有上古侠义之风，与当年登门拜访门前寥落的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粟裕也视之为可以交心的人，说了许多平日里从不提及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今非昔比，因为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主持人，粟裕将这些他过去虽
然担任总参谋长要职，却不能尽兴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气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粟裕，寒暄之后，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①。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条是“争夺军队权限”。 起因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六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但说没有必要，还认为粟裕别有用心，“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②。 1962年6月，粟裕又将自己这个思路重新提出来，请叶剑英转给林彪与中央军委。 林彪从战备需要出发，很赞许粟裕的观点，因此很快就建立了这种部队。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以后，担任的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没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压抑。极少舞文弄墨的他，闲极无聊，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在1964年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 诗风沉闷抑郁，有当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影子，透着一个统帅多年置于无用武之地的悲凉。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 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 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 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 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我读过不少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料，有彭德怀，洪学智，麦克阿瑟，李奇微等人的回忆录，有后人写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包括中美朝韩等国的作品），有许多人亲身经历战争或参与有关的事件的回忆，以及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我觉得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我是94年在图书馆借到的）写得很好，态度冷静客观，从军事，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论述，资料详实，见解精到，分析问题深入透彻，看得出作者经过了很认真的思考。建议各位争论的网友看一看。朝鲜战争从三八线爆发，近二十个国家卷入（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双方投入军队多时均达百万以上，战争历时三年，死伤过百万人，军费达数百亿美元，最后又在三八线上停下来，从地图上看，似乎这仗算白打了。但这场战争对许多国家，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场花费巨大，却几乎没有改变地图界线的战争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得与失是否“合算”？
苏、日和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大赢家。
苏联没有直接出手，而它的头号死对头却受到了沉重打击，其东方的战略态势改善，由于美陷在朝鲜战场，削弱了它在其他战略方向的力量。美的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严重打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回合。而苏联是在没有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捞到这些好处的。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打消了中美在相当时期内接近的可能，使得中国更靠拢苏联。一美国学者称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阴谋：鼓动北朝鲜进攻，如果得胜固然很好，如果失败，美国势力直逼鸭绿江，中美对抗，可以消除中国与美国缓和的可能性，让中国更彻底的倒向苏联一边。这个说法不一定可信，但事情的发展倒是差不多。
蒋介石捡了个大便宜。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是摇摇欲坠，金门小胜吹得震天响，但无论国内国际，共产党，美国，还是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毫不怀疑解放军在认真准备后可以拿下台湾。美国对蒋已经完全失望，官方称其防御圈从日本到菲律宾，却把台湾划在其外，蒋极依赖的美援已停了。当时公认的说法：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岛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国民党达官要人携金带妻争相跑到美国香港，“国军”兵团司令跑到菲律宾当中学老师。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朝鲜的大使就发电报告此事并作了有见地的分析，称这对台湾是个好消息。蒋也兴奋异常。杜鲁门立刻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大批美援抵台。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朝鲜战争中，日本作为美国战争基地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对其经济恢复作用极大，据说三菱当时将倒闭，却接到了一批美军卡车定单，起死回生。而且在政治上，日本也捞到了很多好处，使其进一步逃脱了惩罚，其军国主义势力得以生存，军事力量得到恢复。韩战后的东亚局势使得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惩罚，反而全力在经济政治上扶持日本。
美国是输家。美国挟二战之余威，乘原子弹冲击波，傲视全球，谋霸世界，动用了近一半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一半的海军，几百亿的军费，付出很大的人员伤亡，却在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面前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
其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他的敌人却信心倍增。总起说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失大于得。而且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在亚洲多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一个刚站起来的巨人。那么中国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输家还是赢家？我同意徐焰的观点：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很大，有的资料说在百万以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不可信。在《第一次较量》中，作者对各种说法进行分析后指出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牺牲近十五万，伤三十余万，被俘一万多人。（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五万多）。除了人员伤亡，在经济上也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影响深远的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战争使得中美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反而陷入了尖锐的对抗，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这种对抗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环境带来了很多的困难。特别严重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一再拖延，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说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国家长期的分裂，对整个民族是个大悲剧，给外国势力对付中国以极好的空子，这种分裂带来的痛苦和沉痛的代价，是加之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的。
我们的胜利也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避免了美国直逼我国东北边防的态势，消除了美国对我国国防安全，特别是东北的直接威胁，使得东北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得以发挥作用。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
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极远。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七十九个师在朝鲜，其中五十三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登陆）。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一条战线，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得不好，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而且，在停战前，志愿军在军事上是稍占优势的，美军几个月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损兵折将，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后来上甘岭一战更是碰得头破血流，大败而归。而志愿军一次攻势就在“联合国军”的战线上打开几十公里宽，深二十多公里的缺口。单纯从军事上说，朝鲜战争就象两个人下象棋，我方比对方少两个“车”，少一门炮，只多了几个兵，而且对方走三步我方只能走两步（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给志愿军带来的困难恐怕比这个比喻还要大得多），结果是下成和局，谁敢说我们不是高手。应该说中国是胜利的，得到了一个较好的结果。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在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国内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暴动四起，他们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解放军肯定不是美军的对手，一时气焰嚣张，高峰时全国土匪以百万记，还有许多反动势力跳出来大肆破坏。但志愿军在朝鲜的辉煌胜利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打了下去，大大加速了匪患的平定和国内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抗美援朝运动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垮，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国家内政外交，仰洋人鼻息。西方列强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国家民族受尽屈辱。到抗日战争，国人八年浴血，临到头来，雅尔塔协定上，“盟友”却拿中国的权益作交易，是怪苏联人野心太大，还是怪“民主自由，主持国际道义”的美国为了少死几个宝贵的美国人就出卖盟友？都有道理，但说到底怪我们自己没本事，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东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时，在豫湘桂战场上面对已是日薄西山，数量只有中方十分之一的日军却一溃千里。人家瞧不起中国，想涮就涮，你还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实力就得受人欺负。
四九年，毛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真正让世人震惊的，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一个百年积弱的民族，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气焰嚣张的超级大国，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有人称赞，有人漫骂，但没有人敢瞧不起，世界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一个世界强国将崛起在东方。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洗去的是百年来蒙在整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捍卫的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骄傲，应该得到全民族最崇高的敬意。志愿军在朝鲜并非完胜，但志愿军无比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高超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彻底改变了世人眼中中国军队的形象，赢得了敌人和朋友的尊敬。志愿军的赫赫军威，新中国领导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绝不低头的骨气，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是国家外交的坚强后盾。不知令多少想占中国便宜，看中国不顺眼的国家不得不三思。弱国无外交，国弱，外交主动权就少，别人有机会就欺负你。军威，是一种威慑，试想当时要是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的表现和在芬兰一样屁，而中国在“九一八”时英勇抵抗并大胜的话，日本后来是“南进”还是“北进”呢？如果中国当时能全歼封锁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菲律宾之流还敢在六七十年代打起南沙的主意吗？
我看过一位台湾的人写的研究中国军事的书，其中对中国军队多有指摘，一付不服气的样子，但其中有一段说中国政权曾经面临极危险的局面：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美第七舰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在其它资料上看到美第七舰队几年内举行过七次针对中国的演习，其中五次带核背景。〕，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印度蠢蠢欲动，要报当日一箭之仇。中国内部正陷于”文化大革命“一片内乱中，但是，面对如此“良机”，作者写道：各方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竟无人敢先行发难。其遗憾之意，无奈之情，跃然纸上，那种酸溜溜的态度，教人又好气又好笑。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好得多了，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矗戴高乐对美国总统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国与国关系好，一种是朋友对朋友，互相尊重，这种尊重绝非出于道义而来源于实力，新中国追求的是这种友好，还有一种是居高临下，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美国和巴拿马就是这样，抗战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也差不离。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是一切要看实用，讲GNP，国际声望，军威，能当饭吃吗？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却是任何一个有骨气的民族所必须的，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就象商家的牌子和信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安全的保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普通，让人常常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千万不要忘了，它们也象水和空气一样重要。诚然，国家的地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一个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仅经过一场战争就成为世界强国，需要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努力，就象一个很饿的人不能只吃一个饼就饱，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说哪第一个饼是浪费的。我们四十多年作了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这些事共同形成了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虽不令人满意，但比四九年是强得太多了。不能因为我们经济工作没搞好就连军事上的成就也成了罪恶，强调发展经济也不能忽视军事，看看坐在金马桶上的科威特人就清楚了。如果因为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尚不令人满意或共产党作过些错事就认定抗美援朝也是错误的，那显然是讲不通的。
有几个问题我想特别讨论一下。中美长期对抗仅仅是因为抗美援朝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抗美援朝是不是非打不可？是否因为某些人的野心而驱使几十万中国老百姓当炮灰？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四九年，那时双方都有接近的动作，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中国也派黄华到南京和他接触。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有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只是一种试探，据说司徒雷登要求中国遵守“中美通商协定”（名字记不准了，反正对中国很不利〕，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提出要求。美国内也分成两派，一派比较现实，承认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另一派“不忘阶级斗争”，要扼杀中国政权，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遗憾的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据说解放军渡江时美国有一个以美军全面介入中国内战的计划，美国多年来一直试图构筑一道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到台湾菲律宾越南的对华包围圈，就在最近还有人作这个梦呢〕。中国邀请司徒雷登借燕京大学校庆到北京一谈，美国政府阻止了司徒雷登，命其归国。
就是中国“一边倒”后，也并没有排斥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可能性，看看当时的文件就很清楚了。中国当时并不想打仗，象毛那样的天才战略家再有野心也不会在那种时候去侵略。解放军制定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还没有作出任何动作，美国就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驻台湾。
这是朝鲜战争中很重要的事件，而容易被许多争论的朋友所忽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就为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跟美国打一仗。如果中国当时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会立即对美宣战的。这也是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一个死结。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构成对中国国防安全的直接威胁，不把美国的气焰打下去，中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心建设经济的环境，东北的这个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将被迫搬迁。国内反动势力会高涨，国际形势也很不利。
周恩来当时说：看来非跟美国人较量一下不可了。地点可能有三个：台湾，越南，朝鲜。在朝鲜打，最有利。抗美援朝，是毛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不是想打，是不得不打，不是为了出风头，管闲事，而驱使士兵手执简陋的武器与敌人拼杀，毛的口号清楚而老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个人野心驱使老百姓当炮灰，而是敌人的威胁，国家民族的利益要求人民作出牺牲，正如同不是罗斯福驱使美国青年牺牲在瓜岛一样。没有哪个野心家会驱使自己的儿子去当炮灰的。共产党比清政府强，他们敢于斗争，共产党比义和团强，他们善于斗争，能够赢得胜利。美军不一定会侵略中国，但把国家安全建立在那样一种基础上是不可能的。俄国为何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并没有说要侵略俄国，大家还是“和平伙伴关系”嘛。那么当时中国忍下来是否就可以和美国友好，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当时可以和你友好，但要你按它的指挥棒跳舞，越忍，它越嚣张，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给卖了，国民党在雅尔塔协定，金门炮战就被卖过。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大国有大国的活法，中国不可能象有些小国家那样借着别人的保护，听别人的摆布，一门心思搞经济。至于中国后来和许多国家关系紧张，是后来的内政外交整个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和抗美援朝没直接关系。
岳飞是古代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烧杀抢掠，遭到宋朝的反抗。从小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有一年，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长江一带交战，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今南京)。不久，他又率军收复了湖北河南一部分失地，大大鼓舞了宋朝军民。可是皇帝宋高宗和奸臣秦桧一心想求和，竟答应向金国称儿称臣，每年进贡，换取可怜的“和平”。岳飞坚决反对，上书皇帝说：和议不可靠，金人不可信，我请求率军北伐，收复失地。
不久，金国果然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进行反击，直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今开封)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wūzhu)哀叹说，这是开仗以来，最惨的败仗啊。他只好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武汉胜利街上有一条小路，名为“郝梦龄路”;伏虎山西北侧山腰间，是“郝梦龄烈士墓园”。94岁的郝慧英曾无数次徜徉在郝梦龄路，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曾无数次到郝梦龄墓祭奠父亲的英魂。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1937年，郝梦龄北上抗日，途经武汉，在家小住。离家前，写下了这封遗书。“3天后，我们到车站送父亲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郝慧英说。
对于父亲急于奔赴抗日战场的心情，郝慧英是理解的。卢沟桥事变后，郝梦龄两次上书请缨，要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他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鼓舞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分还在途中，郝梦龄赶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时，他指挥着部队躲入掩蔽处;炮火一停，便果断出击，用步兵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当时，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战况惨烈。
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当再次夺回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却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点，郝梦龄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时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郝梦龄连中两弹，英勇殉国，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戎马一生，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相处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郝慧英说，“但父亲给我讲过四句话，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这四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清华大学邹圣兰同学：我是湖南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的学生，我打算今年毕业之后去西藏做村官。至于为什么去西藏当村官而不是当记者，我想起您去年给浙大14位同学的那封封回信中说的话。您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因父亲在机关工作，所以我一直是从小城镇长大的，而且从小都只专注于学习，对农村的情况了解甚少。我觉得如果不补上这一课，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记者，所以当我得知西藏大学生村官的报名通知后，我打消了留在京城当记者的念头，打算扎根西藏，在那边踏踏实实地干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
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1940年8月，彭德怀以105个团发起以正太路为主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人，拔掉据点2990个，给敌以沉重打击。我军也伤亡2.2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此役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它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蒋介石致电嘉勉；中共中央书记处赞誉；延安万人大会庆贺，一时间人心大振！
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斗争，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敌陷入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5月，敌以2万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彭德怀与总参谋长左权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火网中突围而出，左权不幸牺牲。此后，彭德怀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坚持敌后斗争。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战直到胜利。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转战陕甘宁地区，解放了西北五省。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于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晚，我志愿军分批跨过鸭绿江。
10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进抵距中朝边境35公里处，有的已占领中国预定防御地区，伪六师甚至已窜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但敌却未发现我军已悄然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彭德怀令志愿军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以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敌军先后抵博川、云山等地时，我各军突然对敌发起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人，重创美军“王牌”美第一骑兵师，把敌人赶回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初战告捷。
狂妄得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我军突然出现在朝鲜，并取得初战的胜利大吃一惊。11月，麦氏以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优良的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令各军后撤30里，示弱于敌，以小部分兵力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之。25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再次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西线敌军被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里所、龙源以北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对敌猛攻，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撤向“三八线”。12月5日，我军收复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路上因车祸身亡。12月24日，东线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美第十军在其海空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逃。
12月31日，彭德怀又发起第三次战役。我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地突然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阵地，敌撤向汉江以南，汉城解放，我军向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前进了80至110公里，然只歼敌1.9万余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敌企图诱我南下，使我后方空虚，将我歼灭。遂断然收兵，停止追击。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收兵，坚持要我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彭德怀听了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这位大使又把事情反应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
果然，敌集中全部兵力于1951年1月27日向我200余公里防御正面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在西线顶住敌人，东线放敌进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到4月21日，我军对敌进行了逐山逐水的顽强抵抗，敌每天平均只前进1.3公里，却付出了7.8万人的代价。为此，被美国朝野誉为“一代战神”的麦克阿瑟成了彭大将军的手下败将，被杜鲁门总统撤了职，不得不卷起铺盖行李回国去了。
4月22日黄昏，随着彭德怀的声一令，我11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1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军在我飓风般的攻势面前，招架不住，不得不向汉城地区撤退。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了我军弱点，即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每次攻击只能维持个把星期，遂改变战术，命美军和南朝鲜军拼死守住汉城。同时调美第一骑兵师加强汉城防御，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火空地带。我军难以活动，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受到重大伤亡。至28日，我军因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彭德怀遂下令停止进攻。5月16日，彭德怀变更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将南朝鲜军合围，歼其大部。此役虽歼敌8.2万余人，但因我军打得远了些，所携粮弹已尽，一时难以补充，且雨季已近，彭德怀遂于21日下令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三八线”转移。
1951年6月，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几经较量，敌感到要想再越“三八线”已不可能，遂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此后，便谈谈、打打，10月，我军粉碎了敌的“秋季攻势”，迫使其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双方实际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11月，我军粉碎敌“金化攻势”，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53年6月，彭德怀返朝，7月13日发起金城反击战，对企图破坏遣俘协议的李承晚伪军以重创，至27日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同日，中朝美三方代表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被誉为国际上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
有一部电视剧叫《大青椒红苹果》，是按真人真事编写的。主人公泉子的生活原型，是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何德泉。何德泉本来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力壮，曾经像很多菜农一样，每天蹬着平板三轮车进城卖菜。
后来，他在改革开放中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看到北京市民吃菜难，他带着伙伴们在大钟寺建起了农贸市场，满足北京市民吃菜的需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建每一个设施，打开每一条销售渠道，增设每一个服务项目，操心、跑腿、磨嘴，连家也顾不上。他做买卖讲求公平，坚决不做坑人骗人的事，所以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市场每天客流十几万人，成交额几亿元，许多外国商人也闻讯而来。何德泉从一个农民成了“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心气更高，说：“我要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标。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首都，难道不应该有个领头的、能反映国家经济规模、现代化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吗？我的目标，就是干这个，值得我干一辈子。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无足轻重，很无所谓……”
何德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心中的大目标迈进，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辈子。
王宠惠法学家王宠惠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 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己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 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1904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 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己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 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 术超过西方”。冯如后来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许多赞美山河的诗，至今被人们传诵。李白的诗，不是单纯写景，而且饱含着他的爱国感情。
李白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为国效力，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他性格直爽，又不愿意巴结权贵，所以一直不被统治者重用，有一次还差点被流放到边塞。他宁肯不做官，宁肯受穷，也不向那些人屈服。于是，他把一腔热情都寄托在奇山丽水之间，把自己化在了祖国美丽的大地上，用诗来赞美，来歌颂。比如他写长江三峡的激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钱塘江的潮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写秦岭的险要：“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
黄河和长江在他的笔下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在李白的诗中，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呀！他正是陶醉在这块土地上，才誓不改志，坦然地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出生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他14岁时只身投奔湘军，4年后脱离旧军队，到长沙粤汉铁路湘局当铁路工人，并在此结识了正在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3月，随校并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期间，他曾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1924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1925年2月，陈赓随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宣传队长。10月，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第一师第四团任连长，后调任蒋介石护卫连连长。华阳战役中，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了险境。东征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特调到身边任侍从参谋。
一天，陈赓从蒋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花名册，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向蒋辞行。蒋竭力挽留，但却坚决要他脱离共产党。然而，陈赓去意已定，蒋介石大失所望，恼怒地说：“你走吧！你只能当你的连长！你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1926年9月，陈赓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2月回国，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并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7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决裂，陈赓随周恩来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会昌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与部队失散。后来，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傅连樟院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他腿上的烂肉挂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来。之后，陈赓经香港到达上海，驻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在宋庆龄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疗下，他多处负伤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陈赓伤未痊愈，就被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在这期间，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遣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从敌特机关内部发展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报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图谋。他还指挥特科红队，惩处了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9月，陈赓离开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任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1月，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攻克黄安。此后，陈赓挥师一路打到潢光，四战四捷，歼敌6万多，显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战斗中，陈赓右腿受了重伤，于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疗。
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严重得多的腿伤。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7年7月，毛泽东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毛泽东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
，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代康
2001年2月14日于海口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越南师长阮少雄：中国陆军十分可怕，与其作战等于去送死！
......当我们终于等到可以抬头还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如潮水一样，汹涌的冲过来。他们冲锋多是散兵无整体队形。一些冲在前面的士兵，被我们的机枪一排一排扫倒。而后面的依旧冲过来。中国陆军是十分可怕的。他们有很多种近战武器。譬如82.5mm无后座力炮。这种被西方世界早已淘汰的武器，在他们手里，却是我们永备火力点的致命杀手。他们的炮兵手，手法快捷，老练。装填，起身标准，击发。动作很连贯。完全不是苏联顾问所称：10年动乱中国没有1支训练像样的部队。另外，就是中国的61mm迫击炮。因为它声音刺耳，因此我们都知道都管他叫：口哨弹。在这些武器的打击下，我们的阵地不到3个小时就是被打垮了。要知道我们第321师是当时在南亚少有的全“美械师”是王牌师啊！美国人进攻我们守的山头配合大量的飞机轰炸还用了7天呢！
我被1颗榴弹片击中左眼。我昏厥了。等我醒来，我拉着医生手问：我的部队那？医生只是哭泣，哭得十分伤心。他回答说：阮上校，你的团仅活着下来72人。天！我的2119团。1450名光荣的战士，仅剩下72人。看看吧，朋友们，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中国军队，我虽然曾经是军人，但是，如果我还是军人，那么在于这样的军队作战，我觉得等于就是叫我们去送死。
但是，能败在这样的强大对手面前，我也是同样感到欣慰。
一个印度人......
不要太相信中国人，他们最善于隐藏自己。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是把我们看成敌人的。他们始终想报复1962年的那次失败。他们也不承认目前的边界，共产党国家是最崇尚武力的，等到他们自认为有实力攻击我们的时候，战争是有可能的，巴基斯坦军队中就有很多的中国顾问，我的父亲是边境陆军的军官，曾经亲眼见过巴基斯坦军队中有黄种人军官，应该是中国的顾问，中国人很聪明，巴基斯坦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向来是听从那些中国顾问的意见，我个人而言，还是十分敬佩中国的，只有他们敢于向联合国挑战。
你知道韩战么？ 我知道那段历史，中国人很能打仗，我们的教授同我们说起韩战历史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不能用62年的中国军队的表现来评价中国军队，那只是他们的边防部队，而我们的军队是著名的王牌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我怀疑，换了他们的王牌军队，我们还能不能战胜他们?中国人刚建国一年，就敢于同十几个联合国家军队对抗，并且占领了半个朝鲜半岛，让人敬佩! 特别是他们的陆军，被美国军队看作是不可挑衅的对手，直到现在，美国人仍旧十分尊重他们的中国陆军。美国人把中国列入世界陆军十强之首。也正是由于韩战，中国才确立了大国地位，我们印度也应该打一次大战来确立地位，而不是整天检阅我们的军队而已。
前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唉！
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出身楚国贵族，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怀王信任。这样就招来一些人的妒嫉。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他的谣，说屈原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怀王就怒而疏远了屈原。
当时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谁能取胜，就由这三国的内政外交的得失来决定。屈原在楚国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如尧舜禹汤时代的社会；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由于怀王疏远了他，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怀王是个昏庸的君主，在秦惠王的离间和诱惑下，接连上当，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再上当。但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的怂恿下还是去了，结果遭到秦国的武力劫持，死在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构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
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报效君王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无日可了，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
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
1997年，廖仲恺从美国旧金山陪同母亲回到祖国。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使他一心想着寻求救国道路，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讲，非常佩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并且兼管财政，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广东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担任财政部次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
1922年6月，他被叛将陈炯明逮捕囚禁，后经夫人何香凝多方营救，8月获释。此后他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会谈。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要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付诸实施。1925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将他暗杀了。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怕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叶飞将军作为“金门炮战”的前敌指挥，介绍了毛泽东在对美斗争中的犹豫与彷徨：
“在北戴河，主席亲自问我：‘那么多炮，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了？’‘能不能避免打不到美国人？’叶飞回答是无法避免。毛泽东考虑了一夜，第二天决定：‘照打’。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美国军事总顾问在炮响后，立即躲进入地下指挥所，保住性命。阵地上的美国顾问，无法逃避密集炮火，被打死两人。美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吭声。此后，美在台湾海峡部署四十多艘军舰，仅航空母舰就有七艘。九月七日为蒋军运输舰组建了一支大护航舰队，从台湾护送蒋舰队到金门。在美军已直接卷入情况下，叶飞请示毛泽东，回答是‘照打不误！’又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美舰主动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结果，这支舰队到达金门料罗湾时，中共炮兵专打蒋舰，不打美舰。‘没想到我们一开炮，美国人丢下蒋舰不顾，掉头便走！’” 。
从叶飞将军的描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美国实力的顾忌。
同样，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表现出犹豫。
史料记载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斯大林很清楚他可能做的是什么。根据档案记录看，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10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人强加于人的意思，他特地在电报的结尾处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尽管毛泽东对必须支援朝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由于领导层的分歧，导致10月2日出现了两封内容相反的回电。
一封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在2日夜里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的一封电报：“……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比较有利。”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美斗争过程中的犹豫与彷徨。
领袖也是人，面对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说“不怕”是假的，但领袖的伟大在于，在重压之下，毛泽东首先有不畏强暴的气概，其次有权衡利弊的通盘考虑。
朝鲜战争，如果中国不参战，美国的的刀锋将直指当时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和不战而降没有区别。
金门炮战，如果有美舰护航就不开炮，那么，以后美舰将肆无忌惮的进出我国近海，中国将再次出现有海无防的局面，也是一个不战而降的结果。
所以领袖权衡利弊，忍辱偷生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领袖最终作出了艰难而正确的抉择。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导师多年斗争经验的总结。
当年领袖的犹豫，源于自己手中没有一张真正的物质上的王牌，除了执政党的凝聚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普通战士的无私和忘我，剩下的就是领袖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勇气了。
对照伟大导师当年的犹豫，大家大概可以理解目前我们“领导核心”的矛盾心理。
对比50年前，我们的王牌有得有失，物质上的王牌有了，如：核武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有力的王牌。但是精神上的王牌是否还握在手上，就难说了。
但无论怎么讲，当代领导人手中的王牌要比伟大领袖的时代现实得多。但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在伟大领袖的时代，美国的势力在亚洲步步后退。而现在，美国的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步步进逼。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现在讲和平多了，讲斗争少了。
就拿美国航母来说，最近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早在1994年，美国航母的反潜机跟踪我国核潜艇，到了1996年，美国航母就开始驶入台湾海峡，到了2004年，就演变成7艘航母搞演习的宏大场面。
美国人其实很狡猾，就象嗜血的野兽一样，他们往往能发现体弱、心虚的猎物。
如果不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迫使美国人给死难的中国人降半旗，给中国政府挣回点面子，美国人不知会搞出什么动静。
伟大领袖早就说过“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话不幸被言中了。
国内的洋奴攻击毛泽东，关键在于毛泽东敢于和美国斗争，并在斗争中摸清了美国的反动派欺软怕硬的本性。
现在，台湾海峡风云变换，我们的领导人拥有前人留下的物质上的“王牌”，就看他们能否聆听伟大导师的教诲，能否找回精神上的王牌，就看他们有无“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了！
作者：阿道夫二世(adaofu2)，转载自中华网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云南的著名企业家缪云台离开祖国，去美国定居了。缪云台一生从事实业，有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可他不想参与政治，所以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担任经济部长的命令，也没有接受共产党让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而是出国了，还加入了美国籍。
可是在美国，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到了晚年。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他回国参观，亲眼见到祖国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这种变化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也是世所罕见的。”四人帮被打倒后，国内政局安定，前途更加光明。已经85岁高龄的缪云台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他说：“我回国定居的目的，最主要是开始新的生活。我虽然年纪老了，可也要参加中国人民新的长征，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去。”
1979年6月，缪云台夫妇回到了北京。到京的第二天，他就到美国驻华使馆声明放弃美国国籍。虽然年事已高，可他凭着丰富的经验，热情地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好建议，心情非常愉快。后来他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又积极参与国事活动，直到以94岁高龄去世。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苏武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侍从。汉武帝时，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贵族，经常派骑兵骚扰汉朝边境，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不但给汉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也威胁到汉朝的封建统治者。汉武帝即位以后，派出军队，多次击败匈奴的进攻。匈奴的首领且鞮单于害怕汉朝军队乘胜追击，就故意装出和好的姿态，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一些。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马上派正直廉洁、有胆有识的苏武，率领张胜、常惠等100多人，带着大批礼物再次出使匈奴。
临行前，汉武帝召见了苏武，亲手把旌节交给他。这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木棍，顶部弯曲的地方挂着一串用毛做成的绒球，表明使节的身份，同时是使臣出使的凭证。苏武接过使节杖，激动地说：“只要我人在，这节杖就不会丢，使命就不会受辱。”
苏武一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匈奴单于居住的地方见到了单于。谁知单于是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见苏武送礼上门，就以为汉朝软弱求饶，所以对苏武及使臣们傲慢无礼，态度专横，苏武忍辱负重，完成了使命，正准备返回长安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几年前，汉朝使者卫律出使匈奴后不久就投降了，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原来的副使虞常对卫律卖身投靠匈奴的做法，一直不满，见到老朋友张胜后，他就和张胜暗中商量，想乘单于出外打猎时，劫持单于的母亲，杀了了卫律。然而正当他们70多人准备起事时，有人告了密。于是单于逮捕了虞常，并想趁机逼迫苏武投降。
卫律奉令威逼苏武投降，遭到严辞拒绝。苏武说：“我是汉朝使者，如果丧失了气节，使国家受到侮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拔出宝剑，向自己身上猛刺，卫律慌忙抱住苏武，夺下剑来，然后找来医生为他包扎伤口。
单于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苏武的爱国气节产生了敬意，他更感到要让苏武投降，为自己创图霸业服务的重要性。他让卫律当着苏武的面审问虞常和张胜。
卫律把苏武叫来，先把虞常一刀砍死，吓得张胜当场表示投降。卫律乘机要挟苏武说：“你的副使都认罪投降了，你作为正使也要治罪。”苏武严正地回答：“我奉命来与匈奴结好，和张胜既非同谋，又非亲属，凭什么治我的罪?”卫律理屈词穷，挥刀要杀苏武。苏武毫不畏惧，迎上前去说：“你要有胆量杀死堂堂汉朝使臣，就快点动手吧!”卫律见硬的不行，就用高官厚禄来劝降，谁知苏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痛骂道：“你背叛了君主和父母亲戚，不知廉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
单于见苏武软硬不吃，又生一计，想用艰苦的生活环境来消磨苏武的爱国意志，诱使他最终投降。于是下令把苏武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等你放的公羊产了奶，你才能回去。”
北海荒无人烟，一年到头白雪皑皑，连鸟兽也很难见到。有时苏武饿得没有办法，就掘开野鼠洞，掏洞里的草料来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节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拿着节杖，重返祖国。天长日久，节杖上的绒毛脱光了，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棍子，但苏武仍视为生命的支柱，连睡觉的时候，都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生活了19年。
公元前81年，汉朝与匈奴几经交涉，匈奴才把苏武及其随员共9人放回长安。长安的老百姓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满头白发的苏武，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光秃秃的“节杖”，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国的北方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但风光奇特，还为人们饲养着牲畜，造福人类。从古到今，有多少志士豪杰歌颂它，赞美它，为它的雄风所倾倒！草原上的赞歌代代流传着。
南北朝时期，北朝东魏有个敕勒（chìlè）人叫斛（hú）律金，是个武将，英勇善战，还性格豪爽，爱唱民歌。有一年，东魏统帅高欢率军和西魏打仗，战事不利，伤亡很多，将士们情绪低落，都低着头闷着声。高欢就对斛律金说：“你给大家唱支歌吧！就唱那支《敕勒歌》！”
“好！我就唱！”斛律金站在将士们面前，放开喉咙唱起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一支非常有名的民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迷人的景色。斛律金当时快60岁了，仍然声音雄壮洪亮。他连唱了几遍，歌声回荡在战场上，给人力量，给人鼓舞，高欢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将士们的情绪又振奋了，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深情。他们怀着这种情感，又杀上了战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欣慰。因他曾在北平居住多年，对这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古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又听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命令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建筑安全无恙，使他深为感动。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热爱，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幅画高1.3米、宽0.6米，为水墨绘成。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张大千在绘制此画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敬重。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真如一曲“水晕墨章”的交响乐。题款为：“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
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颇为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据说，毛泽东很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经常品览。毛泽东逝世后，此画收藏于毛泽东故居。80年代，此画作为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出版。
荷花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一直被喻作“君子之花”，“圣洁之花”。而历代画家最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张大千之所以绘荷花画赠毛泽东，一方面是自比梅、菊之傲霜的风骨；另一方面“将对方拟予了同等的境界”，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极大尊敬和敬重。
现在，国际上文化体育交往特别多。有些运动员和演员在国际比赛和表演中取得了好成绩，得了奖。他们取得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那些心中有祖国的人获得了人们真正的敬意。
50年代，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国内，成为国家队成员。他决心为中国夺取世界冠军，所以训练很刻苦。他常对人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拼搏，争取胜利。1959年，他终于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了对手，为祖国获得了第一个个人世界冠军。然而他还不满足，继续拼搏，后来又为中国第一次取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贡献。当了教练之后，他又率领中国女队第一次取得了团体冠军。这“三个第一”，生动地体现了这位体坛名将为国争光的巨大热情。
羽毛球运动员侯加昌是印尼华侨，球艺十分高超，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可他为发展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回到了祖国。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联的成员，不能参加世界级比赛，侯加昌也就失去了当世界冠军的机会。然而他一心培养青年选手，使他们一个个成了世界冠军。他被称为“无冕之王”，同样为国争了光，受到人们的尊敬。
还有参加国际军事体育比赛的部队选手，克服重重困难，不怕受伤吃苦，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冠军。在1992年，他们又囊括了男女团体、男女个人全部四枚金牌，创造了辉煌的成绩，震惊了国际军事体坛。虽然他们很少被人们提起和被新闻记者注意，可他们为壮国威壮军威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1916年6月，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决定乘船从重庆去上海。 联系船票的人告诉大家，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可供选择：一家是日本人办的，这家轮船公司给每个乘客赠送洋伞；一家是英国人办的，他们给每个乘客赠送床单；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大概是赔了本，没有什么送给乘客。
大家在乘坐哪家船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学主张坐日本人或英国人的船，因为可以得点洋货，开开眼界。 陈毅对大家说：“北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重庆人民也正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爱国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为了贪图一点洋货去坐外国船呢？这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吗?” 大家都觉得陈毅说得句句在理, 一致决定坐中国船去上海。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断了手的，缺了腿的，陆续在北京街道出现了。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再说，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比较注意人民疾苦。
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１４５７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福建省陈嘉庚先生，19世纪末叶怀揣几把花生、几个地瓜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他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成了殷实富有的实业家。但他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没有忘记故乡广大儿童失学、愚昧的不幸。
1913年，他回乡来办起了集美镇第一所小学，让穷苦的孩子都来上学，经费全部甴他负担。接着，他又兴办了幼儿园、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科学校，以及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并且资助了本省其他中小学。他为此把在国家外的所有不动产橡胶园7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50万平方英尺定为“集美学校” 基金。
他曾写文章说，我长时间住在南洋，但心怀祖国，希望为国效力。我衷心期望，集美将成为全世界典型的学区、大学村。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叶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
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
世流芳。
■北伐时他连战连捷，从团长被破格提为少将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当了两天的总司令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药
铺，到南洋打过工。他从小过着贫寒的生活，养成勤俭朴实的作风。7岁时，他上
了刚由私塾改成的小学，15岁时考上了免费的惠州蚕业学校。辛亥年受广州起义
影响，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一次。此后，他感到救国应从军，于1912年考入广东
陆军小学，五年时间逐级升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
。在校期间，他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黑暗的军阀式教育中向
往新思想的光明。 1917年，叶挺回广东后不久参加粤军。1922年，他任孙
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叶挺率部苦战，保护孙
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亲自决定让叶
挺去苏联学习。他先入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翌年，
他又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 1925
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
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叁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
挺担任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
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
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部
队受挫后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
天后，广州起义失败。组织上对叶挺有不适当处分，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后又对其
进行批判。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在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
■"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了！"
叶挺脱党后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
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
战爆发后，他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叶挺激动地
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
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
任军长。 在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用对党外
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两人关系不融洽，国民党乘机挑拨。毛泽东却一直要求项
英等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后，叶挺为顾全大局还是留下工作。1941年
，国民党在皖南围攻新四军军部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
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经中
共中央长期交涉，他于1946年3月获释。 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
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在大雾中撞山遇难。
■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
帅了！"
■毛泽东、朱德等经过长期实践，提出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
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
和探索。
任何一支军队的历史都有着继承性，如同子体都脱胎于母体。尽管1927年8月
1日的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正式诞生日，但此前的叶挺独立团已经奠
定了组织基础，而北伐时期在武昌城下等一系列血战中也已积累了战争经验。
叶挺从军的时代，正是中国军事制度的新旧交替之际。在他的同学大都为军
阀服务的时候，他却把才能献给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事业---他使军事与最
先进的政党相结合。 应该承认，叶挺从正规军校中没有学到适合共产党军
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作战时硬打硬拼吃了亏。这在
全党都缺乏军事经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苛求前人。毛泽东、朱德等后来经过长
期实践，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
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和探索。讲人民军队的建设，不能
忘记这位虽然只正式当过两天"总司令"、未等到授元帅衔就不幸遇难的北伐名将。
■陈炯明叛变时，叶挺手持一支"花机关枪"，为当时已怀孕的宋庆龄杀出一
条血路
■北伐时有人说："打仗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
叶挺从小就喜好练拳习武，此后又是多所军校的正规科班出身。他不仅精通
陆军业务，作战时还身先士卒。1923年，陈炯明进攻广州总统府时，叶挺率兵先
掩护孙中山脱险，随后亲自手持一支"花机关枪"（即冲锋枪）扫射叛军，为已怀
孕的宋庆龄突围打开通路。 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双方部队火力均不强，叶
挺强调遇敌后就猛烈射击，然后迅速冲进敌阵将其打乱，乘其未及整顿再长途追
击，后来总结成"猛打、猛冲、猛追"。他鼓励部队向前冲，对那些临阵退缩者毫
不留情地执行战场纪律。当时，一些学生兵上了战场怯场，别人都告诫说："打仗
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后来的红军一向能以少胜多，其中继承了叶挺
铁军的这种战斗精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叶挺被押往重庆时，手持一盏油灯，他说这是因为"天还未明"
■叶挺遇难，毛泽东伤感不已，将其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
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叶挺救过孙中山夫妇，又是北伐名将，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盛誉。国民党一
再拉他，而且许以高官厚禄，但走上革命道路后的叶挺，从没向国民党的威逼和
利诱屈服过；另外，虽然叶挺在党内受过委屈，也走过弯路，但依然执着着自己
的理想和追求。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押。随后，他被解往上饶
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他为表示抗议拒绝理发。一年多后，
蒋介石认为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据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
沈醉记载，叶挺下飞机时头发胡子都很长，手持一盏油灯。别人问白日为何举灯
，叶挺回答说天还未明，对国民党的黑暗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叶挺先被送
进"优待室"，蒋介石当面劝他"悔过"，陈诚还许以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挺断
然拒绝，只要求释放被囚的新四军人员。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把他关入"中美合作
所"单独监禁。后来，叶挺曾在特务监视下被流放到恩施、桂林等地，对国民党给
的钱拒绝领取，只向朋友借生活费，并说明将来共产党会归还。有的国民党高官
到监房探问他日后想干什么，叶挺说，如果能恢复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中共
中央恢复我的党籍"。他出狱时，解放军各战区都发来贺电。可惜一个月后，叶挺
与夫人及一子一女不幸遇难。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
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囚歌》
叶挺被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威胁利诱全然不理，于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
房壁上，大书一首《囚歌》，以表心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
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
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
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国防大学 余利 徐焰)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彭雪枫将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投身革命20年，他不但率部在中原地区多次打退日军的“围剿”，还组建了新四军骑兵团、成立了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并且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拂晓报》。
彭将军“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十几天以来，我们过的是昼伏夜出的生活，恢复了路西时代的游击战了，白天隐蔽封锁消息，夜晚行动，爬山涉水，淮河已经来往渡了三次，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与敌人对比，不能不采取游击战术，这一次在战略上是胜利的，打破了敌人包围合击聚歼的计划，主力部队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在敌后尽力扰袭，使敌人顾前而又顾后，疲于奔命。
这是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写给妻子林颖的信。
彭雪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战功卓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挺进敌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采用平原游击战战术，带领队伍在敌人的包围中生存下来，还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让敌人不得安宁。采取这样的战术，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此前，彭雪枫就曾经在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军处此敌人倾力压境的关头下，唯一战略方针及战术原则，应以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支队(如八路)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动作，必可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敌后方联络线长，故极空虚，我游击支队如入无人之境，且受群众之热烈欢迎。胜利虽小，但积之成多即为大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彭雪枫率部一面和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作斗争，一面广泛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1942年11月，日伪军集结重兵，对淮北苏皖边区发动大扫荡。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赢得了“三十三天反扫荡”的胜利，成为根据地反扫荡的经典战例。在给妻子的信中，彭雪枫也忍不住要分享胜利的喜悦。
反扫荡战斗共三十三天，我们完全胜利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及后方勤务机关人员、资材，均无损失，诚为幸事!老百姓欢喜非常，都说新四军是诸葛亮，计谋高，打仗好。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中原河山大片沦陷。8月，彭雪枫率领部队收复豫皖苏根据地。在出征前，彭雪枫说，“豫皖苏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室子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和敌伪军消灭掉。为了路西倚门东望的父老乡亲，我们就是战死疆场，也心甘情愿。”
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彭雪枫，被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当时，他的妻子林颖很快就要临产，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从党中央，到身边的战友，所有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彭雪枫牺牲后，林颖生下了她和彭雪枫唯一的儿子小枫。
可想而知，一面忍着战友牺牲的巨大悲痛，一面还要在战友的亲人面前瞒着消息，一定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也让后人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在烽火岁月中凝结的情谊。彭雪枫牺牲之后，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的陈毅，曾经无比痛心地写下了着名的诗篇——《哭彭八首》。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牺牲后，淮北群众自发摆设128处祭桌。置炉香、清水和明镜于其上，取义清如水、明如镜。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XX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我国有个大翻译家叫傅雷，才华超群，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了中文。他为人正直，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可是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了。他的儿子傅聪是个钢琴家，后来到了国外。这也成了傅家的一条“罪状”。受到父兄问题的影响，傅雷的小儿子傅敏，一直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
“文革”结束后，1979年，傅敏自费到英国探亲、留学。有人就议论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有亲戚在国外，这些年在国内不舒畅，这次出国，肯定会在国外找个工作，不回来了。可是一年多以后，傅敏不但回来了，而且继续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他带回的东西很多，可没有什么高级消费品，而是书籍和资料，作为教学时的参考。
有人问他的想法，他说：“我从没有不回来的念头。我父亲是爱国者，对我有很大影响。国外条件虽然好，但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像个浮萍。我一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学生就急着想回来。这里有些条件虽然不如国外，可有我的事业。我离不开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
1940年2月，在风雪弥漫、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大森林里，东北抗联杨靖宇同志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身负重伤隐蔽在树洞里。他只身一人，边打边走。
他刚到黑龙江濛江县保安屯附近，就被敌人的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去。杨靖宇选择了一棵大树作掩护，拔出两支短枪，左右手同时向敌人射击，独身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他打回去了，一批批的敌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杨靖宇身负重伤，枪里也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坚强挺起高大身躯，深情注视祖国壮丽河山，用热血和生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把他的遗体运到医院解剖，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靖宇就是靠吃这些东西，坚持战斗的。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俩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
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的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是她们却被敌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为弘扬八女先烈的精神，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冷云一家
冷云与吉乃臣一同到抗联后，真的结为夫妻。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个女孩，丈夫却已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西征前，她强忍悲痛，把仅两个月的女儿送给依兰县土城子的一对朝鲜夫妇抚养。解放后，战友们曾去寻找烈士遗孤，却已不见那对夫妇，在战乱的年代中也许已死，也许回到朝鲜，也许迁移他乡了。今天如果那个女儿还活着，也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外公毛泽东及他的两位夫人为中国革命失去过6个儿女。其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贺子珍的骨肉。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红军队伍又要开拔，我的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庭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4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
更让外公伤心的是，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小毛毛付出了生命代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李敏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身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近20多年来，倒是没有听说再寻访出 "小毛毛"。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据长征时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的一间小草屋里。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必武)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还放了三十块大洋。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在白沙河边长榜上，收留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300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
转自：博客中国
1465年4月，多铎统领十几万清兵，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朝抗清统帅史可法组织军民奋起抗击。多铎给史可法发出5封劝降信，史可法只字不看，全部投进火里烧掉了。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不幸被俘。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你已为明朝尽了忠义，该接受我大清的重任，为我们收抚江南一带了吧！”史可法怒不可遏地答道：“我是大明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屈！” 多铎又施奸计：“史先生不必太固执，只要你帮我的忙，马上可以给您高官厚禄。”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史可法决不投降！”多铎恶狠狠地说：“史先生既然一定要做个忠臣，那就只好成全你的名节了！”遂将史可法杀害。史可法以身殉国，当时年仅43岁。
苏步青，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
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 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
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龙陵是滇缅公路上的交通枢纽，二战中是抗战的大后方。据考证，在敌占区的滇西，日军共设立慰安所多达30余个，龙陵县境内现存10个慰安所遗址。战争期间，全世界至少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可她们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都很悲惨。
由于对大一沙龙模式满意，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杨家宅娱乐所开业了。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从那以后，源源不断的外籍女子被迫踏上这条不归路。图为朝鲜慰安妇，美军禁止出入
悲情人生
被日军强征到前线供淫乐
据了解，首批到达该慰安所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10人是日本的女子挺身队队员，另外的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自此，该慰安所伴随着日军的入侵到溃败存续了两年多时间。
其间的1943年8月，从芒市调换来了一批慰安妇共20人，其中有15名朝鲜人、3名中国台湾人、两名日本人。1943年11月，这里的慰安妇除患病的外，全部被交换到腾冲。
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慰安所长期住有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强征而来的大批慰安妇，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地供日军官兵淫乐。
龙陵县史志委原主任陈景东说，该慰安所先后有60多名慰安妇驻扎，正常情况下，该慰安所有慰安妇15~20人，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5~6人，特殊情况下，接待日军10余人。
展馆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介绍到，日军曾将腾冲和龙陵的慰安妇集中到这里轮训。这里俨然成了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该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馆内还根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还原了一架当时对慰安妇定期进行体检的检查台。
悲苦经历 辛辛苦苦攒钱最后成废纸 龙陵县文管所所长张国阳告诉记者，慰安妇在当性奴隶期间，根据不同地方的人将其分为三等，其中一等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这些都是为日军军官服务的，也有少量立过战功的士兵获奖励后能得到日本慰安妇的召见；第二等是朝鲜的，除了服侍军官外也向士兵开放，但所获酬劳要高于普通慰安妇；第三等是从东南亚及中国当地抓来的，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要接待5~7名日军士兵，有的甚至每天接待人次多达近20人，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张国阳说，根据考证日军在占领滇西期间曾发行了大量的伪币金圆券，慰安妇每接待一个士兵，慰安所都要收取一定费用，出台的慰安妇则根据收成有不同的提成，或一元、三元、五元不等，得到提成后，有些“生意”好的慰安妇还能攒下来很多钱。“但是，这些慰安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最后都变成了一团废纸。” 张国阳说，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这些慰安妇平日里只是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不掉几个钱。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攒了很多钱，可由于战争结束，这些日元已不再发行，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分文不值。 悲惨结局 被枪杀或强制服毒自杀 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在收复滇西国土的战斗中，以10万人马围攻龙陵县城，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几乎全部被日军押到观音寺脚下汤家沟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只有少部分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 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 这些慰安妇在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历史后，只有很少的慰安妇成功逃脱或获救，据陈景东介绍，这部分慰安妇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一个是逃跑的，一个是在战争结束时被俘虏的，但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黄继光，
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名字，
为了祖国的荣誉，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那是在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黄继光所在部队在进攻597.9高地主峰的时候，
遇到了敌人几个火力点的压制不能前进，
战士们屡次突击，伤亡惨重，但都被挡了回来；
眼看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天快要亮了，
如再拿不下火力点，攻下主峰，
我军的战果将全部丧失，
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
他——黄继光，毅然挺身而出，
满怀必胜的信念，
带着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几个火力点被摧毁了，
但还有一个射孔的机枪在疯狂扫射，
这时，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受伤了，
手雷掷完了，黄继光自己身体也多处受伤，
在这枪林弹雨中，
面对这重重的困难，
黄继光用尽全力，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毅然顽强地爬向火力点，
在接近火力点不到10米的时候，
我们的英雄勇敢地站起来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和振奋啊！
这时，黄继光仿佛感觉到，他的身后，
战士们正急切地看着他，
祖国人民在注视着他，
朝鲜人民在盼着他；
只见他像钢铁巨人一般，
慢慢地向火力点靠近，
奋不顾身地向火力点扑过去，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火力点拿下了，
任务完成了，
上甘岭战役胜利了，
但我们的英雄却壮烈牺牲了。
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
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他的光辉事迹，
谱写了一曲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赞歌；
他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
闪烁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一个人，一支枪，三颗手雷，竟将美骑二师堵截整整八个小时
１９５１年夏，来自四川江津的志愿军战士谭秉云，在朝鲜战场上陡然成为传奇式的英雄。
那一年的５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利用志愿军前突太猛，战线延伸太长的机会，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猖狂北犯，企图与一支巳突破我军北汉江防线的摩托化部队会合，以斩断江南我军后撤之路。
在东京，麦克阿瑟叼着烟斗骄横地向记者宣称，他正在创造出又一个“仁川登陆”似的辉煌战例，而这一次吃亏的，不是北朝鲜人，而是中国人。战局的确巳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尚在北汉江以南的我军大部队、机关、后勤奉命火速北撤，以免被敌人包了“饺子。敌机疯狂轰炸，江面上无法搭桥，人多舟少，战士们只好就地砍伐树木，用绳子连成长串横置江面，会水的游向北岸，不会水的则抱着圆木，“爬”过北汉江。
为确保南岸我军安全渡江，谭秉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七军某部从东线星夜疾进，赶到金化东南四十公里处的三九０高地，紧急构筑工事，以阻击进犯之敌。他们的任务简单而明白：不惜一切代价，为大部队安全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５月２４日这天傍晚，班长谭秉云带着新战士毛和在三九０高地下面的公路旁边挖好了散兵坑。这地形是谭秉云精心选择的，这一段公路很窄，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山岩。河岸和岩壁都很陡峭，打坏敌人一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很容易被堵塞。作为一班之长,谭秉云深知这次阻击任务的重大意义。赶到三九０高地后，他立带领全班战士到指定地点构筑工事。稍后，他又把其余战士留在山腰上的战壕里打掩护，自己则带着毛和下了公路。谭秉云睁着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公路尽头处的动静。只见远处的天幕上，掠动阒一道道光柱。不一会儿，随着光柱越来越来越近，轰响声也越来越大。有一道光柱穿过前面的一片树林，射到了隐蔽着千军万马的三九0高地上，再从高地移向河面，又突然移到了谭秉云藏身的地方。幸亏他早巳用树枝将自己隐蔽好，敌人看不见他。从树叶的缝隙望出去,光柱一道连着一道，数不清有多少，在公路上不停地晃动，一个个庞然大物从远处疾驰而来。远看，仿佛扭动着一条巨大的铁锁链。公路上尘土冲天，把那一道道光柱也染成了橙黄色。
“班长，看清了吗？有多少辆坦克？”新战士毛和紧张地问。
“还看不清楚，”谭秉云从腰间取下一个手雷递给毛和说道，“我先上，你在这里掩护。”
这时，从轰响的引擎声巳经分辨得出履带的铿锵声，车上的光柱还直直地射到了隐蔽着班里战友的半山腰上。谭秉云离开用树枝遮挡着的散兵坑，在灌木丛中向前爬去。坦克越来越近。谭秉云虽然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但打坦克比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坦克离他不到二十米了，他一动不动；十五米了，他直起身单腿跪地，右手紧握着手雷，左手食指套在插圈里，继续耐心地等待着。
坦克每前进一米，毛和与山腰上的战友们心里就揪紧几分。五米，三米，终于，战友们看见谭秉云手一扬，手雷疾速飞出，成弧线向当头的坦克砸去。“轰！”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团滚烫的气流猛扑到谭秉云脸上。他定睛一看，气人，吃了他一手雷的坦克并没有被打“死”，它的前灯被炸烂了，一边胡乱地打炮，一边继续往前爬，很快便从谭秉云面前驶过去了。谭秉云这一下急了，放它过去，万万不能！他不顾死活地冲上公路，甩开大步猛追坦克，对准它的屁股扔出了第二颗手雷。他还没来得及卧倒，猛烈的爆炸声中，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额头。眼前一黑，他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公路上。
“班长！班长！”毛和飞跑上公路，抱住谭秉云大声叫喊。
谭秉云的眼前糊满了额头上淌下的鲜血，热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用衣袖擦着眼睛、额头，焦急地问：“坦克呢？坦克呢？”
“完啦，坦克巳经报销了！”
一听这话，谭秉云才松了口气。毛和掏出急救包，就往谭秉云头上缠。这时，一串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开。谭秉云一把推开毛和，急声叫道：“快，快打第二辆！打，打！”
他提着枪摇摇晃晃地奔下公路，沿着路边的小沟，向迎面逼近的第二辆坦克冲去。这一动弹，鲜血又从扎紧的绷带里渗了出来，顺着脸颊流淌。谭秉云顾不得抹一下血，靠着还能看见的右眼，将最后一颗手雷向坦克掷去，眼前霎时冲腾起一团巨大的烟火，坦克“吱”地嘶叫了一声，骤然停下了，但马达还在轰轰地响着，炮口还在喷吐着火光。谭秉云一个翻身滚到公路上，端起自动步枪向着坦克扫射。他知道此时自己只有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毛和才有机会靠上前去将坦克收拾掉。果然，敌人转动炮塔，炮弹、机关枪子弹一齐向谭秉云打来。趁这时候，毛和绕到坦克后面扔出手雷，将坦克炸毁。
谭秉云跑上公路，看见后面的一长串坦克正拼命倒车逃跑。这时，毛和突然惊叫起来：“班长，人，人！”谭秉云蓦地回头，看见从巳被炸毁的第二辆坦克顶部钻出来一个美国兵。这家伙真是奇怪，双手下垂，脑袋顾耷拉在胸前，身子却还在蠕动。谭秉云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障眼法，这分明是坦克里的敌人顶出来的一具死尸。谭秉云没等尸体落下来，一把抓住坦克上的凹形铁环登了上去。尸体刚从他身边滑落下来，他端起自动步枪，顺着炮塔顶上的天门盖往里送进去，“嗒嗒嗒嗒”便是一梭子。坦克里发出几声哀嚎，随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谭秉云站在坦克上向南望去，敌人的其它坦克巳经跑得老远了。他回到散兵坑里，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时，才感觉到脑袋重得像磨盘，里面好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在咬，伸手抹抹脸，满手是粘稠的血。绷带巳经没有了，什么时候掉的，他全然不知。毛和单腿跪地，再一次将班长头上的伤口包扎好。
天巳经放亮了，一轮红日从高高的雪岳山后露出脸来。美机开始对三九0高地进行狂轰滥炸，山头上碎石泥块飞溅，浓浓的硝烟尘土铺天盖地笼罩了公路。
毛和巳经被谭秉云派回去要手雷去了，这段与敌最近的公路上只有谭秉云一个人。
这时，一辆篷吉普车从北面疾驰而来吉普车不断地鸣响着喇叭，好像是叫那辆巳被谭秉云打“死”的坦克让开道。谭秉云见车身上涂着醒目的白星徽，驾驶员穿着暗绿色的美军制服，戴着刚盔，估计这一定是前两天突破我军防线的敌人，企图与这支进攻的装甲部队联络。他睁着一只露在绷带外面的眼睛，端起自动步枪，瞄准汽车狠狠地打了一个“快放”。方向盘前面的玻璃碎了，驾驶员猛地歪倒在座位上。
刚才汽车不断地鸣喇叭，倒把谭秉云提醒了，眼下这段公路巳经被堵塞住了，其余的坦克不会轻易进到这里，要收拾它们，必须到前面去截击。于是他走上公路，向南而去。走了大约一百多米，他看中了路边一处地形。这里，一边是山岩，一边是陡坡，陡坡接近路面的地方长着一笼笼密密簇簇的野葡萄，躲在里面，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到南面公路上的动静。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转身回到了原来的散兵坑。
正巧，毛和带着手雷回来了。不一会儿，排长也从阵地上下来，隔着老远便大声嚷；“谭秉云，毛和说你挂彩了，你快下去，我派别人来换你。”
“不碍事的，我能坚持。排长，我巳经打出窍门来了，手雷往屁股上砸，没一个瞎的。”
“不行，谭秉云，我看你伤得不轻，还是快下去。”排长见谭秉云头上的绷带血糊糊的，很替他担心。
谭秉云对毛和发脾气：“你这小家伙，我叫你去领手雷，怎么告我的状？”
毛和也劝他：“班长，你下去吧，打坦克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你们这是咋搞起的嘛？我不就擦破了一点皮，有啥子关系？”谭秉云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表示他伤得真的不重。排长见谭秉云执意不下火线，只好勉强地点点头，叮嘱他几句，往阵地上去了。
排长一走，谭秉云对毛和说：“我到前边去埋伏，你留在这里警戒北边。”
毛和往北一看，叫道：“班长，怎么又多了辆汽车？”
谭秉云说：“你叫啥子，那是辆死东西。”
没有掩体，没有堑壕，没有一门火炮支援，谭秉云趴在野葡萄丛里，双眼注视着公路前方。他尚未意识到历史巳经选择了他，由他来创造一个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的奇迹，一个人，一支枪，三颗手雷，将要对付的是美军的重坦克群！这绝对让人难以置信而又是确凿无疑怕事实。很奇怪，作为一名普通中国士兵的谭秉云，此时境无一点畏怯与不安，当然也更想不到他正在创造奇迹，正在和即将创造的奇迹必然会为他以及他的民族带来一片辉煌！
谭秉云的心里很实在，他估计敌人不容易发现他，即使被发现了，这里也是一个死角，炮弹、子弹打不着他，想用履带压他也不可能，坦克只要一离开公路，稍不小心，就会顺着陡坡滚下河去。他感到很困很饿，便拧开水壶，从挎包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吃了起来。此时，偌大的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硝烟早巳散去，太阳斜挂在空中，天空蓝得耀眼。睡意阵阵袭来，扰得他上下眼皮直打架。唉，要能闭上眼睡它一觉就好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伤痛、疲乏进行着斗争，使自己的意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醒。敌人的坦克却迟迟没有动静。太阳升高了，天气异常闷热。谭秉云解开风纪扣，摘下一片野葡萄叶扇着脸。
忽然，路面开始了颤抖。他兀地激动起来，狗东西，这帮送死的家伙终于来了！他丢下葡萄叶，将一颗手雷攥在手中。
不一会儿，一串坦克拉开十来米的距离，“嘎嘎啦啦”地碾了过来。炮声轰鸣，炮筒像伸出壳外的乌龟脖子，左右转动，喷射出一团团火光。很快，坦克高大的黑影投射到了野葡萄丛上，葡萄藤在摇晃，土地在颤抖。他扒开葡萄藤，爬到前面的公路边上，拔出手雷上的插销，将手雷向巳经从他面前驰过的第一辆坦克的尾部掷去。当手雷还在空中打滚的时候，他巳经飞快地回到了葡萄丛中。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紧跟着山谷里骤然发出一长串炸鞭炮般的声响。他探头望去，坦克浑身冒火，炮弹、子弹在肚子里“啪啪”地爆炸开了。公路上一片混乱，所有的坦克都拼命地倒车，大炮机枪无目标地一阵乱射。
美军装甲部队北进的道路被谭秉云成功地堵住了，他那满是鲜血与灰尘的脸上浮现出骄傲的微笑。或许，谭秉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他所创下的奇迹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月后，在志愿军英模大会上，二十七军军长邱会作紧握着他的手说：“谭秉云呀谭秉云，你这位孤胆英雄，是天下最大的救命菩萨呀！你把美二骑兵师堵住了八个钟头，我们的大批同志才得以安全地撤过北汉江啊！”
邱会作军长当即叫出曾政委，两位军首长一左一右，谭秉云居中，三人照了一张相。
谭秉云的英雄故事，上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被绘制成以志愿军英雄人物为主人翁的系列连环画，《反坦克英雄谭秉云》一书，在儿童中广为传颂。
谭秉云从不以英雄自居，几十年后，朝鲜政府和人民却没有忘记他
英雄自有英雄本色，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闪光。
那是70年代初期，重庆江津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外，经常会见到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人拉着一架板车，板车上放着一个深色的木匣子。来到太平间，他和助手利索将尸体整理好，抬进木匣子，然后他操中杠，将尸体往城郊的火葬场拉去。县城的人只要一见这人拉的这架板车，便惊恐地远远躲开，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这人不拉车，有人走过他身边也要捂住鼻子，似乎这老头身上有什么令人作呕的气味。县医院离火葬场有4公里远近，路面凹凸不平，坡陡弯急，一有汽车开过，便尘土飞扬，拉尸体的老头儿，时常是汗水淋淋，气喘吁吁，满面尘灰。如果遇上下雨天，则是满身泥泞。拉着车，不时他又停下，用毛巾擦把汗，喘几口气，并时时用拳头狠狠砸几下腰部，砸出“嘣嘣”的金属声。
这位老人拉着板车，咬着牙忍受着身上的伤痛，忍受着烈日或寒冷的煎熬，忍受着世俗的轻蔑目光，还要面对着亲人朋友们的不理解。“拉死人的那个老头，肯定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再不就是穷慌了找不到饭吃！”路人纷纷这样猜测和议论，还有人把他看作“下九流”，刻薄的语言时时钻进他的耳朵，他却从不与任何人争辩，最多只是宽厚地苦笑一下。
这位成天和死人打交道的老人正是时任江津县民政局副局长的谭秉云……共和国的特等功臣、一级反坦克英雄。
《志愿军英雄传》与《抗美援朝英雄纪念集》均载：“谭秉云，四川省江津县人……在金化东南三九0高地阻击敌人，战功卓著。以手雷击毁敌人坦克三辆，打退敌人坦克群的进攻，阻止敌人八个钟头未敢前进一步，对部队、机关、后勤的安全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1951年9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民机关特决定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1952年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谭秉云于1923年11月13日生于江津县白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他给人放羊、放牛和打长工，受尽剥削和凌辱，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生活。1948年12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他不畏艰险跳进河里为突击部队推船架桥，在激烈的战斗中顽强地战斗了几个昼夜，荣立了三等功。1950年，谭秉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进入朝鲜，由于他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受伤不下火线，殊死坚守阵地，又荣立了两次三等功。这年5月，在战斗中负伤的谭秉云，带着身上的两块弹片，又重返战斗前线，终于在金化一战中成为名贯全军的大英雄。
党和人民钟爱着自己的杰出儿子，谭秉云成为大英雄以后，荣誉接踵而来。1951年9月下旬，他参加“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国观礼。2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英模代表，并同谭秉云亲切握手交谈。10月1日，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摩了广场上举行的国庆盛典。10月3日，他作为观礼团的代表，又出席了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军队领导人为英雄们举行的酒会，聂帅听说谭秉云和他同是江津老乡，对他分外亲切，和他拉起了“乡弹”。开国元勋们一个个依次向他敬酒。此后，他又应中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的邀请前去作报告。1952年夏天，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陪同下，在志愿军总部接见了他，他受到了金日成的高度赞誉。
可是，一年多以后，生活却给谭秉云开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玩笑”。
1953年一个寒风凛冽，梅花笑开的日子，谭秉云回到了他阔别巳久的家乡。他的年迈的父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巳经搬到了白沙镇上居住。
建国初期的川东，交通不畅，消息也非常闭塞，家乡人民居然不知道这位谭秉云巳经成了全国有名的大英雄。英雄跨进家门的时候，正值县房管所的两名干部登门向他母亲催讨房租。因谭母无钱，巳经拖欠逾时，两位干部的脸色煞是难看。谭秉云赶紧拿出转业费，这才将他们打发走了。
到家的第三天，谭秉云上街打酱油，碰上了一个在县委机关工作的朋友。朋友问《人民日报》上登载的那位反坦克英雄谭秉云是不是他。这一下惊动了县领导，但他们居然不敢相信，担心遇上了骗子。县领导把谭秉云请到县里，验看了证件、勋章，为小心起见，又发电报到浙江金华谭秉云所在部队核实。部队很快回电，证实反坦克英雄谭秉云就是江津的谭秉云。
于是，江津沸腾起来。县政府在广场上为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县长亲自为英雄戴上了大红花。
谭秉云是1948年淮海战役时参军的，任过班长、排长，荣立过三等功三次，四等功五次。转业回乡后，任过公安局副股长，民政局科长、副局长。其间，他也跌过一个大跟斗。
1960年，整个中国在挨饿。这年的12月初，谭秉云科长带着民政干部们到长江北岸的油溪镇去开会，会间，有人提议为在家改善一下伙食，弄点雷管炸药到长江里去炸鱼。谭秉云同意了，而且还提供了雷管炸药。谁知，却发生了炸药罐提前爆炸的事件，三名前去炸鱼的干部一死二伤。谭秉云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他当时正在开会，没参予炸鱼，可谭秉云却不吭声，认了，带着家人从热闹的县城搬到了离城100多里之外的丹凤乡，担任民政局下属的一个耐火材料厂的厂长。
走遍天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比他更“可怜”、更辛苦的厂长了。他吃在厂里，住在厂里，干在厂里，他这个厂长把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垒在了自己头上不算，甚至还长期顶着掏灰工的活。“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进厂买材料的，都把他当成个“掏灰工”了……
在担任江津县民政局科长和副局长期间，他长期呆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道建起了全县第一个火葬场。在开工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工人因为胆怯，不敢去接触尸体，更不要说为死者穿衣、整容、搬运了。谭秉云便套上围腰，亲自拉着板车去县院运回尸体，亲自动手把尸体搬进烧尸炉里，并让工人们站在一边看他怎样操作。
可要将几千年的风俗改变，又谈何容易！在当时，人们谈火葬而色变。面对种种阻力，作为民政科长的谭秉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宣传火葬，他忍受着高血压、肺气肿、胃溃疡等七八种病痛和战争留在他身上的伤痛折磨，走街窜巷，爬山涉水，向群众宣传，谁家死了人，他经常是亲自登门作工作，工作作通了，他亲自将死者搬上板车拉走。工作作不通，弄不好还要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的，偶尔还会向他动拳头。更有甚者，有时尸体拉到半路或拉回了火葬场，家属反悔，又追来再弄回去土葬。
过春节了，在这家家团圆的日子里，地处荒郊的这个特殊的场所显得阴森恐怖，职工们害怕一个人值班，谭秉云于是一人独伴孤灯守场，让场里的职工全回家团聚。而他家中，妻子儿女同样也在盼着他回家过年……
谭秉云好几年都在这种艰难而尴尬的境况下强撑着。直到后来人大为“殡葬改革”正式立了法，成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这项移风易俗利国利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后来，他又担任过县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可无论职务是升是降，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抱准一个态度，绝不居功自傲，绝不给组织讲任何条件，提任何要求，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1983年春，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我今年巳经59岁了，自参加工作到现在，虽然巳工作30多年，但因文化水平低，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自己感到很惭愧。我头部负过伤，工作起来感到困难，在领导岗位上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再呆下去，只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特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提前离休……”组织部的领导传阅了这封信，不少同志读得眼睛发潮――这与那些伸手要官要权、或拿钱买官买权，惟恐自己吃了点亏的干部相比，反差是多么的强烈啊！
离休后的老英雄，并未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爱和情转移到了发那些缺胳膊少腿、耳聋口哑、呆傻无依的残疾人和孤儿身上。每逢节日，他都要撇下自己的亲人，到孤儿院里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年过花甲的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捉迷藏，为福利院和孤儿们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给那些不具备正常人体能和技能的残疾人谋一条自立之路，他还带着一帮残疾人前往白沙，找到镇上著的“何板鸭”，请求“何板鸭”收下他和这帮残疾人为徒弟。“何板鸭”感动不巳，对谭秉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老英雄有共产党养着，衣食无忧，还为这些残疾人操劳受累，我这个个体户，还能不帮忙吗？教，就冲着你这老英雄的面子，我一分钱不收，白教！”
谭秉云是国际主义英雄，他的英雄形像屹立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事迹，记载在中、朝两国的史籍上。朝鲜战争结束20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专门向中国政府提出要见反坦克英雄谭秉云。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老四野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主席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有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勐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银川登陆一样，将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乾净的消灭了，无一倖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次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主要是在欧洲和美洲，虽然并没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犹太人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民族。
德国大诗人海涅就是个犹太人。他写的诗充满爱国激情，但是有些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对他抱有成见。有一段时间，他在公共场合常遭到一些无耻之徒的侮辱和攻击。
有一天，在一个晚会上，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对他说：“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发出了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竟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看来，只有你我一起去那个岛上，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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